【人物简介】

      王新兰（1924-），原名王心兰，四川宣汉人，开国上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萧华的夫人。1933年9月参加红军。历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政治部宣传队队员、宣传队分队长。193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选派到中共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学习。1938年5月，被分配到新华通讯社国际新闻台实习。1939年11月与萧华结婚，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报务员，后任一一五师政治新闻台报务主任、台长，辽东军区司令部机要秘书兼电台台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总政治部机要科副科长、专家室主任（其间进入俄语学院进修3年）。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后转业到交通部，先后任干部科科长、外事处处长。1959年回到总政治部，先后任秘书处副处长、军委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和总政治部主任办公室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被非法关押3年，“文化大革命”后任兰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1985年底以正军职待遇从军委办公厅离休。

小小女娃要参军

我的母亲王新兰，原名王心兰（参加红军后自己改名王新兰），1924年6月出生在四川宣汉县清溪镇王家坝村。外公叫王天保，是清朝末年的贡生，人称“王二贡爷”。外婆共生了12个子女，母亲是最小的女儿。

1933年，母亲的家人不是参加红军就是随苏维埃政府一起转移了，家里只剩下9岁的母亲，母亲哭着喊着要当红军。已经在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当宣传员的十姨（母亲的十姐）王心国只好把她领到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徐立清跟前，说她要参军。徐立清笑着打量了一下这个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小女孩，叹了口气说：“你太小了，还是找一个亲戚家避一段时间再说吧。”母亲的眼泪扑簌簌流下来。十姨在一旁替她求情说：“白匪来了，和红军沾边的都得杀，留下她来不是等着让白匪杀吗？就让她跟着红军走吧，我晓得她太小，没法子，能活下来就活，活不下来就……”十姨说着，眼泪也流了出来，“她小是小，却懂事，不会给队伍添麻烦的。”徐立清想了一阵子，击一下掌，说：“你，红军收下了。”母亲破涕为笑。从此，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委员会多了一个9岁的宣传员。

10岁渡江翻雪山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当时，母亲还不满11岁。

在等待渡江时，母亲瞪大了眼睛看着她身边走过的每一支队伍，希望能看见她的哥哥姐姐。一天晚上，她发现一个很像二哥的战士在向江边靠近的队伍里，她连忙向前赶了几步，从那人背后喊了一声“二哥”，队伍里好几个战士都同时回过头来看她，其中就有那个战士。她这才发现并不是她的二哥，那一刻，母亲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呆呆地站在那里发愣。

过了一会儿，有人拍她的肩膀。母亲回过头，是许世友军长。许军长第一次看过母亲的演出后，立即喜欢上了这个长得十分乖巧的女娃儿。在嘉陵江边的那个晚上，许军长问：“你一个人站在路边干什么？”母亲说：“我把一个人当成了哥哥。”许军长问：“你哥哥是哪个部分的？”母亲说：“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夫在三十三军，一个姐姐在省委。”许军长沉吟了一会儿，摸摸母亲的头，说：“快回去，等过了江，我帮你找。”母亲破涕为笑：“谢谢军长。”然后给许军长敬了个军礼，欢欢喜喜回到宣传队的队列里。

许军长和母亲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他们在嘉陵江边说那番话之前，母亲的二哥王心敏、三哥王心正、十姐王心国和已担任营长的六姐夫任峻卿，已经死在张国焘“肃反”的运动中。一直到了延安，母亲才得知四位亲人在“肃反”中被错杀的消息。

过江以后，宣传队走上了川北崎岖的道路。为防止掉队，宣传队员们用绳子把胳膊拴到一起，一个人倒下了，十几个人一起往上拉。行军中，他们带着竹板、洋鼓、洞箫、横笛、锣镲等简单乐器，边走边宣传。打仗时，他们就和群众一起抢救伤员，有时一天要抬几百个伤员。母亲年纪小，抬不动伤员，就扶着轻伤员走。母亲会讲笑话，有她的地方，总有许多笑声。

过江半个多月，母亲染上重伤寒，吃不下饭，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每天拄根棍子，无言地跟着队伍往西走。一天早晨，母亲挣扎着刚走了十来里地，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地上。战友们用树枝扎了担架抬着她继续往前走。部队走到川西时，她已牙关紧闭，不省人事。没过多久，头发眉毛全都脱落了。伙夫老谢来送饭，摸摸她的额头，翻开她的眼皮看了看，神情哀伤地说：“这娃儿怕是不行了。”宣传队的彭道华大姐抱着一线希望，天天把饭嚼烂，掰开她的嘴，一点一点喂她。渐渐地，母亲奇迹般地睁开了眼。

宣传队抬着重病的母亲行军，行动十分艰难。在一个村子宿营时，有人建议给房东30元大洋，把母亲留下来。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得知后，赶忙来到宣传队，说：“这孩子表演技术不错，一台好的演出，对部队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他给宣传队下了一道死命令：“再难也要把她带上，谁把她丢了，我找谁算账！”母亲躺在担架上，被战友们抬了个把月。渐渐地，她开始进食了，脸色也好起来，部队到达理番时，她已经能勉强坐起来了。当母亲能下地以后，拄根棍子，拖着红肿的双腿，紧紧地跟着队伍走。母亲人小腿短，别人走一步，她得走两步。所以母亲后来讲，别人都是走过长征，而她是跑过长征的。

1935年6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终于来到海拔四千多米的雪山下。一天凌晨3点，母亲睡得正香，队长、指导员把她叫醒了，告知她大部队定在5点动身上山。队长给每人发了一块布，让把脚裹好，又让大家把能穿的、能披的东西都带上。每人喝一碗辣椒汤之后，拄上木棍，向雪山走去。母亲刚开始爬山，就感到了雪山的厉害。地上的雪冻得硬邦邦的，走到山腰狂风大作，冰雪横飞，风吹到脸上，像刀割锥刺。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有些战士爬上雪山，在山上坐了一会就被冻僵了。宣传队指导员带领大家在寒冷的风口子上搭起宣传台，母亲打着小竹板说着顺口溜：

同志们，加劲走，

赶快穿过大风口。

…………

等部队过完，宣传队员们才学着前面部队的样子，坐着冰“飞机”，滑下山去。

翻过大雪山后，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十万大军聚集在一起，两个方面军的同志相互倾诉、相互慰问、互赠礼品……到处热气腾腾，空气中充满歌声和笑声。

过草地见证会师

但是，红军上层的危机正在慢慢向广大指战员靠近。张国焘倚仗他兵多枪多，频频向党中央毛主席发难、要挟，要职要权，致使红军在草地南端滞留了两个多月。

天慢慢冷下来，疾病开始流行，食物越来越少，红军开始挖野菜充饥。8月上旬，洪学智主任来到宣传队，对大家说，为了北上抗日，红军两大主力以军为建制，统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和第三十军编入了以红一方面军为主的右路军，中央机关也随右路军一同行动。8月下旬，我母亲随右路军，走进了凶险莫测的草地。她背着一条线毯、一双草鞋、一根横笛，拄着根小棍，紧紧跟着前面的同志，踏着他们的脚印，一步一步挪动。部队在懋功一带停留过久，没有筹到多少粮食。进入草地后，七八个小宣传队员共用一个脸盆，部队一住下休息，就四处拔野菜，倒上点粮秣，用脸盆煮熟，每人分半缸子，用小木棍拨着吃。越往前走，断粮的越多，野菜找不到了，就吃草根，后来草根也没有了，整天饿得发慌，挪动一步，浑身摇晃，眼前直冒金星。队长分得一点炒面，路上舍不得吃，悄悄地给每个孩子的缸子里倒上一点。这是队长的救命粮啊！母亲噙着泪水，望着队长那直冒虚汗的额头，久久不能下咽。到了第四天第五天，是进入草地最艰难的日子，泥潭越来越多，部队早就断粮了。艰难的跋涉，使大家双腿像灌了铅似的，一脚下去就很难再抬起来。偏偏这时，天气又来捣乱，一会儿下雨，一会儿飘雪，一会儿又下起冰雹。草地上无房无树，母亲把小背包举到头顶上护住头，肩膀还是被冰雹打得火辣辣的疼。晚上，又饿又冷，俩人一对背靠着背坐在草地上，怎么也睡不着。指导员到附近找来枯草，生起一把火，领着大家搓手、跺脚、唱歌。

歌声驱散了寒夜，迎来了黎明。早晨起来，不少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大家去抬一把，却发现他们浑身冰凉，不知何时已牺牲了……

在草地走了七八天，母亲跟随着右路军走出了茫茫草地，来到了草地北缘若尔盖地区的班佑。

8月29日至31日，母亲所在的红四军一部与同属右路军的红三十军经过激烈战斗，攻占了上下包座，全歼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五千余人，缴枪一千五百余支，还缴获大批粮食和七八百头牦牛。包座之战为红军北出甘南打开了通道，粉碎了蒋介石阻止红军北进的企图。

但是，张国焘一直沉醉于他的南下计划中，本来约定好的左路军北进计划迟迟得不到执行。张国焘密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率原四方面军的部队南下。跟随红四军一块行动的母亲又一次过雪山草地。在错误路线指引下，随着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步步紧逼、川军的疯狂抵抗，红军陷入被动，伤亡很大。1936年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再次翻越夹金山、折多山等大雪山。3月到达道孚、甘孜一带时，红四方面军从南下时的8万人锐减到4万人。

母亲和她的战友们的“水兵舞”依然旋转在寒冷的冬夜，但却多了几分沉重；他们的歌声依然婉转在行军路上，但融进了几丝迷惘……从这时起，11岁的母亲除顺从之外，还懂得了思考。在那个漫长的冬天，也有令人鼓舞的好消息：红二、六军团已经北上，要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为欢迎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上级想了许多办法，筹集了一些羊毛、牦牛和青稞，组织女同志打毛线、织毛衣，准备送给红二方面军的同志。

1936年7月1日，长途跋涉了一万多里的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母亲第一次看到闻名已久的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由于朱总司令、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努力，南下走到绝路的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就这样，母亲随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走进草地。1936年10月，走过万水千山的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长征结束。1937年春，母亲光荣地加入共产党。

革命伉俪颂长征

在随后的日子里，母亲在三原碰到了父亲萧华，最终结为夫妻。由于父亲的关系，母亲有幸结识了党的许多高级领导同志，像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开始了她更加绚丽多彩的人生。

1938年，由毛主席提议，中央军委急电，命父亲率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挺进冀鲁边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但随后又发来急电，叫父亲稍等几天，报务员王新兰随后赶到。原因是毛主席在延河边碰到我母亲，当他得知母亲是父亲的未婚妻后，和母亲开玩笑说：“萧华去的目的地渤海与日本只有一海之隔，近得很哪！你再不去找他，将来他到日本去了，当心日本姑娘把萧华抢走了！”主席的关怀使父亲非常感动，他随即回电：“主席，来电尽悉，国难时期，一切以民族和党的利益为重，个人问题无须顾虑。”主席接到这份电报后，派人转交给母亲，母亲一直珍藏着这份电报。

1964年春天，得了严重肝炎的父亲在周总理命令和安排下，由母亲陪同到杭州养病。当时全国都在准备庆祝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纪念活动，许多单位约父亲写有关长征的作品。

父亲早就有讴歌长征的冲动，又有空闲的时间，于是决定用组诗的形式来写。父亲找来大量有关长征的资料，但是他不太了解红二、四方面军的情况，恰好母亲是红四方面军文艺宣传队队员，所以母亲成了组诗第一读者和第一位被征求意见的人。

有一天，父亲问母亲，长征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母亲不假思索地说：“一是觉得路怎么那么长，总也走不完；二是肚子总是在饿；三是冷，除了雪山，就是草地……”父亲听罢，顺手就写了下面几句：

雪皑皑，

野茫茫。

高原寒，

炊断粮。

在几个月里，父亲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长征组诗》的创作中。虽然有母亲和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但父亲的转氨酶还是增高了四次，体重减了好几斤。父亲将刚创作完的《长征组诗》分送中央和军委的领导。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呕心沥血之作。周总理第一时间仔细阅读，并随即给父亲打来电话说：“萧华同志啊，你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为子孙后代做了件大好事，我谢谢你。”父亲拿着话筒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最后只说了一句：“谢谢总理。”随后有着深厚民族音乐底蕴的战友———文工团的晨耕、生茂、唐诃、李遇秋接受谱曲任务，创作出《长征组歌》，并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作者系王新兰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