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第(1859—1898)，字裴村，四川富顺人。光绪九年（1883）中进士，授刑部主事，负责广西案件。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上书建议变法求强。1898年参加保国会，并参与“百日维新”，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9月，维新失败被捕，与谭嗣同等六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刘光第遇害后，其灵柩葬于家乡赵化镇外罗汉寺旁，1988年迁葬于县城西湖旁五府山烈士陵园后山。遗著有《衷圣斋文集》《介文堂诗集》。

艰难困苦，玉汝以成

清咸丰九年（1859）六月，刘光第出生在富顺县赵化镇的一个贫寒家庭里。光第4岁发蒙，在本镇柳霁云先生开设的私塾中读书。13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家境更显窘迫，“支用绌，入不敷出……两三月一肉，不过数两。中厨炭不续，则弟妹拾邻居木店残枝杈剩屑以炊”，常常每天只能买三文钱的豆花作菜。在这样的情况下，母亲“卖屋而买书焉”，继续供光第读书。
 

清光绪三年（1877），18岁的刘光第入黑云寺曾虎臣先生门下读书。次年参加富顺县县考，知县陈锡鬯奇其才，拔置案首（县试第一名）。后经府试、院试，21岁入“秀才”之列，随后到成都就读锦江书院。光绪八年(1882)，刘光第参加乡试中举，是年冬北上应会试。光绪九年(1883)四月，光第试礼部得中贡士，再应殿试名列二甲第八十八名，朝考后授刑部候补主事。寓居北京期间，著《都门偶学记》一卷。同年八月告假回富顺省亲，以日记体裁写下著名的《南旋记》，发出“江河日下，谁能力挽狂澜”的呼喊。

苦做京官，勤慎理政

光绪十四年（1888）三月，刘光第守制期满，携家眷返京赴职。抵京后，光第全家因无力支付城内高昂房租，避居城外带菜园的旧房，所以上班路程很远，“从寓至署，回转二十里”，上下班均步行，“惟雨天路太烂时偶一坐车。”在“刑部候补主事”任上，光第上班甚勤，每月必到二十八九天。他律己甚严，认为“做官先办得勤字,然后讲慎字, 清字是做官本等，不待言”，并以此“铭之座右而常视不忘”。

初进官场，光第深感“朝廷一切政事，皆系苟安目前，敷弄了局”，而且“大臣偷安旦夕，持禄养骄；小臣斗巧钻营，便私阿上”。对于腐败丛生的朝政，对于历年来“费财损兵，割地赔款”的战事，光第感慨：“方今天下，内外政事俱是如此，真足令英雄短气，豪杰灰心。”又说：“兄胸中隐忧大局，偶闻一稗政，或见一坏举，便觉数日忧愤，耿耿于心，致形于色。”由于光第勤慎办理公务，“且事事肯实心，又让功归过，且又虚心叩说，和衷办事”，以故赢得上下好评，“皆以少年老成相目”。因老成持重，办事勤慎，破例委任帮办文稿兼“谳审”。

甲午条陈，石破天惊

供职几年间，目睹清廷的腐败，面对民族的灾难，刘光第“褊衷迁想，如负隐疾，每当食而叹，中夜兴嗟”。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责任感，促使他探索救亡图存的大计，及至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两月之后，他冒着丢官和杀头的危险振笔直书，写下了有名的《甲午条陈》。该条陈系统地表达了光第对战事及朝廷的看法，向皇帝提出励精图治的四条建议：一是乾纲独断、以一事权，二是下诏罪已、固结人心，三是严明赏罚、以操胜算，四是隆重武备，以振积弱。四条建议以推动朝政的改革，内中充满了忧国忧民之情。光第官小位低，按清制上奏的条陈只能由堂官代奏。刑部堂官惧光第所言涉及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人，拒不代奏，条陈无法进呈光绪。不过，光第抨击时政，有胆有识的革新论点，却在京师中广为传播，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赞誉为“天下之公言”，刘光第由此声誉鹊起。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后，刘光第义愤填膺，认为“天下大势已去，绝不能复振矣”，并作诗《万寿山》抨击慈禧太后以及依附于她的“权奸、阉宦”。由于所见所闻都是“气坏人、愁坏人”的消息，刘光第“服官如服病”，他对慈禧专权下的朝廷完全失望，遂生退隐之意。1895年秋，心灰意冷的光第请假回祖籍地——福建武平县湘坑湖扫墓，沿途感怀甚多，成不少爱国诗篇。在《南来》一诗中吟出：“忽忆海疆新割去，愁时不觉涕汍澜”的忧愤爱国诗句。

变法图强，慷慨就义

光绪二十二年（1896）六月，刘光第自福建武平返京，途中在武昌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痛谈时事”，从此再也不提归隐之事。是年，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改良之风，光第看到“京师大局，现在亦颇有整顿之意”，他觉得自己也可以有所作为。

光绪二十三年（1897），国际国内形势进一步恶化。是年十月二十日，德国借口传教士被杀发兵占据胶州湾，横索百端。沙皇俄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纷纷效仿并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而颐和园犹日以听戏为乐。光第叹曰：“无兵、无将、无武器、无兵船，坐以待毙，岂不可伤！”在这样的情况下，光第越发感到变革朝政极其必要，他的爱国维新思想日臻成熟。在政治上，他主张参用民权，设立议院，整顿吏治。在经济上，对外主张修改不平等条约，提高进口税，保护国有工商业；对内提出“恤商情”，主张鼓励商民集股办工厂、兴公司，发展民族工业；还提出兴修水利、垦荒等发展农业的方案。在学习西方问题上，他指责过去“尽失我自有之利，而全承外人之害”。主张要“能取其长而制其害”，反对盲目学西方的错误倾向。这一年，刘光第与杨锐、乔树枬、赵熙、宋育仁、梁启超等人有不少交往。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刘光第、杨锐等人在京创办“蜀学会”，以“讲新学，开风气，为近今自强之策”为宗旨，定期聚会，纵谈国事，鼓吹变法。闰三月，康有为发起“保国会”，刘光第列为会员。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正式宣布变法，起用维新人士，推行新政。由于湖南巡抚陈宝箴引荐，刘光第于七月十九日（9月4日）受到光绪皇帝召见。他“力陈时事艰危，与中外积弊，非力矫冗滥，无以图治”，对颇详直，深得皇上赞赏。光绪皇帝赐他四品卿衔，授任军机章京行走(即所谓“小军机”)参与新政，与谭嗣同同值一班。按清朝官场“惯例”，各省藩司对新入大臣要送“炭敬”“别敬”三五百两银子不等，刘光第以素不收礼回绝。同时，宫中内侍按“例”索取所谓“赏钱”，他也“持正不与”。时军机首辅礼亲王（世铎）生日，同僚争相馈献，光第闭门不往。军机大臣裕禄擢升礼部尚书，大家都去朝贺，他也依然不去，有人劝他去，他正色道：“时事艰难，吾辈拜爵于朝，当劬王事，岂有暇奔走媚事权贵哉!”

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湖南守旧派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和梁启超，罗织罪名，诬告为叛逆。光绪皇帝唯恐慈禧太后察觉，便把奏摺先交谭嗣同逐条详加批驳。谭在批语中写道：“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刘光第观之，也提笔签署：“臣光第亦请先坐罪”。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光第与谭嗣同一道舍命保康、梁被他视为“志士”的人，充分显示了他坚定维护变法的立场。事后，康有为在《六哀诗》中有：“我不识裴村，裴村能救我，署奏拒鹰鹯，心感极无所”的诗句，表达他对刘光第的敬佩和感激之情。

“变法维新”触及顽固派的根本利益，引起他们的恐惧和仇恨。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光绪皇帝于瀛台，下令大捕变法维新人士。3天后，刘光第被捕入刑部监狱。在政变前数日，有人劝他设法及早逃走，他却毫无惧色答道：“我又何至于幸免也”，早置生死于度外。八月十三日（9月28日），慈禧太后下令在北京菜市口处死刘光第等六人。刘光第当即强烈抗议：“未讯而诛，何哉？”临刑时，刘光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显得异常顽强坚定，他再次质问：“祖制虽强盗临刑呼冤，当复讯。吾辈纵不足惜，如国体何？如祖制何？”监斩者无言以对。刽子手强按他跪下，他崛立不从。事后，人称刘光第“行刑后，身挺立不仆，观者惊叹，咸焚香罗拜，谓刘君不死矣。”

刘光第死后，梁启超为之作传，康有为作挽联称“孤旌特表六人中”。胡锦涛曾于1984年7月30日在《人民日报》撰文盛赞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主义代表人物，评价刘光第为“奋力图强革新的慷慨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