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正麟其人

梁正麟（1869-1951）字叔子，号瑞之，四川长宁县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应试中拔贡，入国子监受训迪，时不越两年，外放广西候补知府，继后在云南、广西等地任知县、知州、知府。从民国元年始，任四川军政府参事、广西军政府财政司司长、四川上川南道道尹、省政府秘书长、省盐运使、眉山督察专员。“九一八”事变后，犹任过四川省国难救济会常务副会长，省一、二届参议会参议员，长宁县参议会参议长、国大代表等，旋踵官场50余年。

梁正麟仕途漫长，且学养深厚，翰墨才情丰赡，在文章、诗词、书法、楹联、收藏等方面造诣颇深。生前著述颇丰，可惜多已毁损和散失，现仅在四川省图书馆存下《二知堂联语偶存》专著和近年于民间觅索到的《梁园砖玉汇编叔子署》（上下册）之下册，见诗词、联语、墓志、寿叙计数百首(副)；川内峨眉山、青城山、新都桂湖、文君井、苏坟坡、灵关古道，以及省外浙江舟山普陀寺等名山胜境，尚有他撰写的零散于各地的联语、字幅等文痕墨迹。

梁正麟一生遵从儒道古训，持“士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和抱负，为官清廉，勤政为民，办事明敏果决，敢于担当。虽身处极其剧烈复杂的动荡、战乱、变革年代，始终向往光明，系早期同盟会会员（后沿延为国民党员），对共产党的主张也怀好感。1935年在眉山冒政治风险释放一名被捕共产党员。同年在眉山专员权位之争中，遭到对手制造“夜间县城骚乱”反告恶状陷害，又恰逢红军长征路过洪雅县境，令保安部队后撤，不予抵抗，受到省政府革职处理。晚年，他回到家乡，坚持“反蒋不反共”立场，公开支持、帮助、掩护当地（培风中学）共产党地下党组织活动，出面营救被捕地下党员和向党组织“领导”点水，而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驻军指挥员关进监狱，差点给“密裁”。

梁正麟爱乡眷故，有一颗感恩乡梓拳拳之心。在长宁，至今乡民们仍流传着他续修县志、倡议和参与修公路、出资创办培风私立中学、支持乡绅建纸厂和筹划开煤矿、兴产业等一件件益事。因特定的年代和历史背景，解放之初，梁正麟被判处决，改革开放后予以销案。历史证明，他是一位对历史、对社会、对乡梓有一定贡献和影响的开明绅士，一位自长宁置县以来继周洪谟、李永通、杜关等历史名人之后又一名令晚辈不可忘却的故里乡贤。

困扰缠身，欣然接受诚请

续修县志，是摆在县上的一项亟待落实的文化工程。原县长伍心谏对即将接任县长的汪泳龙讲：“县志尚未续修，人物俊彦遗言轶事等恐久而湮没泯焉。不传后之修史者，将无所访焉。”汪心急万分，他已提出过议案，只因主纂人难觅而搁浅。恰好，梁正麟回故乡了，对梁的翰墨才情，汪不但熟知且曾多次与之谋面，受过教诲，实乃良机莅至。于是，他特登门拜访，表明诚请之意。

由于时势多变，长宁县志年久失修，自清嘉庆十三年(1808)始，就一直搁置，延时已近130年。修志工程难度加大。梁正麟在他撰写的志之序二中，就概括地列述了“五难”：“例目始亦欲其简要，及着手为之，乃知门目标题不得苟简”；“社会迈进，人事变迁，政治组织日益详备，典章法令日益增多”；“时间促迫……难于克日成书”；“商榷再四，乃定为总目十三，子目七十尚难言详尽也”；“其最繁重者尤莫如地理、政治以此两目，一为旧志所有而不成片段，一为现代新增而捜集艰难也。”可见，学养深厚，有几十年人生经历和从政经验，遇事明敏果决且敢于担当的他，已感觉到此项工程之艰巨。但他言难不畏难，迅速明了实况，克尽排难，以顺利达到所期目标：抓紧查阅相关资料，结合实际，以形成总体构想，拟定出包括所及人员配备、办公地点、必要经费开支等若干事项在内的可行性实施方案，及时上呈主管审批，以取得认同和支持；有感要按时完成这部大书，非一人之力所能，便邀约了暂闲家中的挚友、邑上举人沈宗元（字与白，曾任清奏奖内阁中书，民国四川教育厅、政务厅厅长公署秘书长，也是一位文化名人）一道承担重任。经县上同意，二人同为纂修，合作共事；及时聘请人员，组建精干班底。除县长汪泳龙任监修、他同与白任纂修外，内设了文牍、会计、书记、绘图、采访员等，作了职责分工，把任务落实到人头；广泛宣传，向社会征集散落于民间的资料，以保志书告成后尽可能少出现缺项和遗漏。

在梁正麟的加紧筹划下，前期“工程”进展顺利，得到了县上的首肯。县上不仅及时设立了修志局，开辟了必要的经费开支渠道，且在县衙内腾出几间房屋作办公地点，并特为梁、沈二人各备一间办公和休息的简便套房。至此，整个修志“工程”迅速打开局面，走上正常运作轨道。

殚精竭力，提前完成巨制

梁正麟与同仁们决意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修志“工程”一经启动，便立即投入紧张而有序的工作。他与沈与白虽有大致分工，“余之主要为建置、职官、贡举、人物、礼俗、古迹、外记，与白则任地理、政治、物产、食货、纪事”，但有时讨论切磋，以资互助。他在序中述“五难”，在实际运行中，更多的未曾料到的难题接踵而来。面对难题，他同与白随时商讨应对。一天晚上，梁正麟在床上辗转反侧，思考县志的整体架构，无法入眠，索性起床到屋外踱步，乍见树荫下有一人影晃动，感到吃惊，壮着胆子走近一看，原来是与白，俩人不禁哑然失笑。待互把想法托口，竟所见略同。抬望天幕已渐发白，他们才回屋休息。

特点凸显，留下珍贵文献

续修告成的长宁县民国志，不失为一部珍贵的地方史志文献。对此，伍心谏、汪泳龙两位县长在各自撰写的志序中，作了极高的评价。

伍心谏言：“(梁、沈)二君以博文所学，崛起南隅，飞声上都，不惜殚精竭力，开馆重修，未及期年，遂成巨制，其理详瞻，其文简洁，有良史之法度，无俗志之疵类，洵可诵可传也”。

汪泳龙道：“梁叔子、沈与白两先生重修(县志)，凡所取材多两先生素所储集开箧陈书，共成十六卷，总目十三，子目七十都六十万言。详于今而不略于古，重其常而更尽其变，考证贵于发明损益，衷于实用，其旨趣益深得乎，史氏之通裁者也”。

不难看出，两位县长的评价，是通过与其它志书版本相比较而从总体上得出的认定，其中也包含了他们对梁、沈二先生的不尽赞许和敬意。

有道好酒窖藏时间越长越具品质、越益浓香。经过数十年沉淀后的长宁县民国志，以迄于今，更特点凸显：

其一，体例刷新，架构独特。梁正麟在志之序二中讲：“纵言则历史为重，横言则社会宜佯，旧俗之良美国粹也，不得以其远而略之”。这应是他续志所持的不变旨意，在体例和架构上也足见体现。志之总目包括大多数子目，皆以二字冠题，简洁明朗，一目了然；版本编排格式、主次顺序等未沿袭旧志，完全按新的思路设置和取舍；对内容纷繁部分，尽量列表以示；旧志上的人物列传等史料，原文保留，使之脉络清晰，记事扼要，不失史料。

其二，内容详瞻，衷于实用。梁正麟不但把修志的基本要求记取于心，且对内容和用途尤为看重，对每项入志史料、选定内容，都概以“实用”为前提和衡量的标准之一，注重既突出重点，又顾及全面，讲求取舍得当，力避遗漏缺憾。故而所修之志，“详于今而不略于古，重其常而更尽其变……衷于实用”。今人欲研索长宁古代特别是近现代史况，主要凭借这部民国县志。因由是早年县志中的许多内容在此志中尚可寻取；尔后续修的县志，启始于新时期，对历史虽有所沿袭，但或因偏重于政治等而不少内容已被略去。恰好这部民国县志起着历史传承、时代交替和古今融汇衔接的作用。故对长宁县而言，它以一种内容详瞻、衷于实用、相对精准的历史文献留存下来，实为一部不可多得的人文宝典。

其三，秉承史迁，确据实书。这无疑是梁正麟始终坚持的又一原则。据悉，他对欲入志的每一人和事，无不要求采集员穷根究底，做到考证确据。尤其在一些敏感和渉及在世或在任的重要历史人物，照样如实书写，无所顾忌。于此，仅举两例：一是民国年间，长宁县县长更替频繁，据记载其时27年，就先后更替41任。而每上一任，无不伸手捞钱。梁正麟对此不但详为记载，还归结道：“民国以来，政统于军，官吏往来如传舍，除搜刮民脂民膏，几不知政治为何物”；二是就在续修县志时，蜀中头面人物之一的刘文辉，正任西康省政府主席，为扩充军费，以备战事，则据其长宁县隶属防区，通过县长戴隆熙，一年征集数年的粮赋，征集烟罚金、烟灯捐、瘾民印照费、国防捐，收缴地方建设经费、换验佃契约、拍卖山林寺庙公产等，从县上搜刮去数十万银圆。梁正麟坚持每笔款项如实记入县志，并为之鸣述：“本县经此度搜刮，公产荡然，地方建设及公益从此无丝毫凭借，良可痛叹，作俑者文辉，受实惠者隆熙，而地方苦矣！”

其四，文辞雅什，语风别致。虽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绵延了两千多年的文言文，已被以现代汉语口语为基础语言的白话文所取代，但早期的白话文仍像放不开的小脚，处于变革过渡阶段。梁正麟起学于文言文书面语，尽管他与时俱进，好学求新，但著书立说，也没有完全摆脱文言文的深刻影响，因而在他的笔下，依旧在一定程度上留着文言文的尾巴，只不过是已成白话文口语的文言文。而于今看来，恰是这种语体，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且富有个性的语言特征。其所编纂的志书，文辞雅什，语风别致，读起来饶有趣味，更显精粹而不觉简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