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荣德，男，1917年10月出生，汉族，四川苍溪人，中共党员，1933年12月参加红军。他先后参加了川陕根据地的反六路围攻万源保卫战，强渡嘉陵江战役；1935年6月，随所属的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与中央红军会师后掉头南下，参加了百丈关战役；南下计划受挫后，他又跟随部队再次北上，长征至陕北。之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奖章。

投身革命的历史背景

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在打退敌人第三次围剿后，红四方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经鄂北、豫西西进，1932年12月乘四川军阀混战及其在川北兵力薄弱之机，红军进军川北形成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在与川军作战中，川陕根据地取得辉煌战果并向四周扩大、巩固，这也包括文荣德的家乡。文荣德家在四川广元苍溪县中土镇板庙村，贫苦农民家庭出身。他说：“1933年秋，红军解放了我的家乡，在同学文伯宗的介绍下，我走上了革命道路，被指定为苏维埃少先队队长，随即被调往县委开办的新党员训练班。受训期未满就遭到国民党军队进攻，当时为了收紧阵地，于是跟随县委北撤，撤至李子垭时，地方政权人员大部分都战斗化编入部队。县委号召学员参军，在红军革命精神鼓励下，我于1933年12月报名参加了红军，分配到红30军276团1连当战士，我们村有20多人参加了红军。”文荣德所在的村子有较高比例村民热血激情参加红军，说明红军在当地积极发动了群众，与文献描述的红军发展壮大趋势吻合。

文荣德说：“我们文家大院包括我在内，5个人一起参加革命，那4位都牺牲了，其中我堂哥在红军离开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堂哥的遭遇使我坚定了誓死跟着红军走到底的决心。”民政部中华英烈网，文荣德家乡苍溪县在册的“文姓”红军烈士有46位，其中应该包括文荣德的亲属。文荣德的回忆反映了在红军队伍扩大的同时，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投身革命牺牲的概率很大，也证实了红军撤离根据地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参加革命的干部、群众及红军家属进行了血腥的杀戮。

亲历万源保卫战

文荣德参加红军时正值反六路围攻开始，他说：“我因为年轻而灵活，有点文化，担任了侦察兵，在一次执行侦察任务时被敌人发现，后撤时中弹，是一起执行侦察任务的另两名战友用3天时间用担架把我抬进镇龙关红军医院，后又转入后方医院。给我做手术的医生讲，由于国民党兵使用的枪支膛线已基本磨平，子弹劲力不够，没有穿胸而过，否则我早就见马克思去了。伤愈后我原部队离开了，我被编入红9军，担任红9军73团通讯连战士，并很快继续投入战斗。”

1934年7月，敌人开始了以万源为主要目标的全力猛攻，万源保卫战是其中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文荣德讲：“反‘六路围攻’打了10个月，万源保卫战是其中最后一仗，我们打赢了，把川军赶出几百公里以外。由于战局瞬息万变，为了及时把首长的指挥命令传达到一线战场，我冒着枪林弹雨不停地在各个山头之间穿梭，爬行于腐烂的尸体间，在汗水长时间的浸泡下，在不断奔跑的摩擦下，我大腿内侧大面积溃烂、感染。但我一直坚持到战斗胜利结束，才住进了王坪红军医院，用草药治的伤。”包括万源保卫战在内的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取得空前伟大的胜利。文荣德所在红9军73团得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嘉奖：“分别授予九军七十三团以‘攻如猛虎’、七十五团以‘守如泰山’的奖旗。”

嘉陵江战役担任通信兵

文荣德说：“第二次伤愈返回部队途中，我被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部截住，编入总参交通7队，后来又到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31军军长王树声的通信连。”

1935年3月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开始了强渡嘉陵江战役，国民党聚集重兵沿嘉陵江西岸严密布防。徐向前沿东岸勘查200公里，选定苍溪塔子山附近作为主要突破口。3月28日各军先头部队从几个突破口分别迅疾强攻，击退守敌强渡成功，之后红四方面军全部成功渡江，席卷沿江川军，巩固了防线。

文荣德自豪地说“我在王树声通信连当战士，随首长行动，负责首长安全，传送文件，关键时刻还要投入战斗。嘉陵江战役沿线很长，历时20多天，我们通信兵以顽强的战斗意志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及时将徐向前、王树声的命令传达到各部。我在嘉陵江两岸往返十余趟，若干年后首长们还记得我的名字，夸我是子弹都躲着我走的传奇通信员。”

参加百丈关大决战

百丈位于雅安与成都的交通线之间，1935年11月18日之前红军挺进百丈关十分顺利，之后战局迅速发生逆转。11月19日拂晓，敌军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红军发起进攻，揭开了大决战的序幕。激战7昼夜，红军毙伤敌人1.5万，自己伤亡1万，最后撤退结束战斗，这是红军从进攻转为防御的转折点。文荣德分析百丈关之战失败的原因：“之前我们总是压着川军打，所以事先有点轻敌，百丈地区地势开阔，都是水田，红军擅长山地作战的优势发挥不出来；敌人补充兵力、武器很方便，我们却没有稳定的补给。”

文荣德回忆：“我随王树声进入百丈镇时，整条街已是火光冲天，百丈阵地一次又一次被敌人突破，战况对我们不利。”这是一场事关红四方面军未来走向的关键之战，高级指挥员王树声亲临战场了解战况，并看到了红军艰难、被动的局面，红军原本机动灵活的战术变成了拼消耗的拉锯战。

长征记忆

谈放弃川陕根据地的原因　1935年4月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西进，从此开始长征。文荣德分析“由于长期战争，人都跑了，没有人种地，田地荒芜，商业凋谢，老百姓生活十分困难，已经不能养活红军这么多人了。”

有时被迫留下重伤病员　文荣德难过地说起长征中安置重伤员的情况：“离开根据地后，有时不得已，就把重伤病员抬到庙里，留下4块大洋，希望遇到好心人帮助。”现在万源地区就有红军医院遗址，印证了在川陕根据地时期有红军医院，文荣德就提到他住过的“镇龙关红军医院”“后方医院”“王坪红军医院”，有的医院还可手术，加上中草药，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伤员。

对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是到陕北才认清　1935年夏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懋功会师后，张国焘搞分裂，红四方面军又南返，有军史文献记载“红军合而又分，一部北上、一部南下的事实，使广大指战员迷惑不解，垂头丧气，难以打起精神。”

对此文荣德说：“第二次过草地的确比第一次更艰苦，但说红四方面军南返时广大指战员‘迷惑不解’‘垂头丧气’，此话不准确。在当时只有团级以上干部，特别是如许世友那种级别的高级干部才知道发生在红军高层的政治斗争，党内斗争是保密的，干部有保密纪律约束，团级以下的广大官兵全然不知。尽管翻雪山、过草地曲折往返艰辛多，我们还以为是战略需要，战士们祖祖辈辈都是大山里的农民，文化低，哪里懂张国焘的分离主义路线？一切听从上级指挥，在打到‘成都吃大米’美好前景展示下，我们充满信心地边走边唱《红军南下行》：红军南下行，要打到成都，消灭薛岳、李抱冰……我们对张国焘个人的野心膨胀，有枪便成草头王的军阀思想，分裂中央的严重错误，是长征到了陕北后才了解，并都站到了中央的立场上来。”

考证红四方面军史料，因说错话而被肃反事件多次发生，因此红军干部、战士不大可能随便议论敏感话题；从红四方面军南下，在两过草地未得到休整的情况下取得了绥崇丹懋战役的首战胜利，也说明红军官兵士气高昂、斗志旺盛。

再次北上　百丈关红军受到强敌阻挡，标志着张国焘南下计划失败，红四方面军不得不再次北上。文荣德说：“在被迫撤至九顶山、蒙顶山与敌人对峙的两个月，我们31军军部住在雅安地区一个叫石桥的小镇上一个地主家里，短暂的休整期，却是我个人红军生涯少有的轻松的时期。当地物产比较富裕，我们砍掉蒙顶山上地主的茶树，连叶子也熬成茶块，每人保存一些；把牛肉做成牛肉干，剥棕皮扎成棕垫，为防潮防寒做准备。转移时连长、指导员的马用来驮粮食，才使我们再爬雪山、过草地时有点维持生命的食物储备。”蒙顶山建有《蒙山红军纪念馆》，证明这里曾经有红军活动的历史事实，山上茶树等林木茂盛，盛产茶叶，并小有名气，这些都与文荣德讲述形成互证。

长征途中忍饥挨饿是常事，文荣德对偶尔遇到的美餐记忆犹新：“过了草地到了甘肃的哈达铺，正是西瓜成熟季节，我们这些四川来的山里娃第一次看见西瓜，司务长收来连西瓜皮一起煮着给大家当饭吃。”

目睹较多中央红军的遗体　文荣德说：“我们部队有专门的人负责掩埋牺牲的战友，一场战斗结束，在前线牺牲的红军遗体也要抢回来掩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尊重烈士，让官兵们感到即使战死沙场也不抛尸野外，符合‘入土为安’的民俗，显得人性化，以提高部队士气。”

“1935年9、10月，在过草地、爬雪山南返的路上，见到三四个月前中央红军北上时倒在草地、夹金山上的很多红军的遗体”。由于从瑞金出发近1年，一路征战，官兵们疲惫不堪，体质普遍较弱，伤病员多。正如文荣德说：“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师时，红四方面军战士显得身强力壮，而中央红军战士面黄肌瘦，形容枯槁，衣衫褴褛，因此，可以理解在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中央红军对牺牲在路上的战友，因自身极度虚弱没有力气去掩埋。”

同班的战友被肃反　白雀园“大肃反”发生的时间是1931年。文荣德说：“我记忆中我们部队里，凡是有点文化的、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后来都不见人了，被肃掉了。我亲眼看到我们班长用刀杀死一位战友，罪名是：有次他议论白军，语言上同情了对方，被怀疑成那边派来的特务。我虽然有点文化，却是贫穷家庭出生，加上性格沉稳，话少，没有担心被肃反的顾虑。听说红9军肃反的比较少，因为9军在组建的时候是专门挑选身体好的和出生贫穷家庭的人”。说明红四方面军的肃反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陆续发生，知识分子和思维、语言活跃的同志被肃反的多。

分析红军西路军失败的原因

讲述西路军历史背景   文荣德说：“红军会师后，陕甘宁地区一下子增加了几万红军，而那里生产力低下，很难长期承载这么多人，军队征粮困难，红军向外发展是迟早的事情。陕甘宁根据地的北边是沙漠，东边是阎锡山长期盘踞的山西，很难打下，南边是胡宗南的中央军也是强敌，分析当时周边情况，红军只好西进。”文荣德根据所闻所见的分析也是对中央制定宁夏计划必然性的论证。

分析西路军失败原因　西进的红军包括30军、9军，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称为西路军。首先执行宁夏计划的是红军30军。1936年10月25日红30军263团突破黄河天险，后续部队抢渡摧毁马家军防线。西路军刚开始锐不可挡，取得一定的战绩，但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在河西走廊孤军奋战4个月后最终失败。西路军渡河时红军总数2.18万，惨败后损失严重，只有少数经营救或自己突围回到延安。

文荣德曾经是30军、9军的战士。他曾两次受伤，是战友舍生忘死地救了他，长征时他“还在路上碰见曾背我的30军和9军的战友们，后来在延安就不见这些曾经熟悉的战友”，他对西路军的战友们折戟于戈壁沙漠十分心痛。

文荣德从亲身经历谈了西路军失败原因。他惋惜：“当晚我们31军等部队已经到了黄河边，由于太晚就没有及时渡河，如果我们31军、4军头一天夜间抢渡黄河，西路军不会全军覆没。结果第二天对岸码头被胡宗南部占领，河东我们这边也受到敌人猛烈冲击，我们军政委又急又气，与司令部的人员一起用手枪、步枪打飞机。地面的敌人也凶猛，红4军与敌人激战时，我方有一个阵地被突破，险些被歼灭，情况十分危急，部队差点被打乱，后来我31军一个团顶上去，局面才得以控制。本来朱德等红军领导是准备按计划一起西进执行宁夏计划，如果我们都过去了，西进红军的整体力量强了，肯定能战胜马家军，而且领导力量加强就可以避免陈昌浩在西路军指挥问题上优柔寡断的错误。31军等部队西渡黄河失败就一直没有西渡黄河去补充西路军。”

文荣德认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很简单：“正准备渡河的河东红军主力与河西的红军被突如其来的敌人隔断了。”这与军史记载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之一相同：没有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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