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调元生平事迹

李调元（1734-1802），清乾隆时期巴蜀著名文人，历史学家、艺术家、教育家、文献学家、民俗学家、社会学者及藏书家。字羹堂，号雨村、童山、鹤洲、蠢翁等，世居罗江县北南村坝。从小天资聪颖，加之家学渊源，5岁即诵读“四书”、《尔雅》，7岁即能应答巧妙。青年时期更是才华横溢，工于文章书画，“与崇庆何希颜、成都张鹤林、内江姜尔常、中江孟鹭洲、汉州张云谷，以文章著于时，时称‘锦江六杰’”。[1]后经科举考试入翰林院，一生曾任吏部考功司主事兼文选司、翰林院编修、文选司员外郎、广东副考官、直隶通永道等官职，为人正直，不为权贵，为官清廉，后因护送《四库全书》遇雨书被黄箱沾染而获罪，深感仕途艰险，遂与官场决裂，“笑傲山水、潜心著述”。李调元不但藏书丰厚，而且一生著述范围广泛，内容庞杂，涉及经史子集、语言文字、音韵戏曲、地理民俗、碑刻博物等。他耗尽一生精力，构筑囊括150种著述在内的《函海》；独立编纂了《罗江县志》《通州志序》等方志著作，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方志思想。

李调元主要方志思想

方志即按一定体例，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或特定事项的书籍文献。作为绵州罗江人，生于斯，故于斯，李调元独立编纂的《罗江县志》是全面了解罗江社会生活万象的主要参考书，也体现了他主要的方志思想。

明确的修志思想   修一方之志须有明确的编纂思想，李调元编纂县志首先是源于父亲李化楠的影响，他曾在《罗江县志序》中说：“罗江县旧无志，乾隆九年邑令秀水沈公潜延余先君石亭公纂修。”李调元的才学很大程度上直接来源于家庭的影响，他想修补父亲的《罗江县志》，有继承父志的意思，在《童山自记》中云：“罗江县志，先君所作……思以继先君也。”

然而修志不是对前人的简单重复和继续，要对前志有所继承并有所发展，这也是李调元着重贯彻的修志思想。他发现由于兵荒马乱，很多书籍无法考证，很多名家著述也来不及细访，重新考订修补旧志就成为一种必要，按照李调元自己的说法即要“继前志而补前缺”。加之卸甲归田之后，感到自己时间不多，如果不能很好完成这个工作，心里恐不安宁，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他完成方志的重要思想动力。

同时，李调元在《童山自记》中云：“绵州自移并罗江后，向未有志，此乃拟作州志稿本。”可见，他修订编纂《罗江县志》也是希望能为绵州方志的编修积累基础素材，这种修小志为大志打基础的修志思想非常明确。

充分的修志准备

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家学背景使得李调元从小就喜好读书、抄书和藏书。5岁就开始背诵中国传统经书，青年时期即写得一手好文章，堪称“奇才”，在乡试中，提学史“奇其才……拔第一。”从他留下来的庞杂的诗、文、论、赋、奏、序等各类文体文献来看，可谓洋洋大观，绝非凭借一时聪慧能写出来，而需要长时间大量的阅读和学习方可。中进士在翰林院期间，正是乾隆下诏修订《四库全书》之时，作为参与人，他有幸看到很多坊间难得一见的皇家的“天府藏书”，“采遗书，开四库，于是人间未见之书骈麋至。”这些难得的巴蜀文化书籍为他进行方志的写作打下了宝贵的基础。

作为学者，李调元父子尤其喜好藏书，遇到好书总是倾其所有购得，外出也不忘从外地购回许多珍贵古本、稀见图书，以充实馆藏。在做官期间，“所得俸，悉以购书”。“万卷楼”就是李调元为了振兴巴蜀文化，集平生精力而经营的一座藏书楼，藏书之多，为西南藏书第一家，也可说是当时四川最大的私立图书馆。李调元的老家“醒园”在今罗江镇北二十里的云龙山下，山青水秀，树木葱笼，“万卷楼”就高矗其中。[2]李调元有抄书之癖，凡家中所无之书，即借别人所藏图书抄写。他作京官时曾如饥似渴地广抄大内藏书。其藏书中，“御库抄本，无一不备”。自刊而藏是李调元“万卷楼”藏书中的另一部分。他对刊刻前人著作极有兴趣，22岁时就自刻了《李太白集》，以后几乎刻书不断。他的《函海》《续函海》《童山诗集》《童山文集》均有自刻本。嘉庆五年（1800）刊刻的《函海》丛书，收书152种，大部分为川蜀先贤著述。分30函，一至十为晋至唐、宋、元、明诸人未见之书；十一至十六，专刻明代杨慎所著之书；十七至三十，为自著之书及各家已刻而流传不广的书籍，有诗文、史论、音训、剧话、曲话、词赋等，其中有关音韵、民歌、俗谚最有价值。自归乡之后，李调元有志于收集巴蜀乡邦文献，藏书达10万余卷。除保存古版经典外，其他书籍广泛借阅，以奖掖后进为己任。编书目《西川李氏藏书簿》10卷，分经、史、子、集4门。另编有《万卷楼藏书目录》和《赝书录》。所藏书后为和珅党羽借白莲教起义军之名所焚。著有《童山文集》《雨村诗话》《蠢翁词》等，辑《全五代诗》、民歌集《粤风》。另有《诸家藏书簿》《诸家藏画簿》各10卷。如此规模的藏书，李调元本人也很自豪，其诗云：“我家有楼东山北，万卷与山齐嵯峨。”

游历山水是文人普遍的一个爱好。李调元对巴蜀大地的山川名胜、寺观僧道、文物古迹、民俗风情、饮食园艺都留下众多的记载。他在游览名胜古迹的时候，亦不忘做好记录，一时一地的风土民俗、山川地貌、名胜古迹以及碑刻金石等无不随时记录下来，这些实地考察的资料为其日后方志的写作提供了真实的第一手资料。乾隆五十五年，李调元撰写30卷的《梓里旧闻》成为其编修《罗江县志》的底本。

严谨的修志态度

李调元撰写《罗江县志》历时三年，是其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但是绝非仓促随意制作，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严谨的考证、实事求是。李调元生活的时期正是清代“小学”盛行时期，清人重整“汉学”，尚汉学中的“古文经学派”，重视理据的考证，尤其是利用金石材料的考据，致力于文献的考据。在方志的写作上，强调要注意方志体例的完备，内容的广博，材料的详实，做到有理有据。这些严谨、求实、审慎的治学风气都影响着李调元的方志写作。这种“征而有信”的态度也贯彻在他的《罗江县志》写作中，“如四乡门北乡上，关于三清观的记载，‘按万历总志，二里有三清观，今亦无考，或企仙亭。’关于绵阳误作沔阳的解说，‘按绵阳江，即蜀都赋所谓浸以绵洛也，蜀地名绵阳皆因之，有误作沔阳，非也，沔在汉中。’李调元在每有考证之处，采取低于正文二格的形式，既有别于正文，又有别于诗词，以便查阅。”[3]

在修志时根据一地一方的历史现状的真实情况进行，既不缺漏，也要补前志所没有，不依个人旨趣爱好随意取舍，不夸大，不缩小，实事求是，有根有据，论述客观公允，既要考，又要辩，还要证。李调元在编写《罗江县志》时广征博引，大量引用各类材料，如《升庵记》《文献通考》《晋书》《明史》《太平寰宇记》《剑南记》《九州春秋》《华阳国志》《四川通志》《大清会典》《四川总志》《蜀陇余闻》等，看到的材料还要进行辨析，防止以讹传讹，如方志中引用了一些碑刻材料，这些碑刻都是李调元亲自拓印，“山巅水崖，凡有半碣残碑，自明以上者，莫不手自摹拓。”[4]

创新的修志方法

方志的编纂由来已久，其编纂体例、方法、原则等也有一贯的做法。在编纂体例上，李调元敢于打破传统设立人物、风俗、城邑、传记、学校、祠堂等体例，大胆进行创新，他开创了城内门和四乡门即东南西北四乡两门，在这两门下又涵盖传统方志门类，《罗江县志》十卷，补遗一卷，卷二是城内门，卷三到卷八是四乡门。这七卷是所谓的综合叙述，之后又有传统的门类，这样的处理便于快速查找某个地域的情况，简单明了。另外，“一景一艺文”，即没有传统的艺文志一门，而是随景附设艺文志，一一对应，做到景与艺文互相对应结合，并且将艺文放在低于正文一格的位置，方便读者查阅对照，“如在写到文笔山南塔时，低于正文一格，将知县孙志祖写的重修南塔记附于其后。在写到蓬莱坊时，低于正文一格，将明丁宇耀《蓬莱坊修道记》附于其后，做到了景与艺文的结合，便于查阅。”[5]

李调元方志思想的影响

作为清初著名才子学者，经历战争浩劫，百废待兴，李调元有着知识分子均具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其一生涉猎广博，在很多领域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方志学领域，他认为：“身为民牧，而今一州之山川，风土，物数，方名，若隔膜而不相知乎”[6]，作为一方之百姓，应对当地的风土人物、民情风俗等地域情况有所了解，在方志的编纂上首先要承前人之志，又要补充前人之志，启发后人，要有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另外，李调元打算编修罗江地方志的时候，由于战乱，文化遭受严重破坏，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也来不及仔细研究名家著述，他感到这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历史时期，修志工作势在必行，它不但可以保存现世历史，还可以“资政、教化”，为当地政府治理一方、教化当地百姓、普及当地知识提供材料和依据。

李调元本着明确的修志思想，进行了充分的修志准备，以严谨的修志态度采用创新的修志方法，其所修的《罗江县志》为保存罗江本地资料，后世了解罗江乃至绵州四川，进行巴蜀文化研究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史料，也为方志的撰写提供了很好的范本，为巴蜀文化的弘扬作出了切实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学君，张莉红：《非常之人与非常之功———李调元生平述论》，文史杂志2007年第4期。

[2]李调元：《函海序》，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1985。

[3][5]旷天全，卢霞：《李调元方志思想研究》，四川省地方志论文选，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地方志协会编 ，2011.3。

[4][6]李调元：《罗江县志序》，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1985。

（作者单位：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