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辉，字平倩，一字昭素，号慎轩，无知居士，四川西充县走马场人。史称黄辉“刻意学古，一以韩（愈）、欧（阳修）为师，自是馆阁文稍变”，对明代文学改革及公安派的兴起都有重要的作用。黄辉与公安三袁交往密切，共同推进了公安文学的兴起与发展。

黄辉与袁宗道

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号玉蟠，又号石浦。明荆州府公安（今属湖北省公安县）人。黄辉与袁宗道相识相交于同官翰林时期，思想上的契合，使得他们不仅仅是同为馆臣的同事关系，更是站在反对拟古主义思潮这一战壕里的亲密战友，而葡萄社的聚会则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情谊，变得亲密无间。

万历十四年（1586），袁宗道中会元，授翰林院编修；万历十七年（1589），黄辉中进士，次年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时王、李之学盛行，翰林院受到很大影响，“袁氏兄弟独心非之。宗道在馆中，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两人同为翰林院馆臣，思想相通，逐渐成为好友。

“伯修在词垣，当王、李词章盛行之日，独与同馆黄昭素，厌恶俗学，力排假借盗窃之失。于唐好香山，于宋好眉山，名其斋曰白苏，所以自别于时流也。其才或不逮二仲，而公安一排实自伯修发之。”钱谦益在此段描述中已经表明，“公安一派”是由袁宗道发起的，而黄辉与袁宗道早已就反对拟古主义达成了共识，自成一派。黄辉以韩愈、欧阳修为师，来反击“七子”的“文必秦汉”，袁宗道则以推崇白居易、苏轼来对抗“七子”的“诗必盛唐”。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嘉靖七子之派，徐文长（徐渭）欲以李长吉（李贺）体变之，不能也。汤义仍（汤显祖）欲以尤（袤）、萧（德藻）、范（成大）、陆（游）体变之，亦不能也。王百谷(穉登)、王承父（叔承）、屠长卿（屠隆）虽迭有违言，然寡不敌众。自袁伯修出，服习香山、眉山之结撰，首以白苏名斋，既道其源，中郎、小修继之，益扬其波，由是公安派盛行。”黄辉、袁宗道都对拟古主义思潮不满，是反对拟古主义这一战线上的战友，思想的一致性，使得两人交往更为密切，为二人深厚的友谊打下了基础。

万历二十六年（1598），三袁于北京崇国寺发起葡萄社。黄辉是该社的主要成员之一。黄辉与袁宗道在葡萄社期间关系逐渐密切，他们常常聚集在一起谈禅、作诗，进行学术、思想上的交流，感情亦越来越深厚。“己亥（万历二十七年，1599）、庚子（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间，楚人袁玉蟠太史（袁宗道）同弟中郎（袁宏道），与皖上吴本如（吴用先），蜀中黄慎轩（黄辉），最后则浙中陶石篑（陶望龄）以起家继至，相与聚谈禅学，旬月必有会，高明士大夫翕然从之。”葡萄社的聚会内容与时政并无多大关系，基本上是谈禅、作诗。“至则聚谈，或游水边，或览贝叶，或数人相聚，问近日所见，或静坐禅塌上，或作诗，至日暮始归。”

万历二十八年（1600），黄辉升任右谕德，袁宗道升任右庶子。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袁宗道于九月猝然离世，黄辉悲痛不已。由于袁宏道、袁中道两兄弟均在八月离京，黄辉便亲自料理了袁宗道的后事，事无巨细，尽心尽力。“初，伯修官京师，以庚子（万历二十八年）九月仓卒去世。中郎及予俱八月先归，区处后事，皆慎轩为之，尽心尽力，可无遗恨。”黄辉与袁宗道情谊深厚，以至于两年后，黄辉辞官归故乡，还专门绕道公安去拜祭宗道，并为其墓题主志铭。

黄辉与袁宏道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又号六休。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历任吴县知县、礼部主事、吏部验封司主事、稽勋郎中、国子博士等职。黄辉与袁宏道早年便已结识，交游逐渐频繁则是他们均在京城为官时期，葡萄社的筹建成为了他们交往的主要途径，为二人的深厚友谊打下了坚实基础。以至于后来，二人无论是出仕还是归隐，都没有再聚首，但却一直有书信往来。

黄辉与袁宏道相识相交，至迟应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初。是时，黄辉与宏道等人在北京出游，袁宏道在与袁宗道的书信中有提及“会王（图）、黄（辉）、顾（天埈）、萧（云举）四太史，为我致谢，云吴县有一无孔铁锤”这里的黄，应是说的黄辉。此为袁宏道在吴县时所写，而黄辉此时应在京师，与陶望龄、潘洙为本年会试同考官。袁宏道在吴县期间与黄辉并没有直接的书信往来，只是在与长兄袁宗道的书信往来中有提及黄辉，也不过是代为问候而已，而黄辉也没有到吴县看望他。
袁宏道在京期间，与黄辉交游逐渐频繁。万历二十六年（1598）四月，袁宏道出任顺天府教授。同年，袁中道被举荐入京，为国子监太学生。袁氏三兄弟齐聚京师。袁中道记录了当年的情形：“戊戌之冬，伯修、中郎皆官都门，予亦入太学。慎轩先生从蜀中来邸中，聚首甚密。”黄辉作为葡萄社的主要成员之一，与宏道交游甚密，或是相约在崇国寺葡萄园中饮酒，或是相约大慧寺登高，甚至于端午节也会聚集在一起谈禅、作诗，进行学识（术）和思想上的交流，是志同道合的好友知己。黄辉受袁宏道的影响较大，在此之前，黄辉的诗文俱有名，在馆阁馆臣中，诗文推崇陶望龄，书画则是董其昌，而黄辉的诗书与他们齐名，不分上下。袁中道在《书方平弟藏慎轩居士卷末》云：“伯修诗稳而清，慎轩诗奇而藻，两人皆为中郎意见所转，稍稍失其故步。”万历二十九年（1601），袁宏道有了绝仕的意望，并寄诗黄辉劝其退隐，相约黄辉于明年归隐玉泉山。但是，就在万历三十年（1602）春，借由李贽入京，发起了对士大夫学佛谈禅之风的抨击，即“排佛案”。黄辉在这起事件中受到较大波及，京城“憎黄尤切”。黄辉不得不辞职还乡，陶望龄也离京。袁宏道在家中闻得京城之变故，又写书信劝黄辉归隐。

黄辉在家期间与袁宏道亦多有书信往来，如《寄中郎书》《寄中郎、密脩书》。袁宏道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入京，在任职期间曾多次劝黄辉出仕，《与黄平倩》云：“近日燕中谈学者绝少，弟以是益闲……京师友朋虽少，强似家山万倍，清流胜士，时复一遇，若得仁兄与陶周望、苏潜夫俱集，其乐又不待言。”万历三十九年（1611），黄辉再次入京复职。

黄辉与袁中道

袁中道（1570-1624），字小修，号酸腐居士。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次年授微州府教授，后升国子监博士，止于吏部郎中。黄辉与袁中道，交往时间最长，可以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黄辉与袁中道的交游，应是袁宗道在京为官期间开始的。不过，二人在这之前就已相识，黄辉对少年袁中道的诗甚是欣赏，对其诗作的高度评价，对少年袁中道有着激励的作用。

万历二十六年（1598），袁中道陪同宏道入京就职，并在同年被选入国子监太学生。黄辉与中道开始了面对面的正式交游。他们或是初伏天相约于崇国寺葡萄园中饮酒作诗，或是到得胜门净业寺看水。在葡萄社期间，黄辉与宏道、中道三人结“莲社”，一心习佛，停止诗文的创作，造成万历二十八年（1600）后中道和黄辉的诗文都未曾留稿传世。

黄辉与袁中道在交往中，互相诗文唱和，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作品。袁中道与黄辉交往甚密，经常到黄辉家中做客，得其书法作品也较多。“居都门时，每月率至其寓住十余日，得其书最多。”黄辉的诗书在当时早已有名，袁中道对其书法甚是推崇，“字法愈出愈奇，决当为本朝第一。”还称赞黄辉书法“遒古柔媚，妙有灵和笔意”“黄平倩、董玄宰，真可追配古人。玄宰穷其法，平倩出己意穷其趣。”把黄辉与董其昌书法作比较，觉得各有所长，而黄辉书法似更具个性。黄辉也就书法问题指导袁中道，“作字当学运腕，不解运腕，字即无力。羲之爱鹅，政欲观其项间曲折之妙，非果癖之也。兄字有笔才，止是欠学力耳。”当时有人抨击黄书之弊，中道积极为之辩护，认为黄辉书法的妙处在于“篆籀气”，也就是巧用腕力。

黄辉年长于袁中道，是袁中道的长辈，更是其知己好友。袁中道也把黄辉当作亲人来对待，时刻关心着黄辉的近况。万历三十五年（1607），黄辉在蜀中病重，中道得到消息为之“惊叹者数日”，直到后来通过陶望龄的来信得知黄辉病已好转，逐渐康复，才放下心来。万历三十九年（1611），黄辉复职入京。袁中道在失去伯修、中郎两位兄长后，黄辉是其唯一可以依靠的人。万历四十年（1612）黄辉离世，袁中道悲痛不已，甚至在与亲朋好友的书信中也多次提及黄辉的离世，可见中道与黄辉的友谊之深厚，以至于念念不忘。

      (作者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