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哲文

百年罗公数“第一”

窦忠如

2024年4月17日是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日,作为中国文物保护领域最具号召力的旗帜之一,罗公无论是在单体古建筑实物保护方面,还是在创建中国特色文物保护理论领域,都取得了同时代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成就。日前,罗公学术研究专家及其家人会聚一堂追忆先贤业绩,有心者梳理了罗公从业72年72个“第一”,敬陪末座的笔者试举一二,以飨读者。

罗哲文(1924—2012)

众所周知,罗公素有“万里长城第一人”之誉。这既有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国长城学会第一任会长黄华多次赞誉,也有革命老人王定国2004年所作《贺罗哲文先生八十寿辰》一诗“神州踏遍人未老,万里长城第一人”为证,更有2012年国家文物局在罗公驾鹤后发布官方文告为记。那么,罗公在长城研究保护方面到底有何不朽功绩呢?

第一次寻访探查长城

1947年冬,卧病在床的林徽因把弟子罗哲文叫到身边说:“现在和谈破裂,内战已起,要出去到外地考察测绘甚是困难,你能不能想办法到北平附近的地方去看看?过去学社在北平(今北京)距长城很近,但总因为随时都可以去而搁置,殊不知这一搁就是十多年。长城是古建筑中很重要的一项,不能不去调查测绘一下。工作量相当大,你年轻,先去打个头阵,探一下路,有可能再叫致平(刘致平)、宗江(莫宗江)他们去。”

罗哲文接受恩师任务后,细致查找了相关的资料和地图,决定前往居庸关·八达岭和古北口这两处长城进行勘查。这两处不仅都是万里长城的重要地段,而且距离北平的路程也都不远,不过那里正是国共两军对峙的缓冲地段。罗哲文经过打听,获知此时战事尚未开始,于是选择一个暖阳温和的好天气,带上一架旧相机及简单用品便只身前往。当时,路上交通十分不便,罗哲文经过坐车、骑驴和步行等几种方法交替使用,花费好几天的时间才算完成了“初探”。

罗哲文1948年拍摄的八达岭照片

对于第一次勘查长城的感受,罗哲文不仅留诗一首“断垒颓垣古戍残,夕阳如火照燕山。雄关几度沧桑换,戍卒征人魂可安”,后来还撰文说:

这是我首次到达长城,那种苍凉、雄伟、壮阔、关山难越的情景,尤其是长城如巨龙般飞驰的动人景色,至今如在眼前。由于当时人烟稀少,地处荒凉,我不敢久留,照了几张相,赶快返回了。

罗哲文当年拍摄的古北口和八达岭的照片,今天已成为历史老照片。

第一次组织开展长城维修

1952年,随着新中国各项基本建设飞速发展,全国文物古建筑的维修工程同时也全面展开。为适应国家当前形势并满足国内外游客对长城的向往,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提出修复长城、对外开放的建议。于是,开通柏油马路工程交由交通部门负责,修复长城则成为文物部门责无旁贷的工作。

1952年早秋的一天,罗哲文接到通知说有重要任务交给自己,于是急忙赶往文物局局长办公室。迈步进门时,发现房间里几乎座无虚席,原来这是时任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为了修复长城而特意召开的一次筹备动员会。会上,28岁的罗哲文被郑振铎委以重任,担当了修复长城的负责人。

罗老撰写的第一本有关长城的著作《万里长城——居庸关•八达岭》,195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罗哲文当天便挑选了10多名得力助手,先从广泛查阅有关史料着手。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罗哲文等人经过细致耐心的爬梳整理,敏锐地意识到,号称“万里”的长城在经过漫长岁月侵蚀后,当时能看出基本形体的部分仅占全长的十分之一,而基本保存完整的部分又仅占能够看出形体的部分的十分之一。即便如此,要想将基本保存完整的长城段落,修复完毕也难如登天。

罗哲文果断选定居庸关·八达岭和山海关这两个重要地段作为修复重点,随后便带领人员前往居庸关·八达岭进行勘查。

罗哲文后来回忆说:

我们乘火车到八达岭车站以后,步行或骑毛驴上山。当时的八达岭满目荒凉,从明代以后,已经三四百年没有加以维修了。站在长城上,我为能参加新中国的首次维修工作感到光荣而骄傲。当时工作的条件比起现在来是相当艰苦的。八达岭上的几间小屋已经墙倒屋塌,根本不能住宿,可是,有一次为了考察关沟中的情况,不得不在三堡的一间小屋中和衣过夜。夜风吹来,简直与露宿毫无差别。考察条件虽然艰苦,但是长城的雄姿总在激励着我们。

罗哲文改写旧作为“断垒颓垣古戍残,夕阳如火照燕山;今朝四上居庸道,要使长龙复旧观”,表达修复长城的坚定雄心和宏大誓愿。此次维修居庸关·八达岭长城,也是新中国开展古建筑维修事业的第一项重大工程。

罗哲文晚年重书《八达岭诗》

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历经三个阶段,即单体文物建筑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在这被业内称为“中国文保三大里程碑”的进程中,都有罗公“首倡”之功。

第一次协助梁思成完成秘密工作

罗哲文从事文物保护事业,源于其1944年跟随恩师梁思成完成的“秘密工作”——编制《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1944年,日本侵略者在世界各地战场上呈现节节败退之颓势,同盟国因此拟订全面反攻的作战计划,中国战场自然也是反攻的重点。鉴于反攻时有可能会毁坏遍布全国各地的重要文物古迹,中国一些有识之士遂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成立“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杭立武担任主任委员,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与梁思成担任副主任委员。

为确保文物古迹安全,“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几经磋商后,决定尽快编撰出一本全国重点文物古迹目录,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注出具体名称及位置,将其及时发放到中国军队各级军官和参加反攻作战的美国空军飞行员手中,以便他们能快速而准确地辨识出哪些是属于保护范畴的文物古迹,避免对其进行轰炸与毁坏。

关于梁思成编撰此目录的过程,1993年10月,王世襄在一篇题为《战区文物目录》的文章中这样回忆说:

记得梁先生是从编中文目录入手的,随即译成英文。当时因学社中懂英文的人不多,部分校对交我担任。到1944年秋,转入地图的标注工作。因地图属于军事机密,不得离开它的藏所,故有半年之久梁先生常在重庆,并调罗哲文先生前往参加地图工作。

梁思成在带领王世襄、罗哲文编撰这册文物目录时,还曾建议盟军不要轰炸敌国日本京都和奈良这两座古建筑林立的古都。对此,罗哲文曾撰文说:

1944年的一个夏天,思成老师要我和他一起去重庆,帮他做一些工作……先生每天拿一捆晒蓝图纸来,让我按他用铅笔绘出的符号,用圆规和三角板以绘图墨水正规描绘。我虽然没有详细研究内容,但大体知道是日本占领区地图,标的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还有一些不是中国的地图,我没有仔细去辨识,但有两处我是知道的,就是日本的京都和奈良,因为我一进营造学社就读过刘敦桢先生写的奈良法隆寺、玉虫橱子的文章。然而日本正在和我们打仗,为什么要画在日本地图上呢?当时我没有多问,因为我觉察到是不宜知道的。

参与编撰新中国第一部《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

与上述工作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1949年初罗哲文参与编撰《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的贡献。1949年1月31日,中国共产党顺利接管北平全城后,解放军代表造访清华园新林院8号,向梁思成请教,在即将展开的大规模人民解放战争中,应如何保护全国各地文物古建筑。于是,梁思成组织清华大学建筑系部分师生和中国建筑研究所有关人员,在极短时间内编制出了长达100多页的《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并立即交由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图书文物处进行印刷,然后又以最快速度分发到解放军各位高级将领和指挥员手中,使诸多文物古建筑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免遭厄运。

在编制这份《简目》的过程中,梁思成带领大家,从查找资料到刻写钢版、折页装订、包裱封面等,如同当年在李庄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那样自力更生。罗哲文参与了这份《简目》编制的全过程,并负责全书的钢版蜡纸刻印工作。罗哲文后来评价说:

这份简目虽然极为简要,但是它却饱含着思成师、徽因师和中国建筑研究所这一学术团体多年的成果。把它发到解放军中之后,不仅在解放战争时期起到了保护古建文物的重大作用,而且在解放初期开展古建文物调查、保护、研究工作上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它已经成了新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一个早期重要历史文献。

笔者于20年前曾亲眼目睹并感受到罗公对这份历史文献的珍爱。2004年夏,笔者因编撰世界遗产方面图书之故,造访罗公并提及相关事宜。罗公先是在桌上铺了一张白纸,然后才从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小心地摸出一本发黄的小册子——《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接着用双手捏着书沿把书放在白纸上,每翻开一页都用手指轻轻按住上下书角,以便让书平整地展开。待看完后,我准备帮忙把书装好时,他则急忙弯下腰护着书,说:“还是我来吧。这书年头久了,太脆。”说着,他把书一点一点地往信封里推,然后封上再放回已经琳琅满目的书架上。

目睹此情此景,怎能不让我们为罗公如此珍惜历史的情怀而感动呢?

让我们感动的不仅限于此,还有罗公自1950年底入职文物局后,再也没有离开文保事业的一生执着。

第一次倡导创设“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如果说单体文物建筑保护属于旧有传统的话,那么首倡创设“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就是罗哲文对于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开创性贡献了。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城市建设如火如荼,而文物建筑则屡遭拆除损毁。即便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历史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等,都没能杜绝建设过程中毁坏文物事件的发生。因此,把文物古建筑纳入城市新建设规划中加以保护的构想,成为罗哲文等学者逐渐形成的共识。对此,罗哲文经过慎重深入思考后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文物保护与建设结合起来,同时考虑把古建筑文物、古城格局、传统风貌等作为新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组成部分。”

于是,为了促成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一创议早日出台,罗哲文开始在相关会议等各种场合不断强调指出,“仅仅把文物作为‘点’来保护是不够的,也比较困难。应该把文物放到整个城市规划中进行保护”“中国的古建筑,包括历代城市的布局,都是中华民族的珍宝!保护古城中的古建筑,一定要把它纳入古城保护的整体规划之中,通盘规划和运作”。终于,在罗哲文与单士元、侯仁之、郑孝燮等著名专家学者的积极酝酿和呼吁下,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和国家城市建设总局这三部委,于1981年12月28日联合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对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极为重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作出批示,指示国务委员兼国家建委主任谷牧负责办理此事。1982年2月8日,在上报国务院仅一个多月后,该请示就以国务院正式文件的形式批转下来。

平遥古城“罗哲文路”

与此同时,谷牧责成建委综合局局长曹大成与罗哲文、郑孝燮等共同经办此事。随后,罗哲文参照苏联等国有关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经验,仅用不到一个月时间就起草了相关文件稿,并促成了中国第一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的公布。对此,罗哲文后来总结说:

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的公布,不仅使古建筑文物的保护能更好地纳入城市建设的范围,而且扩大了文物保护单位的界限,可以更好地考虑周围环境和彼此之间的联系,组成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风貌。这一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措施,在文物保护工作的发展史上,是又一次重大的发展,具有划阶段的意义,可以说是中国古建筑文物保护工作的第二个里程碑。

首倡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

关于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第三个里程碑——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开启中国“申遗”之路,同样绕不开罗哲文等人首倡之功。这不能不从那份著名的全国政协四委员提案说起。1985年,在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侯仁之起草了一份《建议中国应该尽早参加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提案。侯仁之联合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生物学家阳含熙,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著名城市规划专家郑孝燮和中国文物学会会长、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三位全国政协委员,共同在这份提案上签了名。不过,关于这份著名四委员提案提交的具体过程,世人多不明就里,以致有些文章不是搞错了提案的编号和时间,就是对四委员是否都在提案上亲笔签名而产生误会,更有甚者竟然将四委员姓名弄得张冠李戴。经笔者查阅提案原文,证实这份提案的编号应为“提案第663号(教育类)”。那么,关于四位委员是否都在提案上亲笔签名这一问题,我们可从侯仁之写给郑孝燮的一封信中找到答案:

孝燮同志:

欣悉您和哲文同志已从奈良胜利归来,昨天下午政协闭幕会上,见到单老(注:指单士元先生),我问他是否见到了您和哲文同志,他说大厅里曾和您见面,于是我在大厅里转了几圈,散会时,又站在大会堂前的石阶上,希望能见到您,未能如愿为憾。也未能看到哲文同志。

您赴日前寄我的信,我在京丰宾馆收到了。您关怀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保护的心情,我是完全理解的,也正是由于您的感染,我主动起草了一个提案。“案由”全文待抄清一份后寄您。现在先把“案由”和“办法”抄写如下。……

我已经代您签了名,我相信哲文同志也一定会同意,因此也代他签了名。此外签名的还有阳含熙同志(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和我共四人,未多征集签名,但事先征求了我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杨伯箴同志的意见,并请他看过全文,他还加了点内容。回校后诸事猬集,先此奉闻,并请将此事尽早转告哲文同志为盼(我没有您和他的电话)。匆匆问好!

仁之

9日凌晨

由此可知,当年四委员联名提案时,郑孝燮、罗哲文并未亲自在提案上签名,而是由侯仁之代为签名。该提案提交后,有关部门便于当年作出了批复:

关于我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事,今年五月中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外交部、文化部、国家科委和科学院联签向国务院提出“关于我国接受《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请示”报告。国务院已批复同意。据悉,人大常委会将于11月中旬审议。

中国教科文全委秘书处

1985.11.6

11月2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决定,批准中国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2月16日,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一等秘书蔡锦涛与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在联合国总部巴黎正式签署了中国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文本文件,从而开启了中国成绩斐然的“申遗”之路。

1987年,罗哲文亲笔撰写长城申报世界遗产文本,随即长城等六处文化古迹成为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2004年,罗哲文在参加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第一次提议修改“一个国家每年只能申报一项世界遗产”的《凯恩斯决议》,会议最终同意各国每年申报世界遗产项目数额调整为两个。

囿于篇幅,关于罗哲文对中国文物保护事业所作贡献中的“第一”“最”“唯一”“首倡”等内容无法逐一展开,有兴趣者可于2024年4月17日至7月6日移步至八达岭长城望京文化广场,参看“遇见长城——罗哲文先生诞辰百年学术历程展”。

来源:《纵横》2024年第4期

文/图:窦忠如(中国文史出版社有限公司第五编辑室主任,《罗哲文传》作者,《罗哲文全集》《罗哲文纪念文集》策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