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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李致：风雨百年书生依旧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发布时间：2023-05-12 14:52:45 浏览次数：次【字体：小大】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1年第6期

风雨百年书生依旧

口述:李致

整理:巴蜀史志编辑部考拉看看

李致,1929年出生于成都一个没落的官宦之家。其父李尧枚是作家巴金的大哥,也是巴金名作《家》里高觉新的原型。李致1岁多时,父亲因家庭破产,自觉对不起家人而自杀。1942年四爸巴金回成都时,为正在上小学的李致写下:“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这4句话,影响李致一生。

“文化大革命”中,巴金受到冲击。1973年李致冒着政治风险,悄悄去上海看望四爸,极大地拉近了叔侄间的距离。他们平日书信往来频繁,有300多封,至今保存下来250余封。在巴金眼中,李致是“理解他比较多的人”。

李致的人生,映射出时代的变迁。1945年李致与同伴创立破晓社,1946年加入地下党,新中国成立后在共青团工作17年,几经风雨,初心不改。改革开放后,他在四川出版、振兴川剧、文艺工作和文学创作上,都做出了显著成绩。

李致,尽管饱经风霜,依然有着一颗赤子之心。

家国情怀

我出生在1929年12月,中国节气大雪的那一天。

1942年,我正上小学最后一学期,我的四爸巴金第二次回到成都,住在我家里。

那时,四爸巴金已成名,很多年轻人来找他题字。我也做了个纪念册,请他题字。他为我写了4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幼年,我的3个姐姐在华阳县立女子小学读书,该校初小同时招收男生,为方便姐姐带我上学,母亲让我也上了这所学校。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非常深入。老师对我们讲:一些强国蚕食我国领土,称我们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在上海租界的公园外,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我们愤愤不平。

北方天气寒冷,川军出川抗战,却是短裤加绑腿,于是,学校开展为抗日战士捐寒衣活动。每天早晨,值日生喊声“起立”,大家站起来,一起唱冼星海谱曲的抗日儿歌:

秋风起,秋风凉

民族战士上战场

我们在后方

多做几件棉衣裳

帮助他们打胜仗

打胜仗,打胜仗

收复失地保家乡

……

我们放声歌唱,歌声穿过教室,载着少年的心,飞向前方!

同学们把捐的零用钱放进一个瓦罐。我把自己每天仅有的一枚200文铜元,也丢了进去。

1938年,日本侵略军打到河南,国民党军队消极抵抗,决堤黄河,老百姓因此受难。我所在的高琦初中发起义卖赈灾,出售学生自己做的小手工艺品。那两天,我们白天上课,晚上上街义卖。市民的爱国热情高涨,很多人愿意拿出钱来,买我们制作的小玩意儿。

破晓,破晓

1944年秋,我跳级上了华西协合高级中学(简称华西协中)。这个学校没有围墙,可不穿全国统一的麻制服,荡漾着浓厚的自由空气。经好友陈先泽的四姐介绍,我和先泽参加了燕京大学、华西协合大学两校大学生的进步组织——“未名团契”。

团契的核心人物是贾唯英,她是地下党员,但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我和先泽叫她贾姐姐。贾姐姐组织我们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大学生的思想很活跃,常常围绕时势辩论,我很有启发。

1945年12月1日,国共和谈破裂,开始内战。昆明的青年学生发起“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民主运动,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积极响应。我们在成都也参加游行,从华西坝进城,经过春熙路,到少城公园(现人民公园)集会。一路上,我走在华西协中同学队伍的最前面领头高呼口号。

我们6名参加了“一二·一”运动的华西协中学生,发起成立破晓社,还写了社歌。其中4句:

打从“一二·一”走向自由的日子,

打从专制的魔窟到民主,

誓和法西斯强盗斗争到底,

战斗一刻不停息。

破晓社逐步扩大,成员来自五六所高中,到1947年底,已有30人。大家亲如一家,以兄弟姐妹相称,因崇拜屈原,共姓屈,各自取单名。我们定期聚会,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讨论时事,两次纪念鲁迅,请从延安回来的同志讲“山那边,好地方”,唱歌,朗诵诗,做集体游戏……在贾姐姐引导下,我们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正如社歌所唱:“我们从梦想走向实践,又在实践中学习!”我还订了《新华日报》,在学校积极推销记者赵超构写的《延安一月》。

1946年12月8日,我17岁生日的第二天,贾姐姐把我叫到她家里,对我说:“根据对你近两年的观察,现在准备吸收你加入地下党,你愿不愿意?”

我立即回答:当然愿意!贾姐姐说,党的“七大”规定,入党必须年满18岁,但我是特殊情况,且还有一年候补期。这样,我就成为破晓社最早入党的人。以后两年,破晓社的多数成员,也先后加入地下党或地下社。

贾姐姐给我介绍在校担任英文教员的马谦和(即马识途),要我支持他的工作。我和马老,当时是师生关系;建立友谊,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高琦初中的校长是杨立之。

那时校长亲自教“公民”课,实际是政治课,每周一堂。他爱提问,我爱回答。有一次我生病请假,课堂无人发言。他说:“怎么今天李国辉(我以前用名)没来,就没人回答问题了。”

两年后,他到华西协中当校长,就任前把我和先泽叫到他的“公馆”谈话,希望得到我们的支持。我们当然支持他,但我们热心搞学生运动,对他来讲是巨大的压力。

1946年底,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事件。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大中城市学生和各界人士,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我们在学校发起罢课,校长非常头痛;加上我几次游行领喊口号,被校方和三青团盯上。因此,学校在期末“通知书”上写道:“该生一心向外,无心向学,准予转学。”这是变相把我开除。贾姐姐认为我离校是一个损失,就设法请学校的加拿大籍校董云从龙,陪我一起去和校长谈判,以保留学籍。

在外国人面前,校长不便说要我“转学”是因为我参加学生运动,只说我成绩不好。我说不及格可以补考,考不及格可以留级。校长说:“如果这样,你必须写一份悔过书。”我当时年少气盛,拒绝写悔过书,扬长而去。

那时,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创办西南学院。该校入学考试不考数学,只考政治和作文,于是我报考了西南学院。口试我的是杨伯恺老师,他也是地下党员,但当时我不知道,不过我们彼此认识。一年前,破晓社在他报社的印刷厂,印了5期半月刊。他了解我的政治立场。

杨伯恺随意地问我:“你被开除了?”我答:“是。”他又问:“为啥要考新闻系?”我答:“新闻是武器。”我还等着他口试,他却说:“已经结束了,你可以走了。”

不久,学校发榜,我被录取,且名列成都考区第一名。

初到重庆

1947年2月,我与破晓社的十妹,同乘一辆长途汽车到了重庆。

西南学院在重庆南岸区的南温泉。第二天早上,我们错过第一班去学校的汽车,要等到下午。趁这个空隙,我和十妹乘车到市中区七星岗《新华日报》门市部,看见书桌上摆放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党的《群众》周刊等,感到十分亲切。

正在翻看书刊,店员塞了一张纸条给我,要我们注意身旁那个人。那个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的男人,显然是在监视进出书店的人们。我立即把十妹拉出书店,事后才对她解释。

下午,我和十妹坐车到南岸换渡船。因各有1个铺盖卷和1个手提箱,渡船的卖票人以行李占地方为由,不让我们上去。

旁边有人马上说:“你们来,坐木船!”他抢过我们的铺盖卷就走,我们不得不跟着他上了小木船,顺水漂流而下。浩浩长江,小小木船,摆荡起伏,十妹很害怕,我强作镇静。没有手表,也不知坐了多长时间才靠岸,只记得下船时,我们的裤脚和铺盖卷都湿透了。

第二天,我乘公用汽车去市中区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简称文生社),看我的大姐和小叔父,他们都在那里工作。汽车从南温泉去南岸大概要半小时,快到南岸时,突然“嘣”的一声,汽车翻了!有人满脸流血,有人哭喊着要赔偿。我从空隙中钻出来,摸了摸手脚,没有受伤,便很快离开现玚,坐渡船过江,到了文生社。下午的《重庆晚报》披露,此次车祸当场死了4人。

第一次出远门,就遇到特务盯梢、坐木船横渡长江和车祸。这预示着人生不是一帆风顺,我鼓励自己学会坚强。

想去解放区没成

到了文生社,小叔父得知我考上的是西南学院,认为这个学校太“红”,坚决反对,不给我学费。我的学费是四爸供给,但四爸在上海,由小叔父代管。

原华西协中校长吴先忧,在南温泉筹办南林学院,他是四爸的好友,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保护过共产党员。小叔父把我叫到南林学院,当着吴先忧的面,流着眼泪劝我报考燕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新闻系。我自知数学太差,根本考不上这两所学校。

没有学费就无法上学,怎么办?只有去解放区。早在破晓社时,我就向往解放区。我请西南学院教务长李文钊给在《新华日报》社工作的何其芳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我思想进步,是巴金的侄子,想去解放区,请其帮助。

想到将去解放区,我非常激动。何其芳是诗人,我很喜欢他的诗集《夜歌》,深夜还在背诵他的诗:“你呵,你又从梦中醒来 / 你又将睁着眼睛到天亮 / 又将想起你的过去的日子……”第二天早上,我带着行李去找何其芳,刚到南岸,就听到报童叫“号外,买号外”,原来是宪兵把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给包围了。此时再去《新华日报》社,无疑是自投罗网,我只得带着行李去找大姐。

大姐和小叔父看见我很高兴,以为我是来自习考大学,并不知道我是准备去解放区未成。文生社共3层楼房,第一层是办公室,第二层是宿舍,第三层是堆书的仓库。他们在三层空处,放了一块凉板和一张桌子,让我居住和自习,以报考燕京大学和复旦大学。

大姐经常来检查我的情况,发现我根本没学习,多数时间是在写新诗。住了一个半月,大姐觉得这不是办法,于是请我的好友、破晓社的三哥王竹,在他就读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为我找一个床位;又请自己在重庆大学的好友丁秀涓,帮我和王竹补习数学。于是,我搬到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在王竹的监督下,只得认真学习。

“六·一”大逮捕

1947年6月1日凌晨,宪兵突然来我们宿舍抓人。

同室的何文波,是在重庆参加“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的积极分子,被宪兵盯上。何文波立即把自己写的一副政治对联扔到窗外;我紧跟着把《面包与自由》和《抗战八年》两本书,也丢了出去。《面包与自由》是巴金翻译俄国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抗战八年》是写国民党消极抗战。

何文波刚被抓走,又来了个特务,大声问:“外面这书是谁丢的?有一本书是写‘自由’的。”我承认是我丢的。特务翻开我枕头,找到一封信。这封信的收信地址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特务误以为是邹韬奋办的生活书店。我立即解释,特务根本不听,把我也抓走了。

我被塞进一辆美军的10轮卡车。

我并不害怕。如果在成都,因几次游行领呼口号,肯定是在劫难逃;但我初到重庆,又改了名字,没参加任何活动。唯一担心的是那封信。那是破晓社一位不到15岁的妹妹写来的,她说破晓社的大姐告诉她,“刘伯承中秋节要打到成都吃月饼”。天刚破晓,阵阵凉风吹过。我站在卡车上,低声地唱:为民主而战,为自由而亡!

10轮卡车把我们载到城里,关押在中山二路的“渝舍”,这是重庆市市长杨森早期的公馆。里面已关了几十上百人。重庆的民主人士多数互相认识,握手交谈。我只认识两个人:一位是谢立璟,重庆大学学生,改革开放后任重庆大学副校长;另一位是汪文风,西南学院学生,“文化大革命”后期编选《天安门革命诗抄》,是“童怀周”的主要成员,打倒“四人帮”后当选中央纪委委员,曾任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长。

中午,我们被分别关进一排小屋,每个房间20人。晚上,每人发两床黑色毛毯,一床垫一床盖。显然当天是出不去了。

不久,我们被先后叫到地下室提审。地下室没有电灯,点着蜡烛。提审人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是学生。又问我怎么跑重庆来了,我说来读书,准备考大学,没说我考上了西南学院。问我反不反对内战,我想如果我什么都不懂,不像是高中学生,于是回答“刚刚和平,打内战不好”。问我平常读什么书,我答“老舍的《四世同堂》”;特务根本不知道老舍是谁,也不知道什么是《四世同堂》。他们没有追问那封信,如果盘问,我打算说是成都的小娃娃乱写的,估计他们也无法去查证。

第二天晚上开始放人,有的叫带上毛毯,有的没让带。大家分析:带毛毯,可能被转移到监狱;不带毛毯,可能会被释放。

第四天半夜,听到屋外喊“李致”,我问:“带不带毛毯?”说要带毛毯,我感到前途不妙。我被塞进10轮卡车,卡车遮挡得很严,什么都看不见。不久,车停下,我和汪文风被叫下车,安排睡在这个礼堂的长凳上,说明天再审问。第二天中午,我被释放了。原来是吴先忧保释我出去。吴伯伯笑着嘱咐:“以后当心点,赶紧到你大姐那去,你大姐着急得很。”于是我赶到大姐那儿,大姐看到我很高兴,我对她讲了这几天的遭遇。

后来我才知道,释放我和汪文风,是因为我们两人都不在抓捕名单上;而是碰巧在现场,捎带着抓去,在全国一片抗议声中,就把我们这些“额外”抓的先放了。其实,在我们那间屋子里的20人中,只有我是共产党员。

这次大逮捕,遍及国统区各大城市,史称“六一”大逮捕。杨伯恺老先生在成都被捕,解放前夕牺牲在十二桥。

恢复地下党工作

我离开成都前,贾姐姐说会把我的党组织关系转到重庆。我原名李国辉,贾姐姐约的暗号为“李国光”;她告诉我,在重庆,若有自称李国光的人来找我,就是地下党的同志来和我接关系。

在重庆1年多,没有李国光来找我。我原计划考大学,是想有一个工作阵地,其实我一心反抗国民党,无心埋头读书。1948年,我彻底放弃考大学,开始独立做学生工作。

我在重庆大学有一间小屋,结识了不少青年学生。我和丁秀涓组织了一个社团,叫“大家读书会”,有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和南开中学的十几位学生加入。我们定期阅读《世界知识》和《观察》杂志,讨论国家大事,关心解放军进展,唱进步歌曲。这时我已和丁秀涓结婚。

一天,重庆大学训导长侯枫,假借清理学校的家具,到我们的小屋搜查。幸好前一天晚上,我们把进步书籍都藏在了竹片做的望板上。他们搬走几件家具,别无所获。1950年镇压反革命时,侯枫在重庆大学的团结广场被枪毙,这是后话。

1949年初,我在沙坪坝偶遇贾姐姐的丈夫王宇光,他知道贾姐姐发展我入了党。我非常高兴,一把将王宇光拉到我住处。我问:“怎么一直不和我联系?”他听我讲了这两年的情况,决定另派人来与我接组织关系。

不久,有一个自称老张的人来找我。他给我讲当前形势、斗争策略,说中央有一个决定,三大战役胜利后,地下党员的任务,是隐蔽起来迎接解放,保护好电厂、自来水厂等跟民生有关的设施。他还教我许多方法和策略,使我懂得:不仅要敢于斗争,还得善于斗争。

重庆地下党组织受到破坏,中央南方局决定,川康特委派人到重庆,成立川西派遣组,包括沙磁区工作组。我被指定为沙磁区工作组成员。沙磁区工作组共3人,组长叫老王,另一成员叫老杨,我叫小陈。我们3人定期碰面,约好时间地点开会,但彼此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和住址。这是以防万一有人被捕,也无法供出他人。

老张与我分析了“大家读书会”成员的情况,决定发展丁秀涓加入地下党,由老王办手续;另几人参加地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合会,简称“民青”。

新中国成立后,我才知道老张是地下党成都市委最后一任书记洪德铭。老王叫刘康,老杨叫张君平,都是北京大学学生,从北平派到重庆加入川康特委川西派遣组。

1949年初,国统区经济崩溃,大学教授生活很困难。学生自动发起“尊师运动”,得到绝大多数学生和老师支持。3月,上千学生游行到市中区西南行政公署请愿示威,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4月21日,正要发起全市“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时,地下党内线传来信息,市长已下令:如再有大规模游行,就用机枪扫射。我们决定改为分散在各区游行。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做法,既保护学生积极性,成功地发动游行,又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丁秀涓的伯父,是一位著名银行家,他既保护过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又与国民党高层有所往来。一天,丁秀涓到伯父家,正好碰上徐远举来打麻将。徐远举是国民党在西南的头号特务,小说《红岩》里徐鹏飞的原型。他看似玩笑地对丁秀涓说:“三小姐,我看在我们两家大人的面子上,才跟你提个醒,不要去接触那些坏人哦。” 丁秀涓问:“徐伯伯,你能不能跟我说哪些是坏人嘛?”徐远举笑着说:“哎,三小姐,你太狡猾了,你还想在我这里套出话来。”

丁秀涓有位同学,曾给她写过一封信,抒发对现实不满;这封信被特务查到,可能是徐远举“提醒”的原因。加上侯枫曾来我们住处搜查,看来我们已经暴露,不宜再留重庆。经组织同意,1949年5月,我们撤退去了成都。

跌宕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王宇光给地下党员分配工作,问我愿意干什么?我说:“当话剧演员。”他笑着批评道:“现在正缺干部,你当什么演员,到青年团去。”于是,我到了青年团工作。从团成都市工委、团重庆沙磁区委、团重庆市委、团四川省委,一直到共青团中央。

1964年春,我调到北京,在共青团中央任《辅导员》杂志社副总编辑。很快,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我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任《辅导员》杂志总编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团中央书记处被改组。很多“当权派”受到冲击,被“造反派”夺权。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不少所谓的“牛鬼蛇神”,被集中起来,关进南院的一栋小洋房。团中央少年儿童部和杂志社,有两人出于私心非要置我于死地,因此,对于被关进南院,我有思想准备。4月21日晚,我对妻子说,如果被关进去,我有3条保证:第一,绝不自杀;第二,绝不会在压力之下,承认没有的问题;第三,绝不会乱去揭发别人的问题,卖友求荣。那一晚,我还带着两个孩子玩了气球,他们很高兴,我却不知何时才能再同他们相聚。

果然,第二天中午,我被大会批斗,我高呼口号反抗,被拳打脚踢。接着,我被抄家,被关进南院——以后,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统称“牛棚”。我和胡耀邦被关在同一房间。专政小组规定,“牛鬼蛇神”没有任何自由,不许外出,甚至同屋的人都不能交谈。这是很大的精神折磨。

有一次,机关全体人员去郊区参加秋收,大概要劳动一两个星期。专政小组的人早上说:“今天下班后你们都可以回家,明天早上带着自己的东西,7点半在这里集合。”想到晚上就可以见到妻子和孩子,我心里充满期待。

下午6时,解散回家。那个想置我于死地的人突然说:“李致,你的问题很严重,你不能回家。”这对我打击很大。第一,我想和家人团聚,这下落空了;第二,所有人都放了,只关我一个人,会让人误认为我的问题最严重,我的家人也会感到压力。

当天晚上,我突然意识到:那两个要把我整垮的人,首先想把我的精神整垮。我为什么要配合他们打倒自己?这么一想,像黑暗中一盏明灯,把我照亮。第二天,吃过早饭,我独自一人,面带笑容,在院子里洗衣服,搓呀拧呀,牵绳子晾晒,忙个不停。我想让我的妻子与女儿在楼上看见:天没有塌、地没有陷!我甚至还像阿Q似地想象,整我不垮,那么难过的该是那两个想整垮我的人。

1969年4月,“牛棚”解散。不久,机关全体人员到河南省潢川县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在干校的3年多,我不怕艰苦,努力劳动,既增强了身体,又学会多种技能,包括赶牛犁水田。1969年底,历时几年,查不出任何问题,我被解放,恢复党组织生活。

1972年下半年,我在干校悄悄给四爸巴金的女儿小林写了一封信,得到小林回信,知道萧珊妈妈逝世,继后又与四爸通信。1973年春,我从干校回北京探亲,在返程途中,冒着政治风险绕道去了上海,看望还戴着“敌我”矛盾帽子的四爸。四爸的3层楼房,第二、三层被封,他住在底层客厅,沙发被搬走,放了两张床。一张单人床是弟弟小棠的,他在农村插队;另一张双人床,是四爸的。我像小时候一样,与四爸同睡大床。

我不敢与四爸深谈。他问我家庭情况,我告诉他有些老同志很关心他。临走的前一天下午,在二楼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我对他说:“如果你的问题不能解决,你就回成都,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劳动来供养你。”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学会蹬三轮车,我想即使蹬三轮车,也能养活四爸。

第二天一早,我不得不离开上海。那天下大雨,我不想惊动他们,但四爸和九姑妈都起来送我,四爸把他的雨衣给我披上。我当然不舍得走,但我岂敢不回到要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五七”干校。我毅然提起行李,头也不回地走向公共汽车站。我脸上全是水,有雨水,也有泪水。

幸运的是,这次在北京探亲期间,我去看望了团中央常务书记胡克实同志。胡克实长期分管学校部、少年部工作,从1955年起就认识我,又同是“牛棚”的难友。在胡克实家,我见到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民,克实和苗前民过去在老区一起工作。我向苗前民提出想回四川,他了解我,说没问题。

1973年夏,我被调回四川。

出版风云

回到成都,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文化大革命”10年, “书荒”严重,人们无书可读,这种现象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后很长一段时间。为买一本新书,书店门口,常有读者通宵达旦排队。有人调侃:“排了一天零一夜,才买到一本《一千零一夜》。”

出版社本应填补这个空缺,但地方出版社执行“三化”方针,即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所出书籍多是突出政治、围绕中心、配合运动、宣传典型,字大、图多、本薄、价廉。重要的文学著作、学术著作,只有北京、上海的出版社才能出版。马识途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是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先印出征求意见稿,结果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北京和上海出版的名著,分配给各地的数量很有限,一般只占发行量的3%—6%。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分到四川只有两三万本,远不能满足当时四川1亿人口的需求。这个“三化”方针,极大地限制了地方出版社的出书范围。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崔之富,早已不满这个“三化”方针,但束手无策。

我没有“三化”方针的意识和约束。

这是因为:一、四爸巴金既是作家,又是编辑家,他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任总编辑,出书面向全国。二、我当总编辑的团中央《辅导员》杂志,是全国公开发行。三、我早年任总编辑的《红领巾》杂志,是地方刊物,但《刘文学》专刊发行量达120万册,《中国少年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全文转载,促进了在全国少先队员中开展“学习刘文学,做毛主席的好孩子”活动,这证明即使是地方刊物,也能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

在崔之富支持下,四川人民出版社带头突破“三化”方针,出版了一大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图书。时任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长的陈杰和袁明阮,先后主管出版社,也认可并鼓励我们这样做。

1977年,我们征得邓颖超同志同意,出版了《周总理诗十七首》。这本书发行了100万余册。

我们还出版了《李大钊诗选》《吴玉章诗选》《罗瑞卿诗选》和《张爱萍诗选》。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大批作家被打倒,我们率先、陆续出版了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丁玲、周立波、严文井等一大批老作家的近作。“近作”丛书,客观上为这批作家平了反;后来担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刘杲说:“近作”的出版,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为这些作家恢复了名誉,起到比红头文件还重要的作用。接着,我们又出版了这些作家的代表作,即“现代作家选集”丛书和“当代作家自选集”丛书;还出版了地方话剧《抓壮丁》(曾被江青批判)以及《马季相声集》。

这类例子很多,无法一一列举。

四川人民出版社,公开提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高质量地出书,赢得一片赞誉。全国很多作家、学者都愿意在四川出书,形成“孔雀西南飞”的局面。

后来,湖南、吉林的出版,也这么做。

这在当时有很大争议,有人说:“面向全国,你们有这个本事吗?” 也有人说:“这样就把全国出版搞乱了!”

1979年12月9日,国家出版局在长沙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会议针对地方出版社“面向全国”的方针,争论得十分激烈。10日晚,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同志,约见四川出席会议代表,我们向他汇报了四川的出版情况,他对四川解放思想、突破“三化”方针,表示理解和支持。会议最后一天上午,我在会上作《突破“三化”是形势发展的需要》的发言,介绍四川出版界的思考与实践,受到与会领导和许多代表的肯定和支持。

1979年12月,国家出版局在湖南长沙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李致(右一)和袁明阮(中)与辽宁省、吉林省代表合影

最后,陈翰伯作会议总结报告,明确有条件的地方出版社,可以试行“立足本地,面向全国”的方针。

会后,陈翰伯给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邓星盈写了一封信,他写道:“在长沙开会时我曾约谈四川代表详谈了一次。我对于你社出版书面向全国这点,极为赞赏。正是从四川得到启发,我们把这个方针推及到全国的地方出版社去了。”

多年来,我为出版社四处组稿,接触了许多作家。

1978年,《人民文学》11期发表曹禺的历史剧《王昭君》。我乘飞机到北京,向曹禺提出出版《王昭君》,他很犹豫。我随即拿出四川人民出版社刚印出的郭沫若、茅盾和巴金等名作家的著作,书籍的装帧设计印刷都很漂亮,他一本一本地翻看,立刻被打动了。3个月后,我们出版了《王昭君》,他十分满意,表示要和四川人民出版社“生死恋”。后来四川还出版了《曹禺戏剧集》。

冯至被鲁迅称为中国第一抒情诗人,我们出版了他的《冯至诗选》。他评价四川人民出版社“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这句赞扬的话,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决心为作者和读者服务,肩负起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

1985年,四川在北京举行书展。党和国家领导人杨尚昆、张爱萍出席,明确赞许我们“要当出版家”的目标。

改革开放20周年时,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国出版家协会认为,让有条件的地方出版社试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个突破性的改革措施,发挥了地方出版社的积极性,解放了这部分生产力,对于全国的文化事业是一个重大贡献。

1983年,时任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的张黎群,在遭到另一著名出版社婉拒后,写信给我,希望四川能出版“走向未来”丛书。我当即拍板同意,并马上派出两位同志,去找当时正在江西南昌开会的张黎群,商讨出版事宜。这套丛书,共出版74本,系统地介绍了国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的新思想、新观念,受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改革开放30周年,《南方周末》推荐对改革开放起到重大作用的10部理论丛书,23位参与推荐的评论家,一致把“走向未来”丛书列为第一。

振兴川剧

“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只能演8个样板戏,如果一定要演地方戏,也要用样板戏剧本,全国的地方戏难以生存。地方戏的解放,是从川剧开始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邓小平。

邓小平是四川人,喜欢川剧。1978年,邓小平到成都,要看川剧,他点了一批熟悉的剧目和演员。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马识途全部照办。邓小平看完后说:“这么好的戏,可以对观众演出嘛!”新华社立即对此作了报道。这一句话,就把全国所有的地方戏曲解放了。

1982年7月,四川省委、省政府发出“振兴川剧”号召,并成立非常设机构——振兴川剧领导小组,以统筹和协调省委、省政府的有关部门共同工作。1982年底,我被调到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和出版,兼任省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副组长,负责振兴川剧的日常工作。

小时候,舅妈常带我去看川剧,我只喜欢看武打。1952年,全国举行戏曲会演,四川演出的《柳荫记》等一批川剧剧目,大受欢迎。“看了《柳荫记》,从此爱川剧”,我就属于这类人。对振兴川剧,我当然全情投入。

振兴川剧,四川提出“八字”方针,即 “抢救、继承、改革、发展”,并确定振兴川剧目的,是要出人出戏、赢得观众,特别是要赢得青年观众。第一次川剧会演时,我们通过四川省教育厅,组织上百名大学生看《巴山秀才》。开始学生们把看川剧当成学校布置的任务,不得不去,没想到看完后非常喜欢。这一做法得到文化部称赞。

全省举行过两次振兴川剧的会演。当时不少县有川剧团,我和席明真等专家,一个县一个县地去看他们的戏,并在剧情结构、人物刻画等方面,提出改进建议,为参加会演做好准备。

1983年,举行第一次川剧会演,全省各地的川剧团,聚集成都演出。文化部很重视,副部长吴雪亲临指导,部分省市也派代表团来观摩。第二年又举行一次川剧会演,效果也不错。我们既肯定成绩,也看到问题:会演规模大、剧团多,有的演出质量较低,且花费也大。所以,我们决定以后把会演改成调演,各地一有好戏,尽快调到成都来演出,并大力宣传,给予表扬或奖励。

谭启龙同志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时,省委、省政府发出振兴川剧的号召。他退居二线担任省顾委主任时,仍然关心川剧,他为会演题词:“振兴川剧,务求时效。千锤百炼,精益求精。” 振兴川剧晋京演出时,他力主邀请13位老艺术家同行,以壮声势。

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严永洁,时任省委常委、振兴川剧领导小组组长的黄启璪,都为振兴川剧付出很多心血。黄启璪后改任统战部长、省委秘书长,仍大力支持振兴川剧;严永洁回到山东,也一直关心振兴川剧工作。

1983年9月,振兴川剧晋京演出,演出《巴山秀才》《绣襦记》和《丑公公与俏媳妇·八郎回营》3台戏;同行摇旗呐喊的陈书舫、周企何等一批老艺术家,应邀贡献了一场精彩的折子戏,轰动文艺界、新闻界和首都观众。

全国剧协主席、戏剧大师曹禺,为振兴川剧举行座谈会;全国剧协也为每台演出举行研讨会。资深戏剧评论家黄宗江,宣称他在北京过了一个川剧艺术节,并说:“振兴川剧是振兴中华的一个组成部分!”

邓小平听力不好,怕听强烈的锣鼓声,本不打算来看这次演出,后经他的夫人、继母和妹妹鼓动,决定要看。演出安排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邓小平点了老艺术家的7个折子戏,两个小时演不完,只好把一些过场戏压缩掉,让他看最精彩的部分,即“折子戏片段演出”。

邓小平看完演出后,主动上台3次合影:第一次是和全体晋京人员;第二次是和13位老艺术家;第三次是与振兴川剧的工作人员。小礼堂的管理人员说:“3次合影,只有你们川剧团才办得到。”

接着,川剧团又去上海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1985年夏,四川省川剧院应邀去西柏林“地平线”国际艺术节演出。传统戏《白蛇传》极为轰动,一票难求;观众热情高涨,开幕式首场演出,谢幕达14分钟。接着到荷兰、瑞士、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巡演,所到之地都引起“川剧热”;在联邦德国法兰克福,谢幕达20分钟。各地报刊发表了很多好评。

1987年5月,应日本文化财团邀请,四川省川剧院再到日本演出《白蛇传》,共演出24场,仅在东京10天就演了18场,效果极好。1990年5月,新都县芙蓉花川剧团的《芙蓉花仙》,又被邀请到日本演出,总计观众6万人次。当时,西方国家正在抵制中国,中国驻日使馆评价“这次演出,起到某些工作起不到的作用”,并以使馆全体工作人员名义,向剧团写了感谢信。

赴欧和赴日演出,扩大了川剧在海外的影响。

无论是晋京演出,还是这几次出国演出,省委宣传部都指定我任团长。我也借此与川剧人交朋友,为他们服务。

通过振兴,川剧质量得到很大提高,群星闪耀。以魏明伦、徐棻为代表的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剧作家,创作了很多好剧目;阳友鹤、陈书舫等表演艺术家,指导演出、教学生、写回忆录,作出很多贡献;四川省文化厅的录像室,拍摄了不少老艺术家的演出,为川剧的传承弘扬留下珍贵资料;四川有26位青年演员获得梅花奖。

全国主管文化艺术的中宣部副部长、评论家周扬说:“川剧在国内外,远远超过一个地方剧种的影响。”戏剧大师曹禺撰文表扬振兴川剧:“‘振兴川剧’,多么响亮的口号!有如空谷足音,预示着一个新的信息、一个新的行动即将来临。”

四川省川剧院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张燕与李致合影

1991年,我从宣传部领导岗位退下来,但我依然与川剧界保持着友好关系;他们还当我是“领导”,更当我是朋友,不少剧团请我去看戏。我也决心终生为川剧鼓与呼。

心系文艺

改革开放初期,我是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分管文艺编辑室、美术编辑室,与不少作家关系良好;这也是1982年底,调我到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工作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宣传部,我除负责振兴川剧,也负责审查电影、电视剧、话剧和歌舞,与众多文艺工作者成为朋友。1991年,我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岗位退下来后,当选为四川省文联主席;后一连三届当选连任,共18年。

无论是在省委宣传部分管省文联和省作协工作,还是后来担任四川省文联主席,我一贯主张:文联不要机关化,更不要衙门化,要成为文艺人的“家”;工作人员不要当文艺官,要和文艺人交朋友;作决定,要按文联和各协会章程办,不要主管领导一人说了算;每年要办一两件有较大影响的活动等等。

20世纪80年代,不时出现某些极“左”思潮,我们保护过一些好作家。

丁隆炎,记录《在彭(德怀)总身边》的作家,这本书不但受到读者喜爱,还受到时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的表扬,成都军区给他记了二等功。他接着写了彭总的《最后年月》,更是感人。可惜该书受到“彭德怀写作组”并非实事求是的指责,被停止发行;党内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批示开除丁隆炎的党籍。时为处级单位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党委,按照党章规定,越级写信向党中央书记处上报,最后中宣部准许该书“内部发行”。

因《许茂和他的女儿》一书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周克芹,在一段时间内被指责为“当代的陈世美”,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四川省妇联的机关杂志为保障妇女权益,准备公开批评周克芹。我们以省委宣传部名义向省妇联领导建议:如确有问题,可在小范围内批评帮助,不宜公开批判。意见得到省妇联采纳。事后,该杂志主编在会上说,幸好没有公开批判,否则周克芹的家庭就拆散了。

作家崔桦,写了一本反映机关生活的小说《生活拒绝叹息》,得到沙汀、马识途等前辈的鼓励,但也有几位文人写信给省委宣传部,指责该书是反党小说。我请文艺处处长邢秀田通读后,她认为指责不能成立,并与写信人坦诚交换意见,达成共识。我们并没把这件事告诉崔桦,但他从旁得知后,把对省委宣传部的“感激,珍藏在心底”。

魏明伦写川剧,“年出一戏,一戏一招”,独领风骚。1986年,川剧领导小组调他写的荒诞戏《潘金莲》到成都公演,受到欢迎。某权威人士反对此戏,指责调演该剧的行为,“本身就是荒诞的”;我们则公开强调“要允许探索”。后来全国有10多个剧种、100多个剧团移植上演该剧,包括台湾和香港。《中国当代史》有一章论述,肯定该剧。对魏明伦的看法一直有些分歧,有人指责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并批评省委宣传部包庇他。中宣部、全国文联派调查组来川了解情况,我摆事实讲道理,如实汇报。1998年,魏明伦当选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1990年,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焦裕禄》。该片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和专家的极高评价,获1991年第十四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1991年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1991年广电部1989—1990年优秀故事片奖;共发行567个拷贝,高居新中国成立后影片发行量首位。但该片在试放映阶段曾受到质疑,领导要求删掉“群众在大风雪中逃荒”的情节,这让我们很为难。我不愿改变看法,向峨眉厂厂长吴宝文建议,将该片上报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终审。最后,该片顺利通过终审,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聂大江,甚至称《焦裕禄》为“精神原子弹”。

我对四川省电视台的工作也很支持。他们拍摄的电视剧《家·春·秋》、反映南极的电视剧《长城向南延伸》和张惠娟拍的儿童剧等,我都给予关心和帮助。

我关心文艺界朋友的事例也很多,这里仅举几件。

我陪老作家沙汀去四川省人民医院看眼病,冬天为他联系去西昌休养。

《白蛇传》去日本演出,导演兼演员任庭芳受伤,我不仅去日本医院看他,回国后还多次爬上6楼,到他家中去探望。任庭芳很感动,经常提及此事。

成都市川剧表演艺术家、名丑李笑非,一度腿痛。我和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同志帮助他联系医院做CT,找到病因是脑有淤血,最后动手术治愈。他多次对人说:“省委宣传部救了我的命!”

时任全国文联主席的周巍峙同志,多次和我谈心。对文联如何开展工作,我们的主张完全一致。他还强调文艺界要有不同的声音,一潭死水不好;要与作家、艺术家交朋友,朋友关系才没有压力;有的同志说心里话,即使有错误,批评一下就行了,不要随意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中国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应考虑到这个问题。我完全赞同周老的高见,我也是这样想的。

在省委宣传部,我所做的一切,都得到部长许川的支持。1982年底,许川和我同时调到省委宣传部,我们第一次碰头,就商定要在文艺界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工作中以表扬为主;出了问题以总结经验教训为主;对有缺点的同志,以自我批评为主。我们的确是这样做的。

至今,我仍担任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四川省川剧理论研究会名誉主席、《红领巾》杂志顾问、巴金文学院顾问,偶尔也参加一些相关活动。

重拾笔杆

20世纪40年代,高琦初中一年一度的铅印校刊,每期都会选登一篇学生的作文。1943年,我的作文《偷营》印在校刊上,那年我14岁。受“五四”新文学影响,1946—1948年,我在成都等地发表了近百篇习作。1949年初在重庆,艾芜主编的《半月文艺》,发表我的《散文诗两首》。这些习作,主要是揭露旧社会的黑暗、抒发对现实的不满。以后,我全力从事地下党工作,为避免暴露身份,暂停写作。

1955年,全国“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我被隔离审查半年,尽管最后结论是我没有问题,但我过去写作的文章,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我的思想也被搞乱了,发誓不再写作。这一搁笔就将近40年。1960年,我担任《红领巾》杂志总编辑时,奉命和另外两位同志合写过一篇报告文学——《毛主席的好孩子刘文学》,仅此而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的思想得到解放,开始写作。1981年,我在疗养院住了大半年,写了几篇短文。四爸看见后,建议我60岁以后再写,认为我毕竟还在担任公职,不便畅所欲言。我也感到60岁以后再写,思想会更成熟一些,理解事物会更全面一些。

1991年,我从省委宣传部退下来。1993年我老伴生病,无论她住院治疗,还是以后在家休养,只要她在休息、看电视或看书,都是我写作的好时机。回想起自己几十年的人生,时代几度变迁,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不时浮现在眼前,我曾为之喜悦或痛苦;这些个人经历,也是时代的某些折射和缩影,值得记录。我没有什么宏伟的计划,只拟定一个总题目——“往事随笔”,写我的一生,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并重新审视和剖析自己。这些随笔,于人于己于事,绝对真实,不越雷池半步。我喜欢真诚、朴实、动情、幽默的散文,不无病呻吟,不追求华丽,不故弄玄虚,不作秀,不煽情,不搞笑,我努力在这些方面做一点探索;按照四爸的教导,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从1993年起,我在省内报刊以及《人民文学》杂志、上海《文学报》上发表文章。有一天,在商业街遇见原省委组织部部长安法孝,他表示喜欢我的文章,鼓励我出一本集子;我的好友、四川文艺出版社社长杨字心,愿为我做责任编辑。1995年,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往事》,在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四爸认为写得不错,前后要了15本,送给他的一些朋友。

199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散文集《回顾》。2001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我的《昔日》;正准备编辑《足迹》时,我想到按主题分类出书。作为个人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我编印了《终于盼到这一天》;巴老百岁华诞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为我出版《我的四爸巴金》;2010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铭记在心的人》;2012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李致与川剧》;2013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李致与出版》;2014年,天地出版社为我出版“往事随笔”系列3卷本,即《四爸巴金》《铭记在心》《往事足迹》。

201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将我的作品汇集到一起,出版《李致文存》,共5卷6本。第一卷《我与巴金》,第二卷《我的人生》(上、下),第三卷《我与出版》,第四卷《我与川剧》,第五卷《我的书信》,并在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为《李致文存》举办首发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