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3年第1期

办事勤奋 经理裕如

——记清代犍为知县吕朝恩

李治墨

吕朝恩一生前后在14处任职,其中10处为主官(包括署理)。虽然他在各处都留有政绩,比如南部县的档案、郫县的庙亭,但记录最多的还是在他主政长达六七年之久的犍为县。

奉调犍为

清嘉庆十一年(1806)5月,已在川为官近20年的知州衔知县吕朝恩丁忧服满起复,经过到北京的引见,被“发往四川以知县用”(《嘉庆帝起居注》卷11)。但实际上他很快又被征调,参办凉山抚彝军务。

清嘉庆十二年(1807)4月28日,四川总督管巡抚事勒保奏报“犍为县知县程尚濂患病解任调理,经臣于嘉庆十二年三月初三日具题,开缺所遗员缺系冲难中缺,应归部选。经臣声明川省现有应补人员,容俟拣员另行请补在案。兹据布政使董教增、按察使姚令仪详查,有候补知县吕朝恩,年力壮盛,办事勤奋,堪以题补犍为县知县等情。前来臣覆查吕朝恩才具明练,办事勤干,以之题补犍为县知县,实堪胜任。该员系曾经得缺引见奉旨仍发四川以知县补用之员,今题补知县衔缺相当,毋庸另请实授,亦毋庸送部引见,谨题请旨”。批红:“该部议奏”(《明清档案》A326—119贴黄)。“又议复四川总督勒保题犍为知县缺,请以候补知县吕朝恩补,谕旨吕朝恩依议用”(《嘉庆帝起居注》卷12)。虽调任犍为,吕朝恩实际上仍分身两处,多数时间还在凉山抚彝军务中,直到2年后才全职回任。

施政犍为

据不完全统计,清嘉庆《犍为县志》提到吕朝恩名字20余处,提到与他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事情40余处。清嘉庆《四川通志》除多处提到他的军功外,也提到他在犍为修城和办学。民国版《犍为县志》更有他的政绩专条。有趣的是民国版的志书中职官表上把他的任职期写为“嘉庆十二年”开始,而同卷政绩专条则写成“嘉庆十四年任”。这其实就是因为走马上任是前者,而真正离开军务全职回任是后者。他在任职期间,建树盛丰,摘取其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清嘉庆十三年(1808)知县吕朝恩将犍为县城垣全城加高约二尺,并修犀江门左城身九丈,犹取石材于惩非镇,所取石材即原旧城墙基石也”(民国版《犍为县志》)。加强城防,这在当时应该是最为紧迫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吕朝恩上任后立即开始的项目。近年来有文章写道:“清光绪十四年(1888),犍为知县吕朝恩同驻防军主官陈万镒,共同牵头补修。”(杨乐生《犍为武庙,大多数乐山人都不知道的地方》)这把相差一个多甲子的两件事情合并为一件,光绪年间吕朝恩早已作古,在此顺为订正。

此后,吕朝恩重修县学、普济桥、太平桥、天生桥、黄旗山义冢等,这在当时算得上是县里的重大建设项目,涉及民生和教育,有着特定的时代意义。另外,文昌阁、申明亭、节孝祠、文庙、武庙(关帝庙)、火神庙、水神祠等,“或迁置,或培修”,都属于那个时代的文化类建设,吕朝恩任上全盘规划,先后开始,一一告竣。

吕朝恩全面铺开的建设项目,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勘定校场坝(演武厅)”“五龙书院公界”,以便修缮,则都排除了人为的障碍,有过一番特别的努力。前者被商家立店侵占,“知县吕朝恩履勘归原,埋石定界,永远立案。其铺户每岁纳租归武庙经营,以为补葺之资,皆有碑记”;后者涉及宗族祠堂,“知县吕朝恩踏勘饬令拆迁,详府申司在案”。吕朝恩不仅勇于触犯既得利益,而且解决有理有力、利于长远。

看得出,吕朝恩在犍为施政几年,还是比较务实,卓有成效的。这期间由民间出资建设的民生或文化项目还有三星桥、顺江桥、金粟桥、真武山义冢、公车义田、川主祠等。

任职犍为期间,“节孝、节烈、贞女、烈女”等事迹,吕朝恩作为知县,详请旌表不少。但最值得一书的,还是两件事。一是书院公田,“嘉庆十七年知县吕朝恩捐银四百两,赎回兴隆寺当出田地三十八亩。征条银一两一钱七分,坐落李家沟,每年收市斗租谷四十三石,合仓斗谷一百三十石零二斗。地二段,共收租银三两一钱”,这就从经费上保证了书院的长期运行;二是黄旗山义冢,“县治滨临大江,常有浮尸漂至……嘉庆十六年,知县吕朝恩因原募水手,有名无实,查明裁革。着落该处大小船只等,遇有浮尸,实力打捞,每尸一驱,给钱一百文,甚为得力。各船捞获浮尸较多,惟所埋义地渐窄,租息渐减,不敷经费,知县吕朝恩捐银二百四十两……交当铺生息,以资费用;并将就近置产,用垂永远。”清嘉庆《犍为县志》(卷之四·食货)记载:“本县知县俸薪银四十五两,养廉银六百两。”吕朝恩这两件善举,确实是尽心尽力。

修志留史

“清嘉庆十六年(1811)辛未,大府奏修省志,檄各属皆以志往。”吕朝恩“因采辑二三十年中事,编附旧志以上,欲因以重镌之(县志),会擢任(酉阳直隶州)而去,事中止。故诸邑之志皆成而犍为有待”。继任王梦庚“明府来宰斯邑,甫下车,概然以为己任”。重新编辑成书后,作为吕朝恩、王梦庚共同纂修,“清嘉庆十九年重镌”。国史、方志、家谱,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文字载体,此书的意义不必冗述。其中还有一个小故事:“邵氏古铜香炉,今无存……清嘉庆十七年二月,知县吕朝恩为编纂县志,期于核实,传讯住持僧,亲供具结存案。”吕朝恩修志之认真,可见一斑。另外一件事则是“嘉庆壬申(十七)二月奉文重纂邑乘,采访古碑、石刻,于清水溪之东皇宫得宋夫人贾氏(礼部侍郎邵公硕人之姊)墓志铭”。足以说明这次修志,不仅补充了上次修志以来的新内容,而且抢救了文物史料,填补了历史空白。

正是因为他们修志,给我们留下了犍为当时的详尽资料,试举若干:

人口:“嘉庆元年至十八年陆续奉行清查续增报部户名新旧共二万八千二百五十户,人丁八万六千零十九丁。”

田赋:“嘉庆元年至十七年,现在报部实存上中下及学田共二千一百五十六顷一十八亩八分七厘五毫六丝一忽七微一尘二纤,共征丁条粮银六千零五十四两二钱二分七厘四毫三丝三忽九微六尘三纤三沙八渺三漠二埃另加一五火耗,遇闰照例加征。”

盐法:“至嘉庆十七年止新旧共盐井二千零八十眼,共锅二千九百零二口,每口榷正课银二两,共征正课银五千八百四十六两。陆续奉文坍除盐井八百七十四眼、煎锅一千二百四十八口,正课银二千五百零八两。”

社仓:“至嘉庆十七年计各处共积贮社仓,仓斗谷一万六千七百零五石二斗一勺三抄。”

济贫:“迄今嘉庆十八年均照奉发水票五百五十张,所缴息银依数散给贫民,每日每人钱二十文,每月一领。”

褒奖升迁

清嘉庆十三年(1808),“七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另折保奏在事出力文武各员加恩,均照所请……知州衔犍为县知县吕朝恩署马边厅事……吕朝恩本有蓝翎,并著赏换花翎”(《四川通志》卷首之十二·圣训十二)。吕朝恩并未真正被赴任马边厅,只是立功受奖。

“……十七年(1812,吕朝恩)擢授(酉阳直隶州知州),未到任”(《酉阳直隶州总志》卷12·职官志)。为了这次擢任,吕朝恩再次进京觐见,“(六月十三日)又将四川总督常明奏请升补酉阳州直隶州知州之犍为县知县吕朝恩等带领引见,奉谕旨吕朝恩准其升补酉阳州直隶州知州”(《嘉庆帝起居注》卷17)。《总志》介绍吕朝恩为“顺天宛平进士”,实为不确;“未到任(酉阳)”则属实,原因仍是吕朝恩又在调办军务之中。他究竟什么时候离开犍为不详,但是直到嘉庆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还有就犍为新开盐井纳税一事,朝廷给嘉定府知府宋鸣琦、犍为县知县吕朝恩的批复(台北故宫《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联合目录》)。

民国版《犍为县志》中关于吕朝恩的政绩,最后以“升任酉阳去,士民颂之”结尾。果然“犍为百姓自建祠庙,供后人纪念。如‘三公会’,建于东兴场(下渡),将知县沈念兹、吕朝恩、王梦庚的塑像立入祠中”。

吕朝恩上任犍为之前,川督勒保对他的评价是“才具明练”“办事勤奋”;吕朝恩离任犍为之后,川督常明对他的评价是“为守兼优”“经理裕如”。纵观吕朝恩在犍为任上的作为,这前后两任川督对他的评价是准确的。

( 本文载《巴蜀史志》 2 023年第1期 )

特别提示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李治墨(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