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农村改革的重要推动者

1986年8月，杜润生在工作中（新华社 发）

 40年前，改革在农村萌芽。40年后，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新一轮农村改革正当时。从解决好农民和土地关系问题、释放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到不断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融合发展，有这样一位老人，以毕生精力推动农村改革破局，并不断取得新收获。

 杜润生，我国农村改革重大决策的参与者和亲历者。40年一步步走来的农村改革征途，留下了杜老不可磨灭的脚印。

 1979年，杜润生已66岁，出任刚刚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主管农村政策研究。中国改革的起点是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改革。当时，“包产到户”仍是一个非常敏感而有争议的话题。

 在一次讨论“包产到户”的工作座谈会上，因各方分歧太大，会议无法继续。杜润生撇开这一话题，说起温饱问题该如何解决。摆事实、讲道理，最终推动形成了1980年的“75号文件”。这个文件打破了多年来形成的包产到户等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僵化观念，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当时中国农村产生了较大的思想冲击。

 1982年，杜润生根据中央精神主持起草了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他出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连续又主持起草了4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

 杜润生说：“我在农村问题上有一条原则：尊重农民。”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改革之初，他坚持尽可能延长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将使用权物权化。后来，他继续呼吁免农业税，呼吁破除制造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呼吁警惕因征地而造成农民流离失所……

 人们称他为“农村改革之父”，但面对这样的赞誉，杜润生却从不放在心上。2008年，杜润生获得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当时已95岁高龄的杜润生在颁奖典礼上表示，“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民的发明，我们只是进行了调查研究理论化”。

 2015年10月9日，杜润生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董峻 胡璐）

倪润峰：企业“军转民”的创新者

 1993年，倪润峰（右）在销售卖场给消费者推介长虹彩电（新华社 发）

 原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倪润峰回忆起荣获“改革先锋”称号的那一刻，依然激动不已，“这份殊荣来之不易，不管是我个人，还是长虹，都要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

 1985年，刚刚上任国营长虹机器厂（国营780厂）厂长的倪润峰，发现自己和企业都站在了“悬崖边”：随着国家军工订单的大幅下降，企业日益不景气。

 摆在倪润峰面前的，唯有一个“闯”字。

 “我们顶住了重重压力，抢在国家相关政策关门前夜，引进了全国当时最后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倪润峰回忆说，“长虹用1年半生产出了合格的18吋彩色电视机，迈出了从单一军品到军民融合的转型第一步。”

 这一步，从此海阔天空。倪润峰掌舵近二十年间，长虹累计产销彩电近8000万台，累计实现销售收入超过千亿元。当年的“7字头”军工企业中，唯有长虹依靠“军转民”，一步步成长为千亿级企业。

 “不沿边、不靠海，长虹发展的每一步，都靠解放思想，大胆突破。”倪润峰用“敢为天下先”来总结长虹的核心文化。

 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长虹率先打破僵化的价格体制，主导了中国家电行业第一次“价格战”，引领了中国家电产业“优胜劣汰”的市场化发展道路。

 1995年，长虹提出“产业报国、以民族昌盛为己任”，通过自主研发，推动了中国大屏幕彩电的大规模普及，为中国彩电业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1997年，长虹第1000万台彩电下线，一举成为中国“彩电大王”。

 率先推行干部聘期制、契约化管理制，率先打破国企固定用工制，推动股份制改革……长虹的发展历程，处处充满着“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勇气。展望未来，75岁的倪润峰依然信心满满：“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只有大胆解放思想，坚持发展实体经济，培育呵护企业家队伍和企业家精神，撸起袖子加油干，伟大复兴才能一代接一代往下传。”

（江毅）

来源：光明日报（2019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