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2年第3期

康明惠革命生涯及思想探析

潘 坤

1919年,四川党团组织创始人、四川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者王右木出任四川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四川农业大学前身办学机构,存续于1914—1927年)经济学教员,他在任教期间积极巧妙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学生群体中组织创立四川首个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当时就读于四川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林科的康明惠深受王右木熏陶和影响,在其引领下逐渐成长为其得力助手及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后康明惠成为四川党团组织的骨干成员,他积极参加党领导的重大革命活动,并在家乡温江创立首个党组织。

一、莫谓书生空议论 头颅掷处血斑斑——康明惠革命生涯概述

康明惠,号恩溥,1898年12月出生于温江涌泉乡①。身处民族危亡的纷攘乱世,康明惠自青年时代便深具爱国情怀。1919年,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成都后,读中学的康明惠反帝爱国热情高涨,积极参加成都学界后援会组织领导的游行示威和抵制仇货运动,抗议帝国主义罪行和北洋军阀政府出卖主权、镇压学生的卖国行为②。

1920年,21岁的康明惠入读四川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林科,受时任教师王右木影响加入王右木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在读书会期间,他积极阅读《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新青年》等进步刊物,逐步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生信仰③。

1922年夏,康明惠加入王右木组织领导的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组织机构),随后立即投入到四川教育经费独立运动中,成为四川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在该运动中的重要领导者。此次运动中,康明惠积极奔走,发动师生参加集会,最终逼迫四川军阀同意以肉税支付拖欠的教育经费,取得运动的最终成功。1923年1月,成都地方团改选,康明惠当选为执委。1924年,康明惠连任第三届成都地方团执委委员,任地方团秘书,负责团组织日常工作开展;同时,康明惠还兼任包括陈毅参加的省学生联合会的秘书职务,以及省民权运动大同盟庶务股主任①。王右木在革命工作中通过与学生界、工农界的积极联合,开办工人夜校,成功促使当时的四川党团组织活动得到广泛的社会大众支持与参与。1924年年底,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受党中央指派,康明惠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②。

1925年,康明惠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工兵科③。当国民党右派分子在黄埔军校内活动猖獗时,康明惠不顾威逼利诱,坚定地加入到周恩来组织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坚决同右派分子展开斗争。黄埔军校毕业后,康明惠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工兵排长,并随部参加北伐战争。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康明惠继续随部队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27年底,康明惠因所在部队发生叛乱而被迫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他返回家乡温江继续开展革命工作,并在此期间创立温江历史上首个党组织。返回温江的康明惠为了革命工作,常奔走于成都、温江两地积极开展联络与组织工作,其活动引起反动当局注意,导致他的党员身份也暴露。1931年,反动当局开始大肆搜捕康明惠,为保护其生命安全,省委决定派康明惠前往江西苏区从事军事工作。同年11月,康明惠赴江西苏区前暂住上海,其间他以“悯怀”为名,向党中央作《关于四川政治经济状况的报告》,文中分析了当时四川经济政治形势,并对党内“立三路线”的错误进行批评,旗帜鲜明地指出应对敌开展武装斗争,并提出党组织首先要加强无产阶级领导,肃清阶级异己分子;其次要社会化;最后要职业化等三点建议。不久,康明惠在离开上海前往江西苏区的途中失踪,后被判定为牺牲。1988年,康明惠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二、不畏艰险开基业 高擎党旗照温江——康明惠创立温江党组织始末

1927年底,康明惠在国民大革命失败后被迫返回家乡温江之时,正值革命低潮之际,整个中国笼罩在白色恐怖当中,康明惠回家后的第二天,便被地方反动势力以共产分子名义逮捕,后因查无实据释放。康明惠没有被当时严酷形势吓倒,而是冒着被反革命势力捕杀的生命危险,凭借自己在温江的人脉地缘便利,在家乡秘密开展革命工作,一面与反革命势力做坚决斗争,一面深耕厚植革命土壤,亲手培育了温江历史上首个党组织,将第一面鲜艳的党旗插在鱼凫古国的大地上。

康明惠返乡后,先是以自己的农学专长为掩护,利用培育果树、养蜂等社会职业身份,积极发掘和联络温江本地具有进步思想倾向人士,如颜慎余、戚瑞群、高国祥等人,共同组成进步团体“青锋社”,在温江秘密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党的方针,为温江党组织创建初步奠定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基础。1929年,时任中共川西特委的梅子乾回到温江,康明惠得知后,请其代为向党组织转达自己的经历遭遇和继续为党从事革命工作的强烈意愿,并请求党组织解决自己的组织关系问题。经过组织的认真审核,最终解决康明惠的党籍问题,并委托他在温江发展创立党的组织。之后,康明惠通过认真考察遴选,将黄增益、王重民等吸收入党,组建温江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1930年9月,除康明惠外,温江党支部成员还有胡绍游、王重民、张致候、周世昌、晏子良、何济良、敖少英7名党员,经中共川西特委批准,温江支部便正式改建为温江特支,由康明惠出任历史上温江党组织的首任书记①。同年,康明惠被调往成都开展革命工作。

康明惠的家庭原本在温江当地也属富庶殷实人家,康明惠继承的祖遗田产就有80多亩。但因当时革命形势复杂,党的工作经费支绌困难,康明惠自1927年返回温江后,先后卖掉70余亩地作为革命经费,只留下十多亩作为妻儿的生活开支。家中族人大都不理解其行为,纷纷指责他为“败家子”,但他在生活与工作中却非常节俭,在从事革命工作之外还经常亲自下田务农,也曾通过指导培育果树、养蜂和组织家人编制竹器等方式为党组织赚取革命经费。

1931年夏,康明惠在成都和温江的革命活动被地方军阀察觉,遭到全城搜捕。在此种情形下,他按上级党组织要求,迫不得已离开温江,离开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踏上转移到江西苏区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的征程。

三、信仰坚贞求真理 心灯一盏耀后世——康明惠的革命思想刍议

从1920年康明惠入读四川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至1931年他在赴江西苏区途中牺牲失踪,其革命生涯虽仅有短短10余年,但他曾提出和彰显的武装夺取政权、积极推动平民教育活动、高度重视党的舆论宣传和坚决服从组织原则等革命思想,不仅在历史的长河中呈现出熠熠生辉的真理光芒,也对今天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教育有着重要启迪意义。

(一)“劳工专政,必自握军权始”:工农武装斗争的思想先声

1922年10月,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建立后,王右木就组织团员赴各地调研革命形势,积极发动工人和农民群体投入到革命活动中。鉴于四川军阀和匪徒纵横的形势,王右木提出以“地方法政学校”名义在成都设立团务人员讲习所,招中学毕业生。毕业后尽可能委任地方团务局长职务,进而团结各地青年工人和农民,使其渐渐拥有兵器,组成有枪阶级②。在此基础上,次年5月,王右木委托康明惠返回家乡温江县进行调查。康明惠在温江地区经过细致深入调查后,认为:“乡村匪患,只在办团,若能招募有职业之工人作农夫当门户团丁,但能每县团防局长果有头脑,不难将各外州、县无产阶级之农工青年立刻化为有枪阶级,劳工专政,必自握军权始,此为最可信赖者。”③

毫不夸张地说,康明惠在此时提出的“劳工专政,必自握军权始”的思想主张,与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光辉思想几乎完全一致。而追根溯源,康明惠武装夺权思想应该是脱胎于其引路人王右木关于“组成有枪阶级”的设想,但此时康明惠的思想却远远已比王右木的设想更为深入和具有可行性。在实施路径上,王右木曾提出以法政学校培养团员,进而设法使团员毕业生掌握地方团委,渐渐发展成“有枪阶级”。但该设想明显具有局限性,因为让法政学校毕业生去设法掌握地方团务,成为地方实权人物,实行起来周期长且难度较大。而且,在当时四川党团组织并未发展成熟的形势下,很难对地方团员形成有效制约,毕业学员也很容易异化成为新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反而滋生和助长军阀势力。康明惠武装夺权的思想却相对实事求是且可行性较高,他主张以整治乡村匪患为务,发展农工青年为有枪阶级,不仅立足于党的阶级基础力量,且便于掩护,实行起来更为便利可行。从历史进程看,康明惠提出的武装夺权、劳工专政思想,与瞿秋白、毛泽东等人提出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思路有诸多契合之处,与我党后来武装夺取政权的具体革命实践更有颇多相似相通之处。

单就武装夺取政权提出的党史时间坐标系来予以整体观测,康明惠提出的武装夺权思想也是我党历史上的重要先声。据党史学界研究,1926年4月,瞿秋白撰写了《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一文,并发表于同年5月的《新青年》上,该文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全面论述武装斗争的一篇重要论著①。另外,学者彭易芬曾认为,毛泽东在1927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考察时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关于领导农民运动的战略思想,已包含后来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一些基本内容,成为工农武装割据付诸实践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逐步发展形成的理论基础②。若依此而论,康明惠于1923年提出的农工武装、实现劳工专政的思想,虽因其革命生涯和牺牲较早等诸多因素而没有产生实质的实践效力,但他无疑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提出武装斗争思想的党内人士之一。毋庸讳言的另一方面是,与瞿秋白、毛泽东提出的详尽而细致的斗争方针相比,康明惠的相关设想毕竟还处于雏形阶段,并未形成全面系统的主张。

(二)“设平民教育,实则促进工人教育”:重视思想教育和阶级意识启蒙

1922年,康明惠在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创立伊始即被王右木推荐加入团组织——成都地方团。成都地方团草创之际,内部派别林立,意见分歧严重,第一届执委书记童庸生在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下立场摇摆不定,导致多人退团;执委傅双梧甚至以假马克思主义之名另外创建组织,率众攻击王右木,康明惠此时挺身而出,与错误思想展开坚决斗争,努力维护组织内部团结。在历经激烈残酷的斗争淬炼后,康明惠迅速成长起来。1923年,康明惠在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届执委选举中当选执委。

成都地方团成立后,为促进工人智识教育,提高工人阶级意识,康明惠受委任在四川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开展平民教育。康明惠利用其农学专业知识易于农工接受的特点,迅速于成都东门外的农业学校办起平民教育班,并亲自担任班主任。招收的学生有生绉帮工人20人、四川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工30人、附近农民4人、兵工厂工人3人,共多达50余人。1923年,王右木在成都地方团改组后的川省团的工作向中央作报告中就提到:“工人教育系由谢国儒君于高师校主任设讲,王右木任教育,请团外张良卿教注音字母。为暑假中留地步计,拟推钟君于监狱校设平民教育,拟请康君于外东农校设平民教育,实则促进工人教育也。”①

康明惠等人推动的平民教育活动不仅为川省工农大众普及了基本文化知识,更迅速有效地提升了工农的阶级觉悟,在以后四川党团组织的历次运动中都有工农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大大加速了四川省的革命进程。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背叛革命,革命处于低潮。康明惠回到家乡温江,一面积极联络党组织,一面继续致力于以传播真理的方式启发民众,秘密发展党员,筹建温江党组织。他曾以培育果树、养蜂、制肥皂为事由,在一些同情革命的青年和知识分子群体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主张,逐步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组成“青锋社”,并创办油印刊物《青棡》②,该刊物的第一期就表明宗旨为“揭开温江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联合阵营的重重黑幕”,旨在揭露温江恶霸郭弼臣勾结官僚和驻军压榨人民无恶不作的种种罪行。刊物一经发行,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受到温江人民的热烈欢迎。

在康明惠努力下,温江的智识风气改良迅速,受到启蒙的工农群众开始逐步敢于和善于与军阀势力和地方恶霸作斗争;与之同时,温江党组织的思想根基也逐步厚植工农群体中,党组织的群众基础得以迅速巩固。

(三)“若非本团所组织,明惠对此实不敢盲从”:坚决服从组织的表率

1923年,康明惠在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届执委选举中当选为执委。当有的执委违背组织原则拒不执行民主集中制,执意发起所谓救国十人团时,面对团内可能出现分崩离析的危险形势,康明惠质问道,“明惠是执行委员之一,何以现所发起之救国十人团运动,明惠不能与闻商议?若非本团所组织,明惠对此实不敢盲从”③,展现出他坚定不移地服从组织原则的党性品质。

1924年,康明惠服从组织安排,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次年初,他再次服从组织安排,离开四川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工兵科。求学期间,军校内的右派分子用拉拢和打击的手段分化革命学生。康明惠始终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地参加周恩来组织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同校内的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斗争。黄埔军校毕业后,康明惠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工兵排长。北伐战争中,康明惠身先士卒,作战英勇,很快升为工兵连连长。“宁汉合流”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康明惠随部队参加南昌起义。军旅生涯中,康明惠身上再次凸显出他在身处复杂局势中坚定不移跟党走的组织原则性。

大革命失败后,康明惠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返回温江。他在革命低潮时始终不忘初心,一边继续传播真理、启蒙民众开展斗争,一边积极寻找党组织,始终没有对党的事业丧失信心;在恢复党组织关系后,坚决服从组织安排,着手创建温江党组织;在身份暴露后,又再次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抛妇别雏赶往江西苏区,直至牺牲在途中。返回温江开展革命工作时期的康明惠,更加鲜明地彰显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坚决服从组织,为党的事业奉献一切的初心和信念。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潘 坤〔法学博士,四川农业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馆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