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五大草原之一的川西北大草原核心区、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部的红原大草原。

前年深秋，沿“天府之国”的母亲河岷江上游逆行，经都江堰、汶川、茂县、黑水，由平原、山地至高原，兴奋指数随海拔一路攀升。当终于踩上红原平均海拔3600米以上的草地，从雾霾穿出来的都市人都有种焕然一新的感觉：蓝天穹顶，白云飘逸，绵延的雪山给撒野的草原镶着白边，远远近近曲线优雅的溪流波光闪灼，它们分属长江、黄河水系，都是滋养神州的母亲河之源。

或许所有的草原皆有共同的美丽，但这一片天然牧场面积达1200万亩、距西部中心城市成都最近的一个草原县，依然独具魅力，卓尔不群。

———因为它的名字叫“红”。

我曾经多次来过这里，初来乍到也困惑，绿的草、黄的草，哪怕冬天盖上了皑皑白雪，怎么会是红呢？它的名字，来源于上世纪30年代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那条“红飘带”。

1934-1936年，那支帽徽上缝着红五星、以“红军”作名字的队伍，坚忍不拔，徒步跋涉。2万5千里的脚印，在地球上画出了这条奇迹般的红飘带。这条红飘带最曲折的一个英雄结，就是我们脚下的大草原。悲壮的历史铭刻在距离红原县城42公里的日干乔大沼泽。

大沼泽的前端矗立着一块周恩来题词的石碑“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地”，十个大字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记录着一段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历史。1960年，周总理亲自将这一片土地的行政设置命名为“红原”县。红原，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三过草地的地方。

1935年8月21日，红军开始过草地，分左右两路平行前进。红军在这里前后驻留长达半年之久，每一寸草地都深印着红军的足迹。《红原县志》记载，红军进入县境后，曾在龙日坝地区遭遇敌人数千骑兵的阻击，伤亡严重。进入草地后，则因饥饿、陷入泥潭、高原反应而牺牲惨烈。

日干乔大沼泽是世界上最大的高原湿地，为了迅速摆脱敌军，红军不绕道山脊而走捷径，直奔草原的腹心地带，陷入了看似平坦却险象丛生的泥潭深渊。茫茫泽国的大陷阱，吞没千军万马也不会留下痕迹。

红军过草地时到底有多少人牺牲？至今没有确切答案。在几乎所有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中，都会用到“难以计数”这个词语。阿坝州党史研究室的研究表明，红军三大主力过草地的非战斗减员在万人以上。

据不完全统计，红一方面军过草地之前共有近2万人，过草地后剩下1.3万人，损失6207人；红二方面军过草地之前有1.6万人，走出草地时为1.3万人，损失3092人；红四方面军先后三过草地损失最大，仅第三次过草地即损失近7000人，加上第一、二次过草地损失的人数，估计翻一倍还要多。许多战士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却在草地里默默死去。死亡越来越多，以至于后边的人无须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尸体，就可以准确找到行军路线。

过草地对于红军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如果没有高原的牦牛、青稞救援，红军完全有可能象蒋介石断言的那样走向灭亡。在草地水天一色的茫茫雨雾中，根本就无路可走，只有牦牛知道牧民踏出来的小路藏在水下何处。因此，毛泽东当时感慨万分地把红军抓住牦牛尾巴过草地，叫做“牦牛革命”。

巴西会议使得党和红军摆脱了政治困境，包座战役打通了北上的道路。过完草地，红军起死回生。

东西方向的红飘带转而北上，红军的历史融入世界反法西斯较量的大搏斗，由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凤凰涅槃。

草原陷阱今何在？

追寻红军的遗踪，有人试着用脚去踏那些水草地里的草蹬。众多红军回忆录说，草蹬周围的泥土通常“软得像豆腐，不仅滑，而且像胶一样粘。一旦掉进去，就越陷越深，越挣扎陷得越快。掉进沼泽里的人，伙伴还没来得及拉上他们，便消失了。”今天的游人，难以进入湿地深处体验到沼泽的凶险莫测，很难相信小学课本里《七根火柴》的无奈和《金色鱼钩》的真实，就在这里发生。

实际上，如今公路经过之处，都是草原地基相对较硬的地方。此外，近80年来，受新构造运动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沼泽已趋于自然疏干，有的已经成为牧场。

包括红原在内的更为广阔的大草原，是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一块特殊的区域，海拔高度在3300米至3600米之间，也被称为松潘草原。它是在青藏高原隆升过程中，一个相对断陷下沉的低凹地，四周群山环抱，所以也成了黄河上游一些大支流的汇集处。由于气候寒冷湿润、蒸发量小、排水不畅，形成了我国最大的泥炭沼泽，成为黄河、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生态功能区，也被称作“亚洲之肾”。在这个意义上，让它“湿”下去非常重要，哪怕它曾经险些葬送中国革命。

在从红原到若尔盖的路上，开始沙化的草地和山坡不断掠过。作为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征服”沼泽、海滩、草原的所谓“三大进军”之一，当地长期大面积开沟排水，大部分湿地变成了牧场，生态质量严重恶化。庆幸的是，两县从1999年开始堵沟蓄水，恢复湿地，曾经消失的若干珍稀动植物，又渐渐出现。

晚上与红原老乡相聚，问起当年曾经采访过的瓦切乡草原老红军侯德明，不料5年前他已经去世，至此，“红原县的最后一位老红军也走了。”

侯德明原籍湖南长沙，他的人生极富传奇。1935年，他们三代9口，举家跟随贺龙部队参加了红军，经历漫漫长征路，最后只有3人活了下来。还差100多公里就走出草地之际，年仅12岁的侯德明双脚溃烂，实在走不动了，被寄养在当地一个叫格西阿谷的藏民家里，从此流落藏区70余年，连汉话也不会说了。

2005年，我在日干乔大沼泽不远处的瓦切乡下哈拉玛村见到过侯德明，他早已成家立业，儿女也作为土生土长的牧民长大成人。领到失散红军证后，2004年，历经艰辛，他还找到了老家亲人，回到了他魂牵梦绕70余载的故土。因为政府的“牧民定居计划”，侯德明生前和他的儿女们都住进了牧民新村，有了自己白墙红瓦的藏式小楼。

如今，像侯德明家一样的牧民定居点在草原上大量出现，政府给每家牧民补助2.5万元建新房，以前用红柳条和牛粪搭建的房子已经少见。随着退牧还草和轮牧制的推行，每家一年还会有1000多元的补助。牦牛、牧犬与卫星“锅”、太阳能热水器交融，成为草原上新的景观。

获得了“中国红色经典生态旅游胜地”称号的红原，红色资源的转化与开发还只是起步阶段，与毗邻九寨沟、黄龙、四姑娘山风景区相比，差距尚大。省、州着力推进的“大九寨”国际旅游区计划，使处于其核心区的红原有了中心开花、后来居上、与邻共生共赢的历史机遇。历时三年建成、2014年秋天通航、海拔3535米的红原机场，是继九（寨沟）黄（龙）机场之后的阿坝州第二个机场，游客40分钟就能从成都飞到红原，成为引爆当地跨越式发展的导火索。

从红原到黄龙、九寨沟，必经松潘县川主寺镇元宝山。红军长征纪念碑园背倚雪山远景，前瞻草地白云，主碑、大型花岗石群雕、陈列室组成的风景，向人们舒展着一幅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恢宏画卷。被誉为“长征总碑”的红军长征纪念碑园1990年8月25日落成，邓小平亲笔题名。主碑耸立于3100米海拔的元宝山顶，高41.3米。三角立柱体，象征三大主力红军会合，碑顶一位红军战士铜像双手高举，左手执鲜花，右手持步枪，成V字形欢呼胜利。朝晖或者夕照，阳光聚焦，主碑流金溢彩、熠熠生辉，牧民将这景观视为“神迹”，说是长征永垂，红军烈士不死。

1935年5月至1936年8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先后跨越草地，最终三军集结，“确立北上方针，奔赴抗日前线”。蓝天白云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的行军标示上，“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是一个清晰的转折。

这次来红原的季节远不是它的最美。

红原大草原最美的季节在春、夏。5、6月，会有漫山遍野的野花，7、8月，无边无际的苍翠绿茵，簇拥着藏族男儿赛马、女儿起舞。

一片生机在红原，我们还会再来的。

（作者：伍松乔，原载《巴蜀史志》2017年第3期，总第2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