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的铜器，已概见于遗址、墓葬。这里仅简述巴蜀铜器的其他侧面。

一、四川青铜时代的起迄时间，就广汉三星堆窖藏出土的大批大型铜器精品的铸造技艺推断，它绝非四川最早青铜器，在此以前必有一段漫长的发展过程。其起源时期虽不及中原之早，但亦可能在四千年前的夏初，这待在今后的考古发现中逐步证明。至于青铜时代的下限为战国晚期，而边远地区可晚到西汉初期。

二、青铜器的重要发现。按铜器时代的早晚顺序为：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的两大型窖藏出土的大批铜器，时代为商代晚期；新都县新繁镇水观音遗址出土的铜器、时代略晚于前者；彭县竹瓦街两座窖藏出土的铜器，时代为殷周之际；属于西周时期的还有成都外西出土的蚕虾纹铜戈和铜罍等。春秋时期的铜器近年虽有所报导，但尚无一致意见，故暂时纳入战国初期。战国铜器发现较多，新都、绵竹、成都、郫县、简阳、峨眉、荥经、犍为、绵阳、广元、巴县等不同类型的战国墓里均出土有数量不等的各类铜器。这些重要铜器的发现为四川先秦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科学资料。但从时间方面来看，自西周晚期至春秋这段时间的铜器，则至今尚无发现。

三、铜器的类别。关于类别的分法颇不一致，现参考有关分法结合四川具体情况分类胪列于后：

食器类：鼎、甗、敦、豆、釜、鍪、盘、鉴、匝、勺、甑、匕等。

酒器类：尊、彝、罍、壶、瓶、缶、觚、盉等。

工具类：刈、斤、斧、锛、凿、雕刀、锯、锥、削等。

兵器类：戈、矛、戟、剑、钺、刀、箭镞等。

乐器类：编钟、钟、钲、錞于、铃等。

其他：印章、带钩、奁、人像、人面具、动植物属(龙、虎、鸡、鸟、怪兽、蛇、蝉、树)等。

四、文化的内涵和分期。四川的青铜器文化，是一种地方性考古学文化，即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内涵丰富，主要是本地区所固有的文化，其他尚有邻近的有关文化的因素。西周以前的铜器，就广汉三星堆出土资料来看，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大型铜人立像、形象大小不同的人头像和人面具，以及一批铜铸的动植物等，这在其他地区尚无发现，应是早期蜀文化的典型器物；出土的尊属之类的铜器，从其造型而论，则与河南、陕西等地的文化有关，乃是蜀文化与其他文化在当时已有所交流的证物。彭县竹瓦街铜器(尊、觯为外来器，可置不论)，除地方风格外，戈型中有属殷、周时期类型的；罍的造型、纹饰也与西周的铜器有关，其中一件更与辽宁省出土铜罍造型纹饰基本相同。证明这批铜器中具有较浓的殷、周的文化因素。这段时期的青铜器，当是属于巴蜀文化第一期的文化遗存。第二期为战国的早、中时期。所出土的铜器，除承袭了一期的有关文化因素外，还具有秦文化因素的浓厚的楚文化因素，而且出现了巴文化的遗存，这期巴蜀文化的特征表现在称为巴蜀式的无格柳叶形剑和名为巴蜀图语的各种符号。第三期为战国晚期至秦、其边陲地区可到西汉初年。这期最明显的发展是有了汉文印章，如福、杆、高、万岁、富贵、敬事、中仁、百等，以及铜铁合铸器、铁器和秦的半两钱、两甾钱等。这就表明第三期的巴蜀文化已在向统一的汉文化融合发展了。

另外，汉代的铜器，虽不属于青铜时代的遗存，但亦有一定的价值。宝兴县出土西汉早期铜器，是研究氐羌族文化的实物依据；芦山县出土的汉代青铜人像、高鼻纵目，与广汉三星堆出土的人像颇有相似之处，两者有无承袭关系，值得探索。两汉时期的铜马造型，显得颇为健壮，其中特别是1990年在绵阳出土的东汉大型铜马，不仅工艺精湛、造型优美，而且还配有铜牵马俑，实为不可多得的佳作。东汉的铜摇钱树，可能是由三星堆出土的铜树发展演变而来，是研究汉代民俗的重要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