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区的碑志券中有不少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重要的文化遗产。

碑。最早的是东汉时期的碑，它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的有关问题。郫县出土的《簿书碑》，记栽了一个20余户小乡的上、中、下三等田、楼舍、物产和奴畜的不同价格，为史书所未载，是研究当时成都地区经济和有关社会问题的珍贵史料。芦山县东汉建安十年(公元205年)立的《樊敏碑》，碑文里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民族史料，如其中称居住在这里的民族为“青羌”，而《魏略》则称之为“青氐”，由此可知，当时对于羌、氐并无严格区别；其次碑文的书法反映了汉隶姿态的多样化，曾得到康有为的好评(见《广艺舟双辑》卷七)。成都市《北周文王碑》，碑文所记事迹与史相合，为北周史的重要文献；碑文书法亦佳，被康有为盛赞为“精美之强独乐”(见前书卷十)。理县杂谷脑隋代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通道记碑》，记会州刺史姜须达沿蜀汉姜维旧道，开山栈木，调遣民工修通此路，以利与诸羌往来的事迹，是民族之间友好往来的交通史碑。丹棱县唐代天宝九年(公元750年)龙鹄山《松柏之铭》碑，记载了女道士成无为苦炼导引辟谷之术的情况，是一通鲜见的记载道教气功与其人物的碑；同时碑为隶书，可见唐隶一斑风貌。乐山市唐代《嘉州凌云大佛像碑》，为大佛造像重要文献，文章富于哲理，书法亦足称道。成都市唐代《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为政论名篇，又以此碑系名宰相裴度撰文，柳公权之兄柳公绰所书，名刻工鲁建刻字，故为四川很负盛名的“三绝碑”。大足县唐乾宁二年(公元895年)的《韦君靖碑》，碑文载韦氏事迹。据考，与唐三川之战的史事相关，而唐之亡与前蜀之兴，于此亦可略见端倪。特别是碑文中记载了韦氏于景福壬子(公元892年)建永昌经龙岗山造像于寨西壁的事实，是大足北山佛教造像始于唐代的可靠文献。这些唐碑，在四川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剑阁县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碑，虽系宋代翻刻，但尚不失原刻风貌，而碑文擘窠大字，在颜书中亦属罕见。在宋碑中值得重视的有大足县古文《孝经碑》和荣县《九城守图碑》等，均为宋代以前所未有，其可贵处在于一些可靠的史料赖以保存。元碑中特别值得一提是重庆出土的大夏明玉珍《玄宫之碑》，此碑纪事，对订正史书之误并补充史载之缺均有价值。

墓志。乐山市肖坝东汉崖墓中刻于享堂的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左孟机墓的墓表题字，已具有墓志的雏形。重庆市晋代《枳阳府君神道》，文简而要，则已开墓志之体。书风似爨宝子，康有为认为笔法之佳，“真魏晋之宗风也”(《广艺舟双楫》卷十九)，是由隶书变楷书之代表作。奉节县大隋开府仪同三司龙山公墓志，不仅保存了有价值的史料，且书法简古自然，有钟繇、王羲之遗意，遂开唐初书风。成都市的唐代盖巨源墓志中，记载了南诏入侵四川的事迹，可与史志互为参稽，是可贵的史料。成都市出土的前蜀晋晖墓志和后蜀福庆长公主(孟知祥正配夫人)墓志，则分别记载了两蜀的有关事迹，亦可与史互补。宋代墓志中，彭山县南宋虞公著夫妇墓志，其纪事可与史互证。西昌市大理国盛德二年(1177年相当南宋时期)墓铭，志文虽残，但可确知建昌地区在南宋时为大理国辖属，这为沿革地理提供了一条实证。明代的墓志有成都蜀悼庄世子圹志和宋濂改葬志、剑阁县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赠太子太保谥恭襄赵炳然墓志、铜梁县张南潈夫妇墓志，以及成都市的明蜀中贵丁祥墓志等，均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买地券。最早最重要的应首推巴县西汉扬量买山记，券文记载了西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买山作塚的史实，是四川现存最早的物价资料，对于探讨当时经济具有重要价值。其书法浑朴，波磔劲拔，大小参差，章法极妙，为由篆书转入隶书时期的作品。成都地区出土有五代后蜀到明的买地券，其中以明代的数量最多。总的看来，买地券在五代和宋已有迷信色彩，发展至明，道教色彩更浓，背面刻八卦，几乎成为定式。因此，其程式已臻完备，说明明代是买地券的成熟时期。买地券的发现，为研究葬俗的发展提供了实物史料；同时一些券里还记载有当时的地名，这又是沿革地理的可靠资料。

水文、地震题记。水文题记以涪陵县白鹤梁较为集中，共有163幅以上，被誉为水下碑林。石梁上刻一鱼，若在枯水期石鱼出现，则是丰年之兆。据题记表明，枯水与洪水的规律，以每十年为一周期。地震题记集中最多的是西昌市泸山光福寺内的地震碑林。其中有明代嘉靖十五年(1536年)、清代雍正十年(1732年)、道光三十年(1850年)等时间的地震碑，这表明西昌是历来强震频繁发生的地区，大约以140年为强震的周期。这类题记既为水文、地震提供了科学研究资料，同时又可作为建设事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