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四川先后为十国中的前蜀和后蜀割据。这个时期的重要墓葬有：

1942～1943年由吴金鼎、冯汉骥主持发掘的王建墓，即永陵。墓早年被盗，虽然所存器物不多，但对研究五代时期的建筑艺术、雕刻艺术、音乐史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如棺床侧面的浮雕伎乐，是一部极完整和乐器最多的音乐队。就其乐器组成来看，无疑是属于唐代雅乐、清乐和燕乐三大音乐流派中的中国化了的燕乐系统，但亦有清乐系统的乐器，可视为两派乐系的混合音乐队，并且是属于高等的坐部伎，而不是低等级的站部伎。其次，王建墓出土的漆器，是研究唐、五代漆器工艺的可贵资料。此外，如哀册、谥册、玉大带等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实物史料。

1974年在成都北郊清理了前蜀的晋晖墓。墓系砖建，其规模较王建墓小得多，结构也较简单。晋晖为王建的重要将领、开国功臣。

后蜀的墓葬有1971年在成都北郊凤凰山发掘的孟知祥墓。墓被盗一空，唯墓的建筑保存完整，全部用青石砌筑，平面为三个并列的圆形穹窿顶墓室，中间主室较两旁侧室为高大，主室中部砌置石棺床，其侧周有精美浮雕，墓门两旁有彩绘人像。此外，有成都外东清理的张虔钊墓和彭县清理的宋琳墓，两墓石棺床上亦均有精美的雕刻。这些墓的发现为研究当时的葬制和雕刻艺术提供了实物史料。

宋代墓葬，我省发现较多，可分为砖室墓、石室墓和崖穴墓三种类型。

砖室墓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它又可分为两类，其一为长方形的砖墓，有的墓壁上有小龛数个，其中有两墓并列的券顶墓，墓主为夫妇；其二为火葬墓，也为砖砌券顶墓室，甚小，其长不足一米，墓室多残存有火烧过的骨渣，也有两墓并列夫妇合葬的。两类墓的殉葬品有陶质的碗、盏、炉、俑、鸡、狗、鸡人、辟邪和瓷器等。

石室墓的规模较砖室墓为大，主要分布在丘陵区和山区。内容丰富的墓有精美雕刻，是研究宋代社会的重要材料。殉葬品有陶器、陶俑、铜镜、漆器和钱币等，有的有墓志或买地券，这一类型的石墓，其结构多系仿木建筑，是研究宋代建筑艺术的珍贵实物。

崖穴墓，主要分布在川南的宜宾、高县、珙县、兴文等地。此类墓系在山崖上凿洞以葬死者，洞的形式有直穴式和横穴式之别。有些墓的墓门和墓室壁上刻有画像，以及动物和装饰图案。至于墓的族属问题，有僚人和僰人两说。

元代墓葬在四川仅发现十多座。1956年在东山灌溉渠发现清理的4座，为5号与6号、7号与8号两组分别并列的双室砖墓。墓均为长方形。出土器物有陶器、陶俑、砖质墓志等。8号墓的墓志记载墓主死于皇庆二年，5号墓的墓志记载墓主死于延祐三年，这为四川元代墓葬断代提供了标尺。此外，在简阳清理了一座小型元墓，遗物极为丰富，其中瓷器数量最多，不少精品，是研究宋、元瓷器的重要实物。另外，在成都、广汉、重庆等地也清理过几座元代墓葬。还有一座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重庆大夏明玉珍墓，出土一批重要文物，是研究当时有关问题的珍贵资料。

明代墓葬当首推1970年发掘的成都凤凰山的明墓。墓主人系明代初年蜀宪王朱椿的世子朱悦燫。墓葬规模宏大，构筑较北京明代定陵更为华丽。从这座墓的布局和结构看，是模拟王府的规模，代表了弘治改革以前，明初的亲王陵墓制度，是明代四川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之一。50年代中在成都四郊发掘了大批明代墓葬，墓主人多为蜀王府的太监，惜多被盗。1979年在剑阁县清理一座明墓，墓碑记载为明兵部尚书赵炳然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墓志，记载赵炳然的生平事迹较《明史》为详，可补史之不足。1955年在洪雅县清理一座明墓，据记载此墓主人为张鹏，但墓内无死者尸骨，而是用银锭128块摆成人形，类所谓之衣冠塚，故可称为张鹏银锭塚。银锭上多有刻文，如“常平仓粮价银”“商税价银”等，是研究明代经济史的重要实物资料。新都、温江发现的明墓中，有死者尸体保存完好的软尸，这对于研究能较长时间的防腐药物和措施提供了例证。

川南的珙县、兴文一带有一种悬棺葬。这是古代居住在川南地区某一少数民族的遗存。1979年在珙县洛表乡麻塘坝清理了10具悬棺，置棺方法有三：一是在崖壁上凿孔打木桩，将木棺平放于上，故谓之悬棺；二是将木棺横着嵌放在崖壁的长方形横穴内；三是将木棺插入崖壁的较大孔内，棺的一部外露。10具悬棺的骨架基本上保存完好，中有6具有凿齿痕迹。随葬器物不多，有丝麻织品、陶、瓷、竹、木、铁、铜器等，其中有箸一双，上有人名“阿旦沐”三字，可能与《明史·刘显传》中所记，这里都掌蛮上层人物“阿大”“阿二”“阿墨”是同一等级的人物。同时，这具出箸的悬棺主人尸体，所穿衣服竟达10余件之多，这亦可证明其社会地位之高。关于悬棺葬的族属，有两种不同看法。其一，认为都掌蛮的遗存，而都掌蛮属僚人；其二，认为都掌蛮属于氐羌系统的羌人，而悬棺葬为土僚的遗存。

上述四川古代的遗址和墓葬，是研究四川古代的历史、文化的极为重要的考古资料，其中特别是秦汉以前的考古资料和有关少数民族的遗存是弥足珍贵的。

还有古代窖藏和古代窑址的发掘资料，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