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充作为“中国绸都”，其数千年养蚕制丝的悠久历史和深厚的人文精神内涵已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人类共同的珍贵文化财富，更是重要的历史与文化资源，具有丰富的学术研究价值。

南充蚕桑丝绸起源神话

据考古出土蚕丝实物证明，中国蚕桑丝绸已有七千年的历史，“中国丝绸源自巴蜀”几为不刊之论。巴蜀地区，尤其川西平原西部岷江流域和东部嘉陵江流域，属于中国蚕区中的长江流域蚕区和南方中部山地丘陵红壤蚕区，地形以丘陵为主，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宜桑宜蚕，有发展蚕桑生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岷江流域的早期居民蜀山氏（即蚕丛氏），因蚕桑织造之功被后人尊崇为青衣神。与之同一时期的嘉陵江流域则有太昊伏羲和西陵嫘祖教民织造的传说。

伏羲氏教民蚕桑于渝水

伏羲画卦制文，易俗定礼，天人和谐，民始得安，太昊伏羲部族是中华文明之源。据传伏羲不仅出生于南充，还在南充发明了养蚕制丝。

据已故考古学家王献唐先生考证，伏羲氏出生在南充阆中：“伏羲的母亲华胥生活在华胥水边，因好奇踩了雷神的大脚印而怀了伏羲，12年后在仇夷生下伏羲。”渝水、仇夷皆属南充地区。据宋代罗泌《路史》记载：“华胥之渊，盖因华胥居之而名，乃今阆中渝水也。”《蜀中名胜记》引《遁甲开山图》亦载：“仇夷山四面绝立，太昊之治也，即今仇池，伏羲之生地，与成纪、彭池皆西土，知雷泽之说妄也。”彭池即阆中嘉陵江南之“南池”，位于彭城（池）坝，故称彭池，这应当是伏羲出生地。当地至今还流传着《伏羲回故乡》的传说：

伏羲在陈州当上部落总首领后，很是眷恋这片曾孕育过他的地方。他先后三次回到阆中……他看到人们裹着树皮、兽皮劳作很不方便，便从野蚕吃叶吐丝受到启示，教人们养蚕、缫丝织布，人类从此开始穿上冬暖夏凉的丝制衣服。

伏羲教民蚕桑的传说反映了中国早期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的第一次农业革命——渔猎（畜牧）与农耕生产分离，人类进入农耕定居时代。蚕桑织造满足了先民生活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这是南充地区关于人类养蚕织造历史的最早记忆。

先蚕嫘祖是嘉陵江流域西陵氏人

《史记》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路史》又载：“黄帝元妃曰傫（嫘）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轩辕本纪》亦载：“（黄）帝周游行是，元妃嫘祖死于道，帝祭之以祖神。”就早期历史记载与传说来看，黄帝元妃西陵氏嫘祖是除伏羲以外最早明确记述始蚕并作为蚕神崇祀的人物。今四川省盐亭县金鸡镇螺祖村青龙山发现有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诗人赵蕤（李白之师）所撰《嫘祖圣地》碑，碑文中对嫘祖生平和籍贯作了说明：

女中圣贤王风，黄帝元妃螺祖，生于本邑螺祖山，……生前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谏诤黄帝，旨定农桑，法制衣裳；……是以尊为先蚕。

盐亭县古代为今南充市南部县（古名安汉）所属，与南充接壤，确属嘉陵江流域。我们认为西陵氏所居之西陵很有可能就是盐亭县所在嘉陵江中上游流域。西陵氏部族与蜀山氏同时代，共为巴蜀先民，处于农耕时代早期。西陵氏始蚕，而黄帝与嫘祖的结合使得蚕桑丝绸技术传播至中原地区，华夏文明的历史是与丝绸的历史同源同久的。

蚕马传说

蚕马传说是有关蚕神的神话故事里面最为普遍流行的。南充有《蝶仙传说》与《傩傩的传说》两个版本。关于蝶仙，南充嘉陵江畔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相传帝喾高辛氏时，蜀中某女之父被人掠去，只剩所骑白马返回。其母伤心之致，发誓道：谁能将其夫救得生还，就把女儿嫁给他！白马闻言仰天长啸，挣脱缰绳疾驰而去。几天后，白马载着其父返回家中。其母却反悔，不再提及嫁女之事。从此白马整日嘶鸣不止，不思饮食。其父见状，心中为女着急，取箭将马射杀，并把马皮剥下晾在院子里。但见那马皮突然飞起将姑娘卷走，不知去向……数日后，家人在一棵树上找到了姑娘，那马皮还紧紧包裹着她，而头已经变成了马头的模样，正伏在树枝上吐丝缠绕自己。家人将其从树上取回饲养，养蚕吐丝结茧缫丝的历史从此开始。由于这种虫子总是吐丝缠绕自己，人们就把它叫做“蚕（缠）”；又因为姑娘是在树上丧失生命的，大家就把这种树叫“桑（丧）”。人们为感激姑娘带来了丝绸锦衣，把她尊为蚕神，称为“马头娘娘”。

与之极为相近，南充南部县地区还流传着《傩傩的传说》：唐朝郭茂盛大将军在被敌人围困时向将士们许诺谁能退兵就许以长女。一匹白马冲入敌阵中，败退了敌军。但获胜后的郭将军并没有实现承诺。白马日夜都在郭大小姐的住处外悲号。郭将军问原因，马童回答说是将军没有兑现承诺的缘故。郭将军气愤地挥鞭打掉了马童的下巴（就是后来的傩傩，又叫鲁奴），射杀了白马，曝皮于庭院中的桑树上，七日化成蚕虫。郭大小姐感念白马的救父之恩，将蚕虫养了起来，化茧抽丝，做成了美丽的丝帛。蚕桑织造的技艺从此流传于民间。

在《搜神记》《汉唐地理书钞》《太平广记》和《蜀图经》等古代文献中均有类似少女与白马（牡马）的故事。除时代差异外，故事情节基本一致，这是民间文学、川北灯戏（傩戏）等对古代蚕马传说神话故事的地方性演义，属同一故事。

南充地区关于蚕桑织造的传说揭示了这样的历史信息：中国蚕桑丝绸历史可能起源于我国三皇五帝时期的古代巴蜀地区的“两河流域”（岷江与嘉陵江），由从事采集和家庭生产的女性在劳动实践中发明，并逐步发展起来。近期嘉陵江高坪段水域出土的五千年前桑树乌木更是印证了嘉陵江流域南充地区就是中国蚕桑丝绸发源地之一。

南充与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学界又名“蜀身毒道”，其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中叶，最迟也应在公元前四世纪以前，早于北方丝绸之路。学者研究表明，巴蜀地区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具体而言，南方丝绸之路在国内可分为三条：

西线——经今四川双流、新津、邛崃、雅安、荥经、汉源、越西、喜德、泸沽、西昌、德昌、会理、攀枝花，越金沙江至云南大姚、姚安，西折至大理。这条线路被称为“零关道”。

中线——从成都南行，经今四川乐山、峨眉、犍为、宜宾，再沿五尺道经今云南大关、昭通、曲靖，西折经昆明、楚雄，进抵大理。中、西两线在大理会合后，继续西行至今永平，称为“永昌道”。从永平翻博南山、渡澜沧江，经保山渡怒江，出腾冲至缅甸密支那，或从保山出瑞丽抵缅甸八莫。

东线——从四川经贵州西北，经广西、广东至南海，称为“牂牁道”，或称为“夜郎道”。

成都是南方丝绸之路的核心为学界所共识，但南充在南方丝绸之路上亦有重要地位，有学者甚至研究认为南充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东支线起点。

古巴蜀王国的强大使其交通西南诸邦具有必然性

古蜀国和巴国曾随黄帝战蚩尤，并有献丝、“织维之功”，黄帝不仅自己“娶于西陵之女”，还“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其后皆为中国之主。夏商周时期，巴蜀属梁州，与三代王朝皆有朝贡关系。巴蜀地区与中原地区友好的姻亲、朝贡关系，保证了其长久稳定的统治和强大的实力。加之西南诸邦与巴蜀商人受利益所使，随征战或迁徙较早地建立联系成为必然。

南充是早期西南民间商路起点之一

在夏禹之时，嘉陵江流域南充地区（梁州）就以“织皮”（ 刘琳注为“毛织的布”）作为最早的朝贡之物。而周武王时期，“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巴人不仅栽桑养蚕，还能以织物为贡，可以说明夏商周时期（或更早）巴人已经有极为高超的丝织技术了。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地区）见到了巴蜀地区的“蜀布、邛竹杖”，刘琳认为“蜀布”就是《华阳国志》中所记载周代所贡、安汉等地所产并以筒盛的“黄润细布”，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注“黄润”为“生绢之尤细薄者”（丝织品）。印度最早所见巴蜀丝织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以前。印度古籍考庇利耶的《政事论》记载：公元前四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时期有“产自支那成捆的丝”。季羡林在《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中认为“支那”即中国，“中国内地的丝织品先传到云贵地区，后经滇缅通道传入印度”。台湾学者桑秀云女士《蜀布邛竹传至大夏路径的蠡测》一文不仅考证了“蜀布”，还对“蜀布”的商贸路线作了说明：

蜀布邛竹传至大夏的路径，大致是这样：蜀布在四川中部，取道嘉陵江至川江，逆流航行至四川南部，取道僰道，至洁滇国，再向西至昆明（大理），经过滇西纵谷，至缅甸，再向西至孟加拉；邛在四川西南，或经过越嶲郡至滇西纵谷，或者取道僰道，和蜀布的路径相同。蜀人的足迹止于孟加拉，而蜀布邛竹或许被印度人带到印度，被大夏人买去，或许由大夏人直接在孟加拉购去……

嘉陵江水系简图

桑女士的考证更加细致和清楚地说明了嘉陵江流域南充地区不仅早在夏商（或更早）时期就已经拥有了蚕桑织造技术和精美的丝织品，更是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时期（或更早）就与南亚地区建立了商贸关系。而考古发现也证明这些历史记载与考证的真实性：

开辟这条商路的人，无法找出了。开辟的时间则有线索可循。可以估计它在公元前两千年以前，最保守说，也当在公元前二千多年左右。因为：近年在四川南充县天宫山发现了一座西汉年代的賨王崖墓。……墓壁还刻了一座檀城式的住宅，一个飞天夜叉正向它飞来。这乃是印度婆罗门法和佛教前期密宗的象征。其教盛行时间在公元前二千年之间。这种佛教传入云南很早，不乏证据；到西汉年代已经传入四川盆地的賨人地区，则其通过这一商道进入云南之早，在周代以前就可知了。如果这条商路未通，佛教是不可能传入云南、四川的。

古代南充地区的先民们以丝绸作为主要商品，很早就参与到了西南商路的开辟和商业贸易活动中，并成为贸易的东部起点之一。南充在南方丝绸之路的开辟上走在了中原王朝之前。

西汉武帝经略西南对南方丝绸之路的重大影响

虽然民间早有“蜀身毒道”的自由商贸往来，但毕竟不为中央王朝所知晓和认可。自秦汉统一王朝建立，强大中央王权开始对边疆地区进行有力统治。汉武帝时期对西南地区（西南夷）的经略才真正开始将南方丝绸之路纳入到中央统治中来。

第一阶段，无意识的开辟南方丝绸之路。汉武帝遣唐蒙两次征发巴、蜀兵治南夷道和司马相如治西夷道是此阶段对西南地区的主要活动，通过司马相如等人的努力，汉武帝恢复和整治了“五尺道”和“旄牛道”两条交通干线，揭开了大规模经略西南的序幕，为寻找“蜀身毒道”的使者准备了前进的道路。

司马相如对南方丝绸之路的影响尤为巨大。据《元和郡县志》《太平御览》等史志记载及部分专家考证，司马相如是南充蓬安人（至少在此生活过），并且在出使西南的过程中，“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驩”，刘景玉《开启南丝绸之路的相关考证》中也认为司马相如出使西南“伴随了汉代的文明（丝、绢、盐等的交易）”。没有司马相如“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南夷”的成功通商经验，则不可能有第二阶段汉武帝派张骞等人大规模经略西南的活动。

第二阶段，主动开辟南方丝绸之路。在司马相如出使西南之后，（前122）从西域归来的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了他的猜想：在巴蜀与古印度之间有一条古商道，这条商道较西北丝路“大夏去汉万二千里”仅“数千里”，更为“便近”。汉武帝十分希望能够打通这条商道，以为国用，于是四次派专使和军队开通西南“蜀身毒道”：

元狩元年（前122），令张骞以蜀郡、犍为郡为据点，派遣秘使“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以官方身份分四路探索通往古印度的商道。但四路秘使皆受当地部族所阻未能成功。元鼎五年至六年（前112-前111），发兵平南越、西夷，诛邛君、兰君，设牂柯、越嶲、沈黎、汶山、武都数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并派出十多批使节，止于昆明。

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迁奉命南巡。经过巴郡（南充属巴郡），达到大理，终于明确了“蜀身毒道”的方向。

元封二年（前109），发巴蜀兵灭劳浸、靡莫部族，降滇王，服昆明族，置益州郡。此后，汉朝的军队沿司马迁的方向，打通博南山，渡过兰沧水，达哀牢山止。

西汉王朝开通南方丝绸之路最远到达的就是哀牢国，官方使者终究未能越过哀牢王国到达缅甸。但国家军队的入驻、郡府等管理机构的设置，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保障了安全，使南充等地的各种丝织类商品可以通过西南各部族的中介，与印度商人进行更为频繁的贸易，促进了民族和文化的交融。

东汉明帝开通南方丝绸之路

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明帝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不韦、嶲唐、比苏、楪榆、邪龙、云南），合为永昌郡，治不韦。至此，“蜀身毒道”的滇缅段完全畅通了。通过哀牢地区，东汉政府同缅甸等地及南亚地区有了直接的往来，发生了经济文化关系，官方的南方丝绸之路正式开通。

此后，历代虽时有战乱，商路亦时常中断，但南充在国内国外的商业贸易中一直具有重要地位，甚至有海上丝绸之路内陆起点之说。

嘉陵江流域南充地区具有便捷的水运交通和重要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贸易资源，不仅参与南方丝绸之路商贸的时间最早、最长久，且拥有如司马相如等在官方商贸道路的开通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著名历史人物，对西南地区乃至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与繁荣、民族的融合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积极意义，影响多元而深远。

南充蚕桑丝绸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广泛关注。而今又逢“一带一路”战略的时代机遇，在政府引导下，企业出资，高校及相关科研机构共同对其进行深入地发掘、保护、研究和应用，不断对蚕桑丝绸文化进行挖掘与开发，打造品牌，创新技术，建立和完善现代丝织工业体系，南充丝绸必将乘风破浪，再创辉煌！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区域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