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成都的商业街

成都的街知名度最高的恐怕还是要数春熙路，春熙路虽然大名鼎鼎，可是大家对这条路的历史却是耳熟而不能详。

修建春熙路的人竟然是四川军阀杨森。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中，军阀除了会说一句：龟儿子板板就什么都不会干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军阀会搞破坏，也会搞建设。杨森当初为什么会修建春熙路呢？

1924年，军阀杨森任四川督理，推行新政。杨森那时就懂得“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把修路列为新政的首务。当然，借修路敛财，也是一个原因。

根据智囊团的建议，修一条打通成都两大商业中心———东大街和位于总府路的商业场之间的道路。这条道路本来是一条窄街小巷，从东大街到商业场，中间要经过九弯十八拐的羊肠小道，实在不方便。

可是，修这条路又遇到一个与当今城市建设同样令人头痛的问题———拆迁。这条小道上原本有许多清朝时的旧衙门，民国后，衙门废置，很多人就在这上头胡乱搭建了很多店铺还有住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违章建筑。杨森强令小街上的店铺拆迁，却遇到很多强硬的“钉子户”，这些钉子户找了成都的“五老七贤”去给杨森做思想工作，“五老七贤”那可都是成都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但是杨森不买账。要晓得此时的杨森，是四川军务督理，大权在手，又是新官上任，要执行他的“政令”，那向来是翻脸不认人的。所以杨森要在成都做的事，那是很少有人能阻拦的。所以五老七贤去找他，杨森当场就拉下脸：“五老七贤就杀不得么”。这下“五老七贤”老脸丢尽，只好老老实实让他拆了。不过呢，五老七贤吓跑了，还剩下一个史上最牛钉子户，杨森也拿他没得办法，为啥子呢，原因很简单，这个“钉子户”有外国背景。人家是法国领事馆的翻译，坚决不同意拆迁他的位于总府街口当道的药房。要晓得近代中国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杨森也遇到了“史上最牛钉子户”，只好作罢。眼看这个修路计划就要泡汤了，这时，一个商人出来力挽狂澜，起死回生。这便是修建春熙路的第二个功臣———凤洋银行的老板俞凤岗。他看到这条路修好后巨大的商业潜质，找到杨森，主动要求将其同样位于总府街口的凤洋银行拆让为路口，条件是将新马路两侧的公产地卖给他。杨森喜出望外，立刻答应了他的要求。这位俞老板，因他的远见卓识，后来发了大财。

修路过程中，普通街民被士兵强拆房屋，流离失所、吃苦不少。成都当时有一位文人刘师亮，写文章喜欢“操乱说”，在小报上刊登了一副语意双关的对联。上联是：“民房早拆尽，问将军何日才滚？”“滚”，既指轧路机滚平马路，也咒骂杨森“快滚出成都”！下联是：“马路已捶平，看督理哪天开车。”“开车”既指通汽车，又是四川方言中“开溜”的意思。

马路修建成功后，杨森请在成都享有雅名的前清举人双流人江子渔为马路取名。江虽然是个老古董，却也很有送高帽子的技术，他给这新马路命名为“森威”路，为啥子叫“森威路”呢，因为北洋政府授予杨森以“森威将军”头衔。但政坛如戏台，很快杨森在他发起的“统一四川”之战中吃了大败仗，连曾督修马路的爱将王缵绪师长也临阵倒戈投靠刘湘，把个“森威将军”弄得狼狈不堪坐船沿长江逃出四川……江子渔又建议将“森威路”改为“春熙路”，寓意“古书云：‘熙来攘往，如登春台’……熙熙攘攘皆为利而来啊！”意思是说这为繁华商业区。

春熙路虽然是一座商业区，可是当初规划春熙路的人还是很有政治觉悟的。居然在中心小广场上安放了一座国父孙中山的铜像。不过，最早那个跟我们今天看到的铜像有点差别，那个是站立的，后来，有人觉得失真，所以又改成了坐的，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山广场上那个。铜像整好后，正是四川军阀混战最热闹的时候，各路诸侯为招兵买马争造银圆，四处高价收购铜器，连寺庙的铜佛像都被铸为川版铜钱。还是前面那位“怪才”刘师亮，这会又为“国父”担心了，在孙中山立像前贴了副对联：“两眼瞪着天，准备今日淋暴雨；双手捏把汗，谨防他日化铜圆！”成都人的幽默精神，在此又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春熙路虽然是成都最有名的商业区，不过要论历史，它还排不上第一。那个第一，就是今天王府井旁边的商业场。那时，它不叫商业场，而是叫劝业场。

“劝业”这个词，最早出自《史记·货殖列传》“各劝其业，乐其事”，汉代人讲“百姓劝业”，“劝”的意思是努力从事，与汉语“劝学”“劝农”的“劝”不尽相同，后者为鼓励，“劝农”即鼓励农耕。近代日本，维新强国，政府设劝业寮，金融有劝业银行，展销有劝业博览会———他们创造性地运用“劝业”一词，将汉语“劝业”和“劝农”及“劝工”等词义相融合。

当年，落后挨打的中国，学西方也学东洋，所以含着新意的“劝业”，便出口转内销，从日本折返华夏大地。后来，清政府还专门在各省设立一个官职，叫劝业道，负责掌管各省的农工商事务。

当时的政府跟我们今天的政府一样，一大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增加GDP。今天，我们的政府搞的是招商引资，当时的政府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就搞了一个劝业场。我们今天搞的很多改革政策，看上去都是新鲜事物，其实在一百年前就有了。

1908年，周善培任四川劝业道总办，由他倡导，成都商务总会协理樊孔周筹办，选定总府街与华兴街之间的地皮，由成都著名建筑营造商江建廷承包设计修建。当年7月动工，次年4月22日竣工开场，更名“劝业场”。场内为砖木结构两层中式楼房，共有店铺一百五十余家，里头是吃喝穿用，应有尽有，而且卖的都是“名牌”、“正宗”，好比今日的王府井、太平洋、万达这些地方。于是，顾客络绎不绝，营业格外繁荣。

劝业场在成都开创了很多全新的行当。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到如今很少人晓得的樊孔周了。樊孔周很有商业头脑，他对股东说：“劝业场要想在省城一炮打响，就必须要做到八个字：‘人无我有，人有我无’！我们先要在劝业场安电灯，装自来水。”

樊孔周集股三万两，创立了“悦来公司”，自任董事长，在公司内建立“劝业场发灯部”，从上海购回40千瓦直流电机一部，在场内安装发电，并且还向清政府申请在成都的供电专利权20年，可见这个电力行业搞垄断也是历史悠久。发电可供劝业场之用，每日黄昏发电时，就只见劝业场内华光四射、灯火辉煌，围观的市民惊叹声一地：洋灯燃啰，好稀奇哦。于是，连川西坝子上有几个闲钱的农户，也头上裹个白帕子，穿起个土布长衫，邀邀约约的赶几十里路进城，专门来看稀奇、顺便买洋货。电灯一亮，个个都伸长了脖子呆看，百思不得其解：“妈哟，硬是怪呢，那个玻璃灯笼严严实实的，拿啥子火伸进去点得燃嘛？！”。千万不要嘲笑这些乡下土老财。要晓得连当代大文豪郭沫若那会正在省城读书，他看到“电灯燃了”都兴奋地写诗惊叹：“楼前梭线路难通，龙马高车走不穷。铁笛一声飞过也，大家争看电灯红。”

劝业场第二个“吸引眼球”的，是最先用上自来水。樊孔周继电灯之后，又整了个“利民自来水公司”，从南门万里桥底下的锦江中抽水用管道输送各处。劝业场蓄水池修在华兴街，所以场内用户还得雇人去蓄水池挑水，当时被嘲笑为“人挑自来水”。尽管如此，在成都，也算是开天劈地第一回了。

劝业场第三个绝招，就是“一条龙”服务：把购物、娱乐、休闲融于一体。场内是吃喝玩乐住都可以，这甚至比今天一些大型商业中心还要方便。

其实劝业场开办初期，按照周善培和樊孔周等人的设想，原是为发展地方实业，只卖本地货。但是，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在市场经济下是根本行不通的。开场第一年，全场各业交易总额即达银三十三万余两，本地货营业额不到三分之一，洋货广货却是很畅销，樊孔周等商会中人觉得此情此景与劝业场和“发展地方实业”已经大不相符，于是，就在第三年改名“商业场”。不过近百年来，不少成都人仍然称它为劝业场，或劝业场、商业场混叫。

老成都的桥

以前的成都市内河流纵横，简直就是一座川西坝子上的威尼斯。从水碾河、金河街、御河街、小河街、顺河街这些街名可见一斑。河流多桥梁自然就多，各式各样的桥梁横跨河流之上，这些桥梁有的像一条玉带，有的像一道彩虹，有的像一张弯弓，它们不仅方便了人来车往，还把成都装扮得很漂亮。李白就有“锦江东流绕锦城，高桥北挂像天星”这样赞美成都水美桥美的诗句。但是沧海桑田，现在，许多河流、桥梁都不存在了，仅留下一个个让你去猜的街名。比如：一心桥、二仙桥、三洞桥、驷马桥、平安桥、梓橦桥、九眼桥、古卧龙桥、青石桥、桂王桥、拱背桥、半边桥、玉带桥、通顺桥、落虹桥、通锦桥等等。还有一条金鱼街，你不要以为满街都是金鱼，而是因为清朝这里曾有一座状似金鱼的小桥而得名。

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名字中，有两座桥尤其值得一说。

提到驷马桥，就不能不提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曾经是一个风流子弟，因为到邛崃拐走了豪门富姐卓文君，遭到当时中国首富卓王孙的打击，不得已回到成都当了个体户。不久，汉武帝读到他的旧作《子虚赋》，觉得是个人才。就派人把他接到京城去了。后来，他被汉武帝封为中郎将，果真赤车驷马回到成都了。人们为了纪念司马相如说到做到，特将升仙桥改名为驷马桥。至今都是成都北上的必经之处。

万里桥，这座桥与另外一个更有名的历史人物有关。这个人是谁呢？是妇孺皆知的诸葛亮。这个桥就是历代诗人歌咏不绝的万里桥，万里桥后来成为成都最著名的地标。杜甫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两句诗里就是暗含了万里桥的故事。三国时期，成都是蜀汉的都城。成都二江在诸葛亮的治理下，畅通顺直，成为沟通外界的重要交通线。万里桥就是当时成都城内外乘舟东航的启程处。

据《三国志》记载：蜀使费褘聘吴，诸葛亮嘱（饯行）之。褘叹曰“万里之路始于此桥！”因之为名。但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也和诸葛亮有关，宋祖光在《万里桥记》中又是这样说：相传三国时,东吴使者张温访蜀后，取水路回国，诸葛亮送他到此桥上，对张温说，这桥下之水可通万里之外的扬州。从此，该桥得名“万里桥”，代代相传。

老成都的寺观和公园

以前的成都不仅桥多，寺庙也多。记得曾经见过一幅民国四川寺庙分布图。那上面有观音庙、文昌宫、二仙庵、武侯祠等等。

一般来说，可以把这些宗教场所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就是各种民间祭祀场所，这种一般就叫某某庙，拜哪路神仙就按它的名字喊，比如城隍庙，那就是拜城隍的，土地庙，当然就是拜土地老爷，等等。

第二类就是各种佛教供奉场所，如寺、院、庵。

寺，在古代本是朝廷机构的名称，如“大理寺”、“太常寺”，又引申为官署。汉代设有鸿胪寺，用以招待四方宾客。后来佛教传入中国，从西域来的僧人渐多，遂在洛阳建白马寺，专供外来僧侣居住。这就是佛教僧人居住修行之处所，都可以总称谓寺的由来。

院，本是寺的一部分，寺内的别舍。后来佛教僧人也单独用院作为居住处所的名称，但院的规模一般比寺略小。

庵是专指佛教出家的女众（比丘尼）居住的处所。

第三类就是道教场所，如宫、观。

宫，原义是高大的屋子，过去皇帝的居处多称宫，后来道教供奉天地神明祖师等也可用宫。观则是道教所专用。

为什么从前的成都会有如此多的寺庙呢？

因为传统社会没有今天这么多的专家，我们生病了，找医生，郁闷了，还要找心理医生，出门关心天气，有气象专家，种田关心收成，有农业专家，夸张一点说，连吃喝拉撒都有无数专家给你提供建议。古代人没有专家，却又想找到答案，那问谁呢？当然只能求菩萨神仙保佑了。因此，不仅是老成都的寺庙多，中国各地的寺庙都很多。否则杜牧先生就不会写诗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了。

由于到寺庙去烧香朝山的善男信女很多，所以每逢节日，寺庙外面也会来很多商家利用旺盛的人气大搞促销。后来就会形成定期的庙会。还有，寺庙大都修建在风景颇佳的地方，所以也能成为人们游玩赏景的好去处。寺庙又有今天公园的功能。除此之外，以前的大寺都有留宿的制度，书生苦读也有了清幽的环境。这就是为什么聊斋中那么多书生在此读书。当然，寺庙对普及医学、林业、发展茶叶种植，以及扶贫济困等等善事都参与。

说了寺庙就不得不提公园。大家应该都有逛公园的经历，其实在没有公园之前，寺庙就承担了公园扮演的角色。公园是近代产物，也是受到西方影响才有的。在我们成都最早的公园就是今天的人民公园。但是它刚建成那会不叫人民公园，叫少城公园。成都本地上了点年纪的人，对少城公园的历史，知者虽多，但时间久了，也难免不会有些模糊，对年轻一代来说，那就更是陌生了。笔者在这里不妨旧事重提。

“少城”从前是八旗子弟居住的地方，那是不让人随便进出的。

到了清末，成都有些八旗子弟，生活上就比较困难了。当时驻成都将军玉昆，便着手把居住少城内一些富裕旗民所居之庭院合并起来，增添些亭榭，辟为“少城公园”，在园内栽花种树，并以现在园内之盆景园那片地方，豢养飞禽走兽虎、豹、熊、猴、孔雀等，作为“动物园”。玉昆当年除辟动物园外，又设茶园及商品陈列所等，用门票收入救济贫困旗民。

后来少城公园几经扩建，五花八门、热闹非凡。解放后，“少城公园”改名为“人民公园”。

（作者单位：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