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苕叙事

刘德元

正月初带孙子去人民公园玩,远远就望见一架三轮车上置一口大肚罗汉一样的“甕”(wèng)。一个大嫂拿一把火钳,不停地从甕里夹取烧耙了的红苕,周边围了好些人,有的手持现金,有的正在点击手机上的付款码,大家等着买刚出甕的耙红苕,10元钱一斤。

这时,出甕的耙红苕黄金色,掰开,热乎乎地冒烟,孙子迫不及待地拉我的手,要吃得火紧,我说烫!

烤红薯(供图:刘德元 、蓬州闲士)

回到家,耙红苕之色、香、味,绕梁三匝,挥之不去,于是乎,便有了这篇文章的开头。

由此想开去,其实很早以前我就认识红苕了,只是没有去探究它的来历。就说小时候,我一直以为红苕是土著,后来读了一些书,才晓得这种土得掉渣的疙瘩,居然不是土著,是“洋货”,产自南美洲,最早由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后带到欧洲。欧洲人将这种土疙瘩译名(sweetpatato)“甘薯”。甘薯便因为易种植、产量高、淀粉含量大等优势,风靡欧洲餐桌,一个时期,为解决各国饥荒问题立下汗马功劳。

另据考,甘薯进入中国是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又名山芋、番薯、地瓜等,最先随着荷兰人由欧洲带到台湾,他们多次派使节入京,这种表皮略呈黄色又土不啦饥的土疙瘩,居然成了皇家“贡品”,并被大学士徐光启译名“红薯”。不久,徐光启带了几根红薯回到家乡松江(今上海)试种,成为农学史上著名的红薯松江种植法,这一点,徐光启在他的《农政全书》有记载:“红薯,耐寒,叶圆,易栽培,根下生芋,累累结实。色黄,如拳,味甘。山沟地一块,挖薯常数十石……”也就是说,红薯传入中国时,样子像芋头,产量高,随便山沟一块地,即可产薯几百斤。但是,徐光启发现“山沟地一块,挖薯数十石”这个秘密时,那时候,红薯还是“贡品”;既然是贡品,肯定不敢推广,如果推而广之,农民大面积种植,皇帝吃,老百姓也吃,那还是“贡品”吗?所以,红薯只能是皇帝餐桌上的一道小吃,有时候,皇帝高兴了,说不定还会赏赐大臣几条呢,因此,民间根本就没资格认知这种高产作物,更谈不上种植和推广。

红薯(蓬州闲士 供图,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那么,红薯又是什么时候进川,且被四川人喊成“红苕”的呢?说起来,笔者还是从一本名叫《瓜棚闲谈》的清代笔记上看到的。作者曾肇堃,生卒年不详,曾任资中教谕,后升叙永厅(今四川叙永县、古蔺县等地)训导,他对红苕入川有过这样的描述:公元1612年(明万历四十年),资州有个在京城做官的人,名字叫王龛(kān)师,是负责从御膳房传菜到皇帝身边的太监(从六品)。那时,万历皇帝喜欢吃耙红苕(烧红苕、孔红苕),“啖之,龙颜大悦”。王龛师去御膳房传旨:“皇上说了,味甚好。”意思是:好吃,晚上还吃这个。

公元1617年春,王龛师的母亲去世,按例,他回资州丁忧(为母守孝一年),并偷偷带回几根红薯,一来此物稀罕,可做母亲祭品(因为那是皇上才能吃到的东西);二来看看红薯这东西在四川能不能生长。没曾想,这东西非常烂贱,随便往地里一扔,不久就生根发芽,于是,红薯便在资州“倏然栽”。就是说,有人偷偷地种。在当时,偷偷地种可以,只要没人告发,但要大张旗鼓地种,事情并非这么简单。比如徐光启是大学士,也只能对红薯进行研究,不可能推广,要推广,在当时,如果没有得到皇帝的允许,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样的结果会很严重。又比如到了崇祯末年,极端气候引发的旱灾几乎席卷了明朝四方。其中,河北的顺德府、大名府、河间府,相继暴发因旱灾引发的疫情,“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而旱灾严重的川陕等地,大小旱事、蝗灾竟持续了十年之久。农民没有粮食吃,饿殍遍野,天下大乱,乃至引发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如果明朝的统治者有先见之明,意识到红薯不仅是“贡品”,还有可能是度过饥荒的“功臣”,大力推广种植,这场因饿肚子而起的动乱或许能消弭于无形也未可知。可惜,这一机会的错失,便是百姓的饥寒。

然而,明清易鼎后,此时,中国的人口正在经历一轮爆炸性的大增长。特别是康熙、雍正两代帝王为安抚百姓,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的政策,相对四川,则采取“移民实川”“插占为业”等优惠政策,这在客观上为人口增长提供助力。据统计,在雍正之后的乾隆年间,中国人口呈直线上升趋势,短短半个世纪内,全国人口从乾隆六年的1.43亿人,激增到乾隆五十九年的3.13亿人。其中,四川(包括重庆)人口由清初的不到60万人,激增到乾隆时期的2000多万人。人口的增长,导致整个社会对粮食的需求量大幅上升,进而导致人地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为乾隆时代粮食短缺、米价哄抬埋下了伏笔。

为糊口活命,缺粮少食的百姓只能铤而走险,与富商大户、官府对抗,抢米占粮。由此,全国各地抢米风潮接连发生。乾隆八年冬至十年春,成都、资州等地发生抢米案,“一邑之中竟有抢至百余案者”。

为了粮食,此时国家高层想到了红薯,把曾经作为“贡品”的红薯解禁,让农民种植。渐渐地,饱受饥荒之苦的人们发现了红薯高产的秘密。更有意思的是,当红薯大踏步进川时,四川人口顺,直接把“红薯”喊成“红苕”。这一喊,入乡随俗,通俗易懂,一如北方有些地方把红薯称作地瓜,道理一样。但在四川,红苕是红苕,地瓜则是另一种东西,它们之间的差别非常大,虽然都是种在地里的有着细长藤蔓,主要食用其地下茎块的作物。

再说红苕的栽培,这里也得科普一下:红苕烂贱易长,春雨里,把一根根不过筷子多长的红苕藤插进地里——为了便于红苕生长,地里需先挖出一条条浅浅的沟(农村人喊“打苕沟”),沟里的土,在沟两旁垒起来,形成一条条长蛇似的垄,红苕藤就插在垄上,之后只需一场雨的降临,红苕藤便会疯涨起来,藤下面的根茎便会长成红苕,一窝好几根,大的一两斤,小的大半斤。如光绪版《资州直隶州志》提到:“乾隆三十年前,本处秋收,以粟、谷为大宗,十年以后,则杂以苞谷、红薯,至乾隆末,红薯则已遍山满谷。”红苕一般在三四月份下种,九十月份即可收成,且亩产量可高达两千斤。要知道,同时期北方小麦亩产仅为300斤左右,而南方即便有两季稻,全年亩产也不过两三百斤。可以说,高产的红薯救了不少中国人的命,也改变了中国人数千年来的饮食结构。诚如清光绪版《内江县志》所载:“民之所食红薯也,苞谷也,次则蕨根,次则蒿艾,食米者十之一耳。”至此,红薯在传入我国二百多年后,终因官方解禁而成为百姓所接受和依赖。

四川总督丁宝桢

再如清光绪二年(1876)丁宝桢督川,他刚到任就发现红苕的巨大价值,并在《川藏灾疫备略》中写道:“红薯,高产,半年熟,煮之微甜,绝似吴中落花生及香芋,亦似芋头,切片堪以久贮,磨粉成条易存,和麦面可资作饼。”这说明,丁宝桢不仅发现红苕高产易种的特点,而且还发现红苕可以切片贮存,磨成粉后还可以加工成粉条,加入面粉可以做成红苕粑粑等,可以说是对红苕的创新吃法乃至对四川饮食文化的重大贡献。丁宝桢主政四川十年期间,红苕已成为西南地区的主食之一。如果没有红苕,西南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可能还停留在刀耕火种时代。例如光绪十五年(1889),四川、贵州等地夏天的雨量比往年多,耐旱耐寒的红苕被大面积淹坏,当地百姓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粮食,大量饥民涌入山间,“四乡饿殍甚众”。可见,没有了红苕的四川、贵州,是何等的恐慌、饥荒。

红薯粉(蓬州闲士 供图,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纵观中国历史,尽管百姓的吃饭问题在清末乃至民国时代依旧存在相当大的压力,但对于一向抱有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国人而言,红薯的育种与选种一直是扭转这种民生劣势的重头戏。

尔后,在帝国主义入侵和国人引种的双重影响下,中国的红薯出现了黄皮、红皮、紫皮,黄心、红心、白心等数种耐寒品类,并在20世纪30年代迎来了亩产高峰。据粮食专家刘仁宇先生统计,抗战时期,仅1938年一年,四川红苕总产量便高达7500万斤。充足的红苕产量,为四川人民节约了大量的大米、玉米来支援抗日前线,为抗日战争带去了生命的“薯光”。

再说近点,到笔者下乡当知青时,那时的农村,家家户户都挖有“窖坑”,把红苕窖藏起来,以度“荒月”。而满山遍野的红苕藤,又是生产队养猪的主要饲料。20世纪六七十年代,红苕与稻米、小麦、玉米共同跻身中国四大主粮之列。可以说,那时的农村,基本是以红苕当顿,食用方法有孔、煮、烧,和米下锅的红苕稀饭、红苕干饭,稀饭也只是照得见人影,红苕干饭也不是大米饭,而是红苕占大头,尽管苕多米少,要是能吃上红苕干饭的,可以说是打牙祭了。就说笔者下乡那个生产队,田少土多,一年下来,人平可分到三四百斤红苕,而作为细粮的谷子,则人平只有几十斤。特别是春节过后,为防止红苕“干巴烂”,农民还把吃不赢的红苕切成片,或晒干磨成粉,做成红苕粑粑;或加水揉成粉团,盛入一种多孔漏瓢,操作人左手持瓢,右手攥指成拳,不停地击打粉团,这样,粉团就会顺着漏瓢的孔眼坠入沸腾的铁锅中,煮成粉条,晒干可贮存,可交易(此等方法原是丁宝桢所创)。那年月的红苕,永远留在了我记忆深处。以致很多年后,城里人都把土里土气的人称为“苕气”,说某人“苕”得很,即土得很的意思。

红苕热凉粉(蓬州闲士 供图,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然而时光流转,时至今日,红苕不仅是人们口中的香饽饽,具有相当的营养价值,而且还有相当的药用价值。2016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本草求原》一书,记载红薯有“凉血活血、宽肠胃、通便秘、去脏毒、舒筋络、止血热渴、调中补虚”等功效,甚至网上还说红苕的“抑癌率”可达98.7%。这些说法虽然将信将疑,但是生长在红苕藤叶上边最嫩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四川人喊的红苕尖,近些年也成为人们最为喜爱的绿色食品之一,这是不争的事实。也不知从何时起,在四川,似乎植物枝叶最嫩的部分,都以尖来命名,如红苕尖、豌豆尖、南瓜尖、莴笋尖等。

我喜欢吃红苕尖。红苕尖的食用方法有两种:一是清炒,将锅烧得辣辣的,再放油入锅,油热后放入干辣椒,尔后将洗净的红苕尖下锅,一顿爆炒,原本一大篮子红苕尖就浓缩为小小的一盘了;二是凉拌,把洗净的红苕尖在开水中焯水捞起,淋上香油、油泼辣子、姜蒜泥等,造几转,让人食指大动。再有就是去火锅店,有的人喜欢烫豌豆尖,有的人喜欢烫莴笋尖,而我则喜欢烫红苕尖和红苕粉条,那便是:红苕白菜,各有所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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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刘德元(中共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

供稿:中共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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