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成都市区中心的繁华大街上，与树德中学一墙之隔的购物中心“新城市广场”，曾是老成都宁夏街186号大院旧址。在老成都人眼里，那里是一个尽可能避而远之的神秘所在，被成都人称为“四大监”，即民国时期的“四川省第一监狱”，1949年后的“成都市看守所”，延续了近百年，竣工于1911年6月，直到2001年迁址，可同时关押500余人。整个监狱呈扇形布局，分内监（关押已决犯）、外监（关押未决犯）、女监和病监四部分，因此被坊间称为“四大监”。在辛亥革命暴风骤雨的冲击下，“四大监”建成不久，清王朝便被推翻，纷乱的民国岁月接踵而至。

1728年，即清雍正六年，盛九功率西北的宁夏骑兵团入川，其眷属在此一带购地建房，初名“盛家口”，以后逐渐形成街道，便改名宁夏街，毗邻满城。那一带街区最有名的地方是“四大监”，它的前身是清朝最后一年（1911年），四川藩、臬两司在改良新政中，仿张之洞在武汉修建的湖广模范监狱而建，故又称四川模范监狱。民国时改名为四川陆军监狱，后又更名为四川省第一监狱。1949年后，更名“成都市公安局看守所”，现已迁到西郊郫都区安靖镇。但“四大监”这个俗称，一直被老成都人喊到今天。

当年，在这一片街区里，能有这么一座连体建筑，是很扎眼的，狱吏谓之“王八楼”，因狱中的五排监舍以中心岗楼为圆心散射开去，状似王八而得名，也有点相似于美国“五角大楼”。这座监狱始建自清末时期1910年（宣统二年），次年完工，遂即投入使用。史料记载，其内部格局很有特点，由于中心岗楼与周围各监舍筒道相连，因此看押人员只需在岗楼里绕一圈，就可看到各排监舍的情况。在当时监控手段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这种设计可谓十分给力，相当时尚与科学。

回望历史，历代关押罪犯皆由地方郡县衙门负责。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戴鸿慈等五大臣到欧洲考察宪政回国后，立即着手变革，改刑部为法部，设典狱司，并改刑部监为“管守所”。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京师法律学堂开设了监狱专修科，特聘日本国监狱博士小河之次郎为教习。宣统元年，法部尚书戴鸿慈奏设京师模范监狱，并令各省一律仿效成立。

所谓“模范监狱”，即是监狱的样板，与历代衙门相比，不但在建筑上效仿西方，同时在管理人员选择、管理方法上也具备现代的色彩。模范监狱建成时，对管理人员的录用选择标准极为严格，必须符合“相貌端正，有文化、有家私，不靠做监狱管理人员养家糊口”三个条件。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奏陈省城模范监狱开办情形折”中曾说过：监狱管理之法“兼采东西各国监狱之式……以为通省模范”。据民国2年《北京监狱纪实》一书所言：“就省城改建为模范监狱，京师设新监狱，尤模范中之模范。”其实，四川作为内陆省份，在建设模范监狱的过程中，一点也不落后，步步紧跟。这“四大监”之所以有名，除了它处于市中心的位置因素，更多的还是因为它是经过老佛爷慈禧太后首肯后，在四川建造的第一所模范监狱。 

民国时期，监狱里的狱卒有时对待犯人还比较人性化，比如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的时候，条件还算不错，可以看书会客，陈独秀也就真的将监狱变成了研究室。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

还记得，上世纪“文革”浩劫时期，“四大监”里已人满为患，刑事犯罪分子中的一部分被送到今天的四川大学行政楼，原成都工学院第一教学大楼里关押。那座楼在1966-1969年曾作为四川省的“编外”监狱，主要关押过市内各高等院校里数以百计被打倒了的教授专家。走廊里安装了几道铁门，进出需要验明正身。老先生们将课桌拼接起来，一字排开，大通铺，算作床榻，每间教室里可睡几十个人。

笔者的祖父是当年成都工学院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派”之一，就被关押在那座楼里，受到体罚，被迫交代“问题”。每天我与祖母前往送饭，风雨无阻，那些悲催的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汉代学者孔融《论盛孝章书》有云：“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是啊，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的宁夏街已沧桑大变，演绎着不同的时代故事。那里的树德中学是早年国民党将军孙德超创办的私立学校，他曾提出以“树德树人”为办学宗旨，其后发展为“北有南开，南有树德”的全国知名中等学校。那年月他还创办了树德小学，即树德一小、二小、三小、四小，提出要招收无力入学的孩童，教学所需费用由他承担。1953年树德中学更名为成都市第九中学，改制为公办学校，是成都数一数二的名校。1989年又恢复为树德中学。树德三小就是宁夏街小学的前身。

早在1967年扩建道路时，成都市政从新华路一直贯通下来，把宁夏街拦腰切断，宁夏街小学由此更名为新华西路小学，以后又更名为通锦小学。宁夏街还有位于树德里的四川省妇联和在宁夏街街面上的成都市妇联，在宁夏街转弯处是四川省妇女干部学校。三个单位是三个深宅大院，不知以前是谁的豪门公馆，但从大门外看进去，有绿树成荫，隐约可见砖木的洋房，应有不少故事可以续篇。

直到90年代后期，拆迁“四大监”之前，宁夏街还有两个茶铺。西街口的茶铺叫“笛楼茶社”，名字雅致，在从街口沿西大街延伸的2楼上，每天座无虚席，不少茶客从一早坐到茶铺打烊。中途要回家吃饭，或出去吃点东西，就把盖碗茶盖扣在茶座上，表示人还要回来。在宁夏街转弯处的茶铺不算大，生意也不错，名叫“弥罗茶社”，在不对外营业的2楼上，供奉有好几尊泥塑小罗汉，故名。那时宁夏街上还有贾家、余家两家汤圆摊铺，贾家住的是铺面房，就在宁夏街小学旁边，打开铺面就可做生意。余家住的是大杂院，就只好在离西街口不远的屋檐边上摆摊营业。两家汤圆都不错，食客不断。

在宁夏街与灯笼街、江汉路交接的街口，时人称为高家口，那里有一家北方大饼铺，烤制的是南方人较少见的又大又厚的大圆饼，淡甜淡甜的，大饼皮很香脆。还有一种是小一点薄一点的椒盐千层饼，也是香味四溢。小孩子常常会吵着闹着要买饼子吃，所以生意也很不错，我曾是那里的常客。

在市妇联旁边有一个小炒货店，专门卖炒花生、胡豆、瓜子等。铺面的货柜里摆着炒货，房子里有一个装满沙子的大铁锅，一把大铁铲柄上绑着带子，带子的另一头就拴在屋梁上。老板就双手紧握铲柄，用力翻炒。只见他光着上身，穿着短裤，汗流浃背。老板手艺还不错，花生炒得尤为香脆。铺子里挂的招牌是西北花仁，大家却都称其为“茅房花生”，因铺子斜对面的树德里巷口有一间公厕，这一俗名比正名流传得广，至今老街坊们都还记得。

宁夏街小学斜对面有一个糖饼摊，常常吸引小学生去转金龙、摸“赵”字。所谓摸“赵”字，就是摊主在小竹篓里装有写上百家姓的小牌子，摸到不同的姓氏，就会获得不同的糖饼。“赵”是百家姓之首，所以只要摸到“赵”字，就会赢得一百个糖饼。

彼时我家犬子在那里上学，有一次放学后就摸到“赵”字，可摊主耍赖，用红糖抹了几个糖片，分别裹上几个蜜饯酸杏干，称为火巴糖，说相当于一百个糖饼了。小孩子无力与摊主抗争，也只好认了这笔“交易”。那年月，成都的老人们对淘气的小孩子发起火来，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再不听话，就把你弄到宁夏街切关到起！”         

往事悠悠，老成都的不少秘密都藏在宁夏街的每一个旮旯里。难怪民国时期，全国知名报纸《大公报》曾发文评价：“成都树德中学是全国四所办得最好的私立中学。”那年月，树德中学的男女生分开上学：男生部在宁夏街树德里，女生部在宁夏街树德巷。别看只是一字之差，在地图上却相隔了好几百米。后来女生部和男生部合并，只有穿过树德里这条小巷才能见到树德中学的大门。也就是在树德里这条巷子中，藏着老成都人的第一个秘密。

与宁夏街186号“四大监”同类的还有成都状元街52号，如今也已不复存在，成了一片建筑工地。在上世纪60-70年代，那里曾是成都市公安局拘留所，俗称“状52”。原来的状元街是从市中心红照壁、新光华街路口直通到指挥街、菸袋巷的一条小街。到了80年代，那里变成了最早的家具一条街。往事悠悠，在沏好的一壶四川茉莉香茶里，都付笑中谈！ 

胡兰畦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1920年，她以优异成绩从成都毓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那时候，胡兰畦已出落成个大美女了，很多男人都追求她，但父亲将她许配给了她的表哥杨固之，其人经商，整天就向往着个人发家致富。然而胡兰畦却是民国新女性，两人的“三观”各不相同，所以于1923年两人在亲友的见证下，解除了婚姻关系。

那年月，胡兰畦已是名声在外，国民党军阀杨森有意娶她做小老婆，胡兰畦听闻杨森的妻妾众多，断然拒绝了这门亲事。著名作家茅盾听说胡兰畦的事迹后，受到感动，还以她为原型，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虹》。

1930年，胡兰畦在何香凝的帮助下去了德国，后又通过何香凝的介绍认识了宋庆龄，当时宋庆龄特别照顾她。1932年，胡兰畦作为中国代表，在柏林体育馆进行了反法西斯的发言，控诉了日本侵华的事实和罪行。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胡兰畦和一批共产党员被捕，被关入德国女牢。之后，宋庆龄和鲁迅等爱国人士以“民权保障大同盟”的名义，向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提出严重抗议，胡兰畦终得获释。

之后，胡兰畦流亡到了巴黎，迫于生计，她在巴黎的一家园艺学校半工半读，利用这段时间，她写出了《在德国女牢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德国法西斯对进步人士和无辜百姓的残害。

1934年，胡兰畦应邀出席了由高尔基主持的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会议。会议结束后，高尔基还宴请作家和外宾，他把胡兰畦安排在自己右边第一个位置上，他指着胡兰畦对大家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人。”他还嘱咐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照顾胡兰畦。1936年，高尔基去世时，作为高尔基欣赏的作家，胡兰畦被选入高尔基治丧委员会。举行葬礼的那天，胡兰畦为高尔基执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胡兰畦积极响应抗日斗争，她发动群众，组成担架队、运输队，她还组织队员上前线救治伤兵，运输补给，她还帮助士兵们写家书。胡兰畦的一生真是命运多舛，她不但仕途上不顺利，就连感情上也不顺心，她曾与乐至县出生的四川老乡陈毅有互等三年的海誓山盟，最终也因种种原因，没能喜结连理，给红色历史留下一个遗憾。撇开当时的国共政治不同主张不论，应该说，胡兰畦是一位集美貌与智慧、作家与将军于一身的现代中国巾帼英雄。

另外，根据史料记载，《红岩》人物江竹筠（江姐）在四川万县被捕后，最初押送到省城成都，就是关在“四大监”的女牢里，后辗转押送到重庆渣滓洞看守所。前些年，重庆市三峡博物馆首度展出一封尘封多年的江姐“托孤”遗书，并揭开了遗书背后所隐藏的故事。

江竹筠与丈夫彭咏梧、儿子彭云合影

据三峡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1947年7月，江姐被捕入狱，不久便把渣滓洞少尉看守黄茂才发展为地下联络员，负责监狱内外书信传递。1949年10月江姐请他带着一封已写好的书信，秘密送到重庆育才小学，交给表弟谭竹安。

没想到，这封信竟成了江姐的绝笔信。如今这封江姐遗书作为特级“红色”文物，已由三峡博物馆捐赠给了重庆市博物馆。江姐的儿子彭云长大后，就读哈尔滨工业大学，后在美国定居。

都说街巷是一座城市的肌理，只有走过，才能懂得。宁夏街又何尝不是如此？如今每次回国，当我兀自漫步在宁夏街头，或徘徊在她的十字路口，回想着她的太多故事，仔细观察这座因清代的宁夏骑兵驻扎而得名的老街道的风景，虽已找不出任何过往历史的痕迹，但我相信，她的人文并不会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就此消失，它的历史微痕，已镌刻在老成都人的共同记忆里，代代相传。

2019年1月20日于加拿大温哥华

枫林谷迷迭香园

作者简介

桑宜川，加拿大华裔学者，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七七级毕业，曾任四川大学外语学院教师，后赴澳大利亚留学。移民加拿大后，以治学为生，研究兴趣广泛，现为加拿大多家华文报刊专栏作家。近年来与国内数所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常回国讲课，并受聘为客座教授。

来源：“永远的华西”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