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1年第4期

千年古镇——薛城

汪 峥 小 芳

1964年,一支由考古学家童恩正老师带领的四川大学考古队,来到理县薛城的箭山村进行遗址挖掘考古。考古发现表明,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理县就与中原仰韶文化、西北马家窑文化有文化交往,与茂县、汶川等地同为古蜀文化发祥地。文明的曙光早就照亮了薛城古镇。

设戍守边

薛城的由来,有三种说法。其一,据史书记载,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在今薛城镇校场村附近设立薛城戍;其二,当地人一直称薛城为“巴乌州”,藏语意思是“出现过十个英雄”的地方;第三,则是包含薛城和巴乌州这两种说法的音和义。

《旧唐书》记载:蜀汉建兴九年(231),大将姜维、马忠、张嶷领兵征讨汶山叛羌,曾先后在汶山、理县的维关和杂谷脑等地屯兵筑城,后世称为姜维城。在今理县杂谷脑、薛城等地仍保留有当年姜维屯兵居住的遗迹。

薛城古镇全景(南向)

理县朴头山的半山腰上,有两通摩崖石刻,其中一通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凿刻的《通道记》就讲道:“自蜀相姜维尝于此行,尔来三百年,更不修理……”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姜维曾经过这条古道,沿杂谷脑河逆流而上,一路筑城、设卡,然后进入茂县西北部到达黑水境内;300年过去,道路荒废,隋朝会州刺史姜须达组织人丁重新修复这条古道。

隋文帝开皇四年,隋文帝讨伐平乱后,因薛城地理险要,就将这里设为戍守的军事关隘。据《保县志》记载:“隋文帝开皇四年,讨叛羌,以其地置薛城戍,属会州。”唐代,改置维州。

唐蕃门户

唐朝初年(624—628)因3次当地内乱,对维州管辖范围和行政等级进行了3次调整。《旧唐书》记载:“武德元年,白苟羌降附,乃于姜维故城置维州,领金川、定廉二县;贞观元年,羌酋邓贤佐叛,州县俱罢;二年,生羌首领董屈占者,请吏复立维州,移治于姜维城东;三年,左上封生羌酋董屈占等,举族内附,复置维州及二县。”维州治所仍设在州西南二百步的薛城。

公元7世纪,吐蕃崛起,开始向东扩张势力。其时,吐蕃虽武力强盛,但经济文化落后,虽然禄东赞的划分田界使吐蕃过渡到封建社会,但高原苦寒的地理环境一直制约着吐蕃经济发展,所以想通过对外扩张来促进经济文化发展。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唐蕃大战开始至唐亡(907)近300年间,唐蕃双方运筹谋划、机变百出。《旧唐书》记载的吐蕃智取无忧城,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解维州之急、破吐蕃十万大军生擒其大将论莽热等重大战事,都证明当时沿杂谷脑一线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战斗,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拉锯战。直至唐文宗大和四年(830)秋,随着另一位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的上任,这一地区频繁战事与边境摩擦的局面才得以改变。

李德裕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后,吸取前人硬军事进攻的经验教训,注重通过治理巩固边疆、搞好民族关系。修建筹边楼(筹划边关的楼阁),也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唐文宗大和五年(831)九月,吐蕃维州刺史悉怛谋率部下投诚,李德裕一面派兵迅速入据其城,清同治《直隶理番厅志》卷六记载:“李德裕克吐蕃维州路设五军,汶川设三军,松茂路设三十六关堡。于松建七层楼,茂建镇岷楼,维建筹边楼,汶川建七盘楼,以重边防。”一面给文宗皇帝飞书上奏折:“韦皋经略西山,致死恨不能致,今以生羌二千烧十三桥,捣虏之虚,可以得志。”其策略虽取得成功,兵不血刃就让维州回归,但因牛僧孺、李德裕政见分歧,最终导致吐蕃守将降唐一事变成悲剧。《新唐书》记载:“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谋于虏,以信所盟,德裕终身以为恨。”

李德裕治戍期间,起到了调和民族矛盾、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作用。后来薛城川主庙甚至把李德裕供奉起来,每年在迎神时,给他穿上官服,用八抬大轿抬着游街,且每家摆着贡果以示感恩。

《清一统志·杂谷直隶厅》记载:筹边楼在厅治西城上。据成都望江公园内的薛涛纪念馆馆藏资料介绍,筹边楼建好的第二年,唐文宗大和五年(831),时年64岁的薛涛登楼写下她的压卷之作《筹边楼》:“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薛涛这首诗被后人广为传颂,薛城的筹边楼也因此闻名于后世。

唐末(907),王建在成都称帝,并建立前蜀政权。《保县志》记载:五代前蜀永平二年(912),改薛城县为保宁县。

保县县衙复原图

茶马古道

唐末宋初,茶马互市的边疆贸易开始悄然兴起。《渑水燕谈录·事志》云:“景祐中,或以其与维州名相乱,邮置文字率多往来住滞,乞改其名,仁宗曰:‘此足以威西戎’,乃改曰威州也。”宋景佑三年(1036),将维州改为威州,置治所于今薛城西北方。

茶马互市兴起于唐代,宋代开始发展。因高原民族以牛羊肉为主食,依赖喝内地所产茶叶解油脂,而产自黄河上游若尔盖草原一带河曲马是宋代骑兵首选的优质马源。因此,宋代以来以内地茶叶换取边疆马匹为纽带,使中央王朝和少数民族地区形成相互依存关系,以维系边疆安全,薛城自然也就成为重要的茶马互市地。

川西北有两条重要的茶马商贸通道,薛城位于这两条道路的交汇处。宋王朝高度重视茶马贸易,专门设立茶马司予以管理。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薛城也建立了“榷场”。虽然这一地区的茶马贸易由官府统一主持经营,但同时贡赐贸易、民间贸易也均有较大发展,为民族共融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代的贡赐贸易是中央王朝在政治上维系与少数民族地区情感、稳定边疆的一种贸易形式。薛城当时被定为贡品的有3种:药材羌活、高半山生长的雪山大豆、猪儿寨和箭山寨一带出产的大红袍花椒。

元代的茶马互市,因蒙古族从事畜牧业,中央政府所需马匹不再完全依赖藏区,所以单独的茶马贸易规模比宋代小,但到明代,茶马互市的其他物资交易达到鼎盛阶段。商贸往来的增强使民族之间的迁移变得活跃起来,这一时期进入薛城周边定居的内地人口逐渐增多。《保县志》记载:“明太祖洪武六年分保宁县置保县,仍以保宁县故城为州治。”去“宁”字称保县,治所仍在薛城。

薛城城隍庙复原图

随着茶马贸易商品流通量的加大,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逐渐形成很多规则和制度。茶叶和盐都是官办商品,不允许私人买卖,薛城作为商贸交易地,也承载着为国家提供税收的重要职责。

灾后变迁

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保县所在的薛城因熊耳山崩塌,导致孟董水淤积泛滥,大水将沙金坝上的薛城毁坏殆尽,保县县治不得不迁到汶川威州,这一迁,就是近30年。直到清乾隆二年(1737)川陕总督扎朗阿巡查边陲防务,以边防宜重,奏请朝廷重建薛城。

清乾隆三年(1738),开始大兴土木修建薛城。《保县志》记载:“署邑令沈绳祖承修,包山砌石,城周四百十丈,高丈有两尺,广六尺,门二,东曰‘宁江’,西曰‘伏羌’,水洞分二,分峙南北,通南沟水,实擅金汤之胜。”鉴于康熙年间的天灾,重建后的保县官署没有选择原址重建,而是选择在老城沙金坝河对岸的南沟方向重建,规模相比过去扩大一倍,同时在新址上重建筹边楼,因此就有了一县两城的说法。

随着薛城新城建设的推进,附居城内的汉族人口逐渐增多,从清顺治十八年(1661)的88户增加到清乾隆十一年(1746)的164户。整个薛城从单纯军事防御的重镇,转为商贸集镇。

另据《保县志·官师志·官职》和《茂州志·职官志》记载,清乾隆三年,浙江举人陈克绳入川,任保县知县,任职期间,主持编纂了川西最早的一部官志《保县志》。由于绩效突出,陈克绳后升任茂州知州。

屯兵制度

清乾隆十二年至乾隆四十一年(1747—1776),自称“十全武功”的乾隆皇帝,两次发起大、小金川战役。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清政府于乾隆十七年(1752)废除杂谷土司,以原杂谷土司苍旺管辖地中2500户嘉绒人和500户羌人设5个屯,实行屯兵制。清政府以薛城为治所,先后设杂谷厅、理番厅,后升为直隶理番厅。

施行屯兵制以后,理番厅的藏羌屯兵频繁接受清政府调遣。从乾隆到道光年间,为巩固中央王朝政权、抵抗外敌,一代又一代的屯兵走出家门,走向战场。他们在西北与入侵的廓尔喀作战,在东南与入侵的英军作战。他们中的很多人为国家、为民族屡立战功,光宗耀祖,名垂后世;大部分人血染疆场,客死他乡,只被带回一根根浸血的发辫。在薛城老一辈人中还记得当年薛城的辫子坟。

薛城辫子坟复原图

薛城子弟经历多次刀光血雨的战场,也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二十六史大辞典·人物传》载:薛城子弟袁国璜,乾隆五十三年,从征台湾,克大埔尾、斗六门、水沙连、大里杙,赐号“博济巴图鲁”。生擒林爽文后,累迁重庆镇总兵。从征廓尔喀,克象巴宗山、甲尔古拉卡。台湾、廓尔喀两次论功,两次画像“紫光阁”。《清史稿》记载:“嘉庆元年,袁国璜进剿达州,苦战三日,力竭阵亡。依提督例赐恤,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子起袭。”

民族共存

2010年,正在中山大学读人类学博士的王田,带着一个研究课题回到家乡理县做田野调查。在这次调查中,他在薛城的箭山寨偶然发现112份清代契约文书,由此揭开一个未知的秘密。王田从这些契约中发现,清乾隆时期居住在箭山寨一带的“哭什舟太”家族,从土地买卖和借贷过程中已积累相当财富,对薛城商贸的重启或兴盛提供了资金支持。

王田将这些契约图片和相关调查资料,编著出版《岷江上游半坡寨文书汇编》和《从内陆边疆到民族地方》两本书籍,展示清代包含薛城一带的杂谷脑流域市场体系的演化过程,以及与之相伴的族群接触与互动的诸多事实。随着薛城商贸集镇的发展,吸引了外界来往的商人在此驻留,商贸的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

薛城在封建王朝时期,一直是民族迁徙和经济文化交流的主通道之一,其历史变迁在中国民族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特别是到了内忧外患的清代与民国时期,在先后经历康乾盛世、灾后重建和改土归流等大的历史时期后,作为保县、杂谷厅、直隶理番厅和后来的理番县、理县等行政管辖机构的治所,薛城这个边陲小镇,被不断地注入新的历史文化内涵,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地位也不断得到巩固和提升,影响力和知名度也越来越高。

1930年,鸦片开始大量进入杂谷脑地区进行交易和种植。金川、马尔康的烟土贸易盛行,商业贸易开始向米亚罗方向上移,薛城中心地位开始逐渐分化。但薛城始终是这条古道上必不可少的中间枢纽,它不仅是陆上的商贸口岸,也是民族文化冲撞的融合点。频繁的商贸往来也形成了薛城独有的文化氛围,在这里民族之间的文化和信仰都能彼此共存。

红军到来

1935年5月,随着一支浩浩荡荡队伍的到来,打破了薛城这座动荡且沉闷已久的古城。红军严密的组织纪律很快赢得当地百姓的信任。红军对薛城老百姓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宣传内容包括红军的政策与救国思想。红军还在薛城筹措粮食和物资,为北上做准备。

红军主力部队在薛城停留的3个多月中,建立红军医院、兵工厂、造币厂、被服厂,成立苏维埃、儿童团、游击队,选举苏维埃政权成员,并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筹边楼设立红四方面军指挥部。

薛城城门洞红军石刻标语外景

在薛城经过休整和物资准备,1935年8月下旬,红军主力继续向马尔康方向挺进。红33军一部为掩护最后一批人员撤离,在梓潼宫与前来追击的川军45军孟浩然旅进行了激烈的阻击战。在梓潼宫战役中,红军33军99师政委王德安牺牲。红军撤离时,小小的薛城就有1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从此走上抗日救国道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有王明伦、廖瑞昌、胡宗林等人幸存。

薛城梓潼宫复原图

薛城建筑

薛城的古建筑群落如今只剩下两处,为不被岁月遗忘,刘永清老人凭记忆手绘了薛城过去的两塔三宫十六庙。四川大学博物馆举办的一场《陶然士与川西》摄影展,展示了从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陶然士与不同时间的一些外国学者、旅行家、摄影家,用大量文字、影像记录下的岷江上游一带杂谷脑、薛城等古城的地貌、建筑与人文习俗。中国影像人类学大师庄学本和民族学家马长寿、林耀华等中国学者,也相继到过岷江上游一带考察记录。现在这些当时留下的文字或影像资料,对于研究早期川西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民俗等都有着宝贵的价值。

薛城文庙(1917年)

薛城(1917年)

驻地变化

1946年,为缓和民族矛盾,改理番县名为理县。1950年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川西军区179师537团2营进驻理县薛城(县城),理县正式解放。同年2月16日,在薛城召开理县解放大会,并成立理县人民政府。设立3个区:薛城第一区、威州第二区、兴隆第三区,治所还是在薛城。1951年3月21日,成都至阿坝公路工程正式开工。同年11月,理县人民政府由薛城迁至杂谷脑街。1952年建薛城乡。1955年11月,成阿公路完工全线贯通,汽车运输逐渐取代茶马古道上人背马驮的原始运输状况。1958年薛城设立薛城公社。1992年改薛城公社为薛城镇至今。

随着成阿公路的延伸,茶马古道的印记和历史遗存已慢慢被荒草所淹没,但薛城古镇千百年来的文化积淀却传承影响着后人对她的认知。在多民族长期迁徙和商贸交流的过程中,通过千百年来不同文化的相互撞击与融合,薛城古镇成为历史上各民族多元一体、共融共生的历史文化胜地。随着汶川到马尔康高速公路的贯通,特别是随着阿坝州乡村振兴和全域旅游规划试点的全面实施,薛城这座千年古镇,以她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必将成为藏羌走廊上又一颗闪耀的明珠。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汪 峥 小 芳(四川省理县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