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志·哲学社会科学志》概述

一、源远流长的巴蜀学术

古代巴蜀早在商代已有高度发达的三星堆青铜文化，但秦以前巴蜀学术的历史遗存却很零星。公元前315年秦灭巴蜀后，巴蜀与中原交融接辙，渐趋同轨。与此同时，秦人谪发罪人和迁移中原富豪实川，带来了外部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巴蜀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巴蜀的开发和文化的发展，为汉代四川历史上第一个经济文化发展高峰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一)两汉巴蜀学术

两汉时期巴蜀社会政治经济稳定发展。汉景帝时，文翁任蜀郡守，大力提倡教化，建学馆于成都石室，开地方官府办学的先声，招收郡县子弟入学，并派张叔等人到京师学习儒家典籍仪礼和法律政令，回川后广为传播推行。由于文翁的倡导，巴蜀学风大振，兴起了一个文化教育高潮。《华阳国志》说：“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对当时巴蜀文化学术在全国的地位，成书于东汉的《汉书·地理志》中作了这样的评述：“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

在西汉闻名全国的四大文学家，即王、扬、枚、马中，除枚乘为临淮郡淮阴县人外，王褒、扬雄、司马相如都是蜀人。司马相如长于辞赋，是汉赋家的代表，他在经学、文字学和政治军事学方面亦颇有建树。他的《凡将篇》不仅对汉代经学研究有影响，也是文字训诂方面的重要著作；《喻巴蜀檄》更是一篇文意皆佳的政论散文。扬雄博览群书，洞彻事理，不仅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而且是著名的哲学家、语言学家。他根据当时的天文历法和经学研究，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哲学体系，具有无神论倾向，把儒学从谶纬迷信中解脱出来，公认为汉代经学的代表作。他写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是中国第一部比较方言词汇的著作。此外，严遵(字君平)在经学研究方面，王褒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成就。

两汉巴蜀学术的勃兴，其余绪一直延续到三国和两晋时期。三国时期，诸葛亮治蜀，不仅留下了千秋垂范的功业，而且在军事学、政治学和文学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贡献，《诸葛亮集》就是集中的代表。在当时的蜀国，还出现了像谯周、秦密、来敏那样的经学家和史学家。特别在史学方面，修史之风盛行。正是在这一史学传统的基础上，西晋陈寿写出了65卷的《三国志》，是继《史记》《汉书》之后，我国又一部重要的纪传体断代史，至今仍是研究三国时期历史最权威的著作。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12卷，11万字，记述晋代梁、益、宁三州地区(今四川及陕西汉中、云南、贵州、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是中国最早、最有价值的地方志之一，也是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历史、地理、民族、习俗的重要著作，于后世的方志影响甚大。

(二)唐宋巴蜀学术

经过南北朝长期分裂和隋末大动乱之后建立起来的唐王朝，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汉胡融汇，中外交通发达，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盛唐文化，规制宏伟，气势壮丽，创造力活跃，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全盛时期。有宋一代，虽然就国势的宏迈拓展而言，不及唐代，但文化学术经过长期的孕育积累，其精密深邃，则又超过了前代，使中国传统文化学术思想进入了更为成熟的阶段。特别是儒学和佛、道思想的相互融通涵摄，创立了思辩严密的理学体系，对中国以后数百年文化学术思想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

唐宋时期，四川战乱较少，相对安定，经济繁荣，文化交流的加强，社会环境的宽松，是四川历史上文化学术非常发达的时期，人才荟萃，著述纷呈，巴蜀学术达到了又一个高峰。

唐宋两代川人中出现了陈子昂、李白、三苏父子等一流文学家。从初唐“四杰”的王勃、卢照邻，到杜甫、陆游、白居易、高适、岑参、刘禹锡等外地著名诗人纷纷来蜀。600多年中，四川文学创作都属全国最繁荣地区之一。陈子昂、李白、杜甫、田锡、苏东坡、魏了翁等人的创作理论，都具有推动一代文学潮流的影响力量。《唐诗纪事》《碧鸡漫志》等专著，是中国诗词研究中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在语言文字学方面出现了不少新的著述，如外籍客川学者李商隐的《蜀尔雅》3卷，丹棱李焘的《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彭山李从周的《字通》等。

四川传统史学在宋代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传世的宋代四川史著有十多种，至今仍有重大影响的史书有华阳范祖禹的《唐鉴》12卷，凡306篇。丹棱李焘用40年时间完成《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记北宋168年的编年史，是研究北宋历史最基本的史料。井研李心传编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是研究南宋历史的必备资料。眉山王偁的《东都事略》是记述北宋历史的纪传史书。这些著作对两宋当代历史保存了丰富的史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宋人私史，卓然可传者，唯偁与李焘、李心传之书而三”。

唐代在哲学思想方面有代表性的四川学者有李鼎祚、赵蕤、李荣、王玄览、杜光庭、宗密、马祖等人。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收集了汉代以来的35家《易》注，保存了早已亡佚的易象。赵蕤著《长短经》，强调用一分为二的方法看问题，同时也可认为是重要的政治学、军事学著作。两宋时期更是四川哲学思想发展的辉煌时期。苏东坡不仅是一位文学艺术上的大师，而且创立了蜀学学派，他的著作涉及到哲学、经济、政治、军事、历史、美学各个领域，可以称得上是两宋文化高峰的代表。在宋代理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四川学者起到了重要作用。安岳陈抟不仅是著名的道教思想家，而且是宋代理学的先驱。他首创先天易学，提出了诸如无极、太极、阴阳、动静、理欲、虚空等一系列哲学范畴，成为宋代理学的基本范畴。绵竹张栻与朱熹齐名，著有《南轩全集》，他主持岳麓书院，创立了南轩学派；蒲江魏了翁著有《鹤山集》《九经要义》，创立了鹤山学派。张栻、魏了翁都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除此之外，两宋蜀人治《易》者特多，北宋学者袁滋向理学大师程颐请教《易》学，程颐答日：“《易》学在蜀耳，盍往求之?”天下故有“易学在蜀”之说。

(三)元明清四川学术

宋末元初和明末清初，四川遭遇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动乱，人口幅度下降，生产凋蔽衰落，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向长江中下游转移，加之统治者文化专制主义的强化，巴蜀学术文化呈现出势微的趋势。明清时期四川再未出现像唐宋两代那样可领全国风骚的一代作家群和学者群。明清时期四川文人外出者多与本土文化缺乏相对的呼应，也是巴蜀学术显得沉寂的一个原因。但是由于有丰厚的传统文化土壤，在这600多年里，仍然产生了不少著名学者。例如：元代的虞集，明代的杨慎、赵贞吉、来之德，清代的费密、唐甄、李调元等。

杨慎(字升庵)是明代四川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著作多达400种，流传至今的有100多种，内容涉及哲学、历史、文学、音韵、金石、民间文艺、方志等诸多方面，其《全蜀艺文志》《云南通志》，至今仍是研究四川和云南古代文化的宝贵资料。唐甄著《潛书》97篇，是一个激进的反封建专制的早期启蒙者，后世推崇他为中国古代民主思想家，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等齐名。

清代四川学术界比较沉闷的状态，到戊戌维新法前后逐步有了突破。“六君子”中的杨锐(绵竹人)、刘光第(富顺人)，在北京组织“蜀学会”，办《蜀学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在川的宋育仁、廖平等与他们遥相呼应，以尊经书院为中心，培养人才，活跃学术。宋育仁的维新变法思想集中反映在《时务论》《采风记》等著作中。经学大师廖平尊今抑古，强调变新，他的《今古学考》《知圣篇》《辟刘篇》，对社会影响很大，康有为据此写出维新变法的理论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邹容的《革命军》更以“雷霆之声”，煽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烈焰，风行海内外，震动了思想界，成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

二、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和发展

戊戌变法之后，古老的巴蜀学术开始发生很大变化。一方面是文史哲等传统学科的逐步演变，一方面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门类从国外逐步移植进来并且得到初步发展。但由于四川地处内陆，相对封闭，比之京沪和沿海省市，四川的社会科学发展相对滞后。抗日战争时期，大批学者和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云集大后方，使四川的社会科学盛极一时，影响深远。

(一)新学科的创立

清末的尊经书院虽以读经讲经为主，在它的后期也增设了一些新的课程，如天文、舆地、中外交涉、商务等维新科目。但独立的社会科学各学科，则是在本世纪初新式的高等学校设立之后，才陆续出现的。当时在成都开办的四川高等学堂、中西学堂、武备学堂、法政学校、通省师范等学校中开设了法律、经济、军事、教育等学科，并且普遍加授英语、日语等外语课程。其后在各大学中又陆续开设了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人口学、新闻学等课程。这些课程开设的初始，大多是从西方引进教材内容，由回国的留学生讲授；后来逐渐加进中国传统学科的内容，写出专著出版，奠定了这些学科在四川发展的基础。

清末创办的四川的新式学校或带有新式性质的学堂，在培养和造就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方面有重要作用。杨锐、张森楷、宋育仁、吴之英、廖平、吴玉章、蒲殿俊、张澜、吴虞等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均出自尊经书院。郭沫若、李劫人、王光祈、蒙文通、周太玄、曾琦、李璜等都是出自四川高等学堂。辛亥革命和“五四”前后，四川大批仁人志士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留学欧美、日本，赵世炎、陈毅、聂荣臻、邓小平、杨伯恺等一批川籍革命家、思想家，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脱颖而出，他们在中国革命史上作出了卓越贡献。

(二)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

在“五四”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四川形成了一个热潮。四川的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们通过发行《新青年》《共产党宣言》以及《湘江评论》《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编辑出版《星期日》《人声报》等报刊，在学生和工人中组织各种读书会、研究会，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和教育。其中杰出的人物有王右木、吴玉章、赵世炎、恽代英、萧楚女等。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分册)，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出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漆南薰的《列强侵略下的中国经济》等，都是中国较早出现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

(三)抗战时期的四川社会科学

抗战时期是四川文化、教育和社会科学十分兴盛的时期。抗战开始后全国有48所高等学校迁入四川，占抗战前全国108所高等学校的44%。全国一流的中央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都陆续迁入，大批学者入川，各类研究机构纷纷建立。

抗战时期入川并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著名学者甚众。语言文字学方面有沈兼士、吕叔湘、董作宾、商承祚、高亨、丁山、李方桂、马叙伦、魏建功、董同和、劳干、徐中舒、闻宥、陈望道等；史学和思想史方面有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顾颉刚、金景芳、杜国庠等；文化和文艺理论方面有覃子豪、宗白华、冯乃超、阳翰笙、沈起予、茅盾、田汉、戈宝权、胡风、何其芳、叶以群、朱光潜、叶圣陶等；经济学方面有马寅初、孙冶方、黄松龄、陶大镛、施复亮、沈志远、许涤新、章乃器、傅筑夫等；教育学和社会学方面有黄炎培、许德珩、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吴景超等。四川一时成为大后方社会科学的学术中心。

当时生活条件很差，但学术活动却很活跃；印刷条件很困难，但出版的报刊和著作却不少。这一时期在四川建立的重要学会有经济学会、历史学会、孔学会、考古学会、教育学会和乡村建设研究会等，出版发行了《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四川经济季刊》等大量学术刊物。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和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经常组织学者和作家开办“史学讲座”“文艺讲演会”“战时戏剧讲座”等，不仅宣传抗日，也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教育学的研究和实践方面，有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晏阳初的平民教育，陶行知的育才教育，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在中国历史方面，有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上册、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奴隶制时代》、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候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都先后于抗战期间在重庆完成。战时在四川大学执教的蒙文通还写出了《周秦民族史》《中国史学史》等论著。在哲学和思想史方面，杜国庠等先后写出了《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先秦诸子的若干问题》两书，他与侯外庐、赵纪彬合作，开始了《中国思想通史》的写作，此期的重要著作还有蒙文通的《儒学五经》、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和金景芳的《易通》等。在文艺理论方面，王昆仑出版了他的名著《〈红楼梦〉人物论》，蔡仪完成了他的《新艺术论》。语言文字学方面，在重庆相继出版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如吕叔湘的《中国文法变略》、陈望道的《中国文法革新论丛》、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何仲英的《中国文字学大纲》等。此外，在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新闻学等方面都写出了一批很有水平的著作。

抗战这一特殊时期，给四川社会科学带来了空前的兴盛，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三、社会科学的曲折发展与繁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社会科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50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在曲折中前进，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学术活动空前活跃。

(一)曲折发展

这是四川社会科学性质转变的时期。性质的转变首先表现在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普遍接受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明确社会科学必须理论联系实践、为人民服务的方向。这就为剔除解放前那些反动的课程和内容，保证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思想基础。50年代，一些高等学校的教师结合教学编著了一批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如彭迪先的《货币信用论大纲》、蒙文通的《周秦少数民族研究》、徐中舒的《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缪钺的《读史存稿》、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任中敏的《唐戏弄》、冯汉骥的《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艾芜的《文学手册》、袁珂的《中国古代神话》、林如稷的《仰止集》等。

50年代末，成立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哲学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当时社会科学研究仍主要依靠各大学。50年代后期四川高等学校迅猛发展，文科教师成培地增长，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增加了很多新生的力量。50年代后期，由于社会科学界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日益严重，给四川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严重的干扰和损害。少数学科离政治运动较远一点，大体上还能正常开展研究。考古学开展了全省性的文物普查和大规模的田野发掘，取得的成果是空前的；民族学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调查，搜集了彝、藏、羌、苗等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资料，并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学术讨论，编辑出版了一批民族丛书。语言学科方面，对四川各地方言作了比较全面的语音调查，写出了《四川方言音系》，产生了较大影响。开展了大规模的《四川省志》编纂工作。更多的学科如：史学、文艺学、哲学、教育学等，在学术界“左”的思想影响下，学术研究被政治批判所代替，妨碍了科学研究。尽管如此，一些严肃的学者，在当时情况下，仍能坚持实事求是，写出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著作，有些学科如：社会学、人口学，被批判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被迫取消了，成了“禁区”，教师也改行；政治学、心理学和法学中的某些内容，完全被阶级斗争理论所取代，造成了某些学科的中断，带来学科建设上的重大损害。

十年“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更发展到了极至，社会科学领域是重灾区中的中心，研究机构处于瘫痪状态，研究活动基本停止，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全部中断，整个社会科学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残和破坏。

(二)复苏与繁荣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四川社会科学研究终于冲破了“左”的束缚和影响，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并逐步趋于全面繁荣。这短短几年是四川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变化最快、工作成效最大的时期。1978年6月，成立综合性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到1985年底，四川省已经建立起综合性和单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59个，专业研究人员已近1500人。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即有15个研究所、室，共306人，其中高级研究人员21人，中级研究人员102人。大专院校文科教学人员是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中的另一支主要力量，全省有8312人，其中教授、副教授394人，讲师3344人。总计全省社会科学研究专兼职人员约有1．5万人。形成了一支有一定数量和质量、学科门类比较齐全、老中青相结合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队伍。

1985年四川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统计

1981年建立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1985年全省已拥有学会、研究会、协会95个，会员达6万人。

1985年四川省社会科学学术团体统计

这一时期四川社会科学有了极大的变化。原有的各个学科都得到恢复和发展，中断的学科得以重建，发展了一批新兴学科，研究领域扩大，研究项目迅速增加；研究人员思想活跃，学术空气浓厚，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1．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从1978年开始，四川社会科学界积极参加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省哲学学会先后召开了三次全省性的理论讨论会，促进了人们解放思想，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为促进社会科学界解放思想，进一步开展学术研究活动打下了思想基础。

毛泽东思想研究，是这一时期四川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一项重要课题。1978年，杨超编写完成《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后更名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82年出版)，这是中国公开出版的第一部系统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专著。1978年底，在四川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阶段及其标志，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哲学的突出贡献，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华民族优秀哲学遗产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随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共四川省党史工作委员会和四川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共同编辑出版了大型学术刊物《毛泽东思想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建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四川大学哲学系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此后还陆续出版了《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杨超)、《毛泽东辩证思想研究》(四川大学)、《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省社科院)等专著。

1982年，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还开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对于邓小平提出的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基本内容以及与改革、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推动了全省社会科学研究的开展。

2．经济理论研究

四川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经济理论研究是最活跃、成绩也较为显著的一个方面。四川经济改革在全国开展得最早，试点一开始，经济学界就以不同形式参加这一伟大变革的实践和理论探索。1979年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与四川省计划委员会、物价委员会联合召开了全省第一次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明确提出了要高度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把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等新观点。

1980年5月，四川经济学界开展了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以税代利、自负盈亏的讨论。1981年3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联合召开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问题的讨论，探讨多种类、多层次经济结构存在的必然性。4月，又召开了全国经济改革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讨会，并向国务院提出了建议，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联合，组织科研人员到首都钢铁公司和重庆进行调查，写出《从首钢看经济体制改革》《关于在重庆进行综合改革的建议》的调查报告，经国务院和有关部门采纳，付诸实施。

开展四川地区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是四川社会科学研究的又一个重点。从1979年开始，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与经济工作部门结合，对四川省经济、社会和科技实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汇集成《四川省情(1949～1981)》《四川省经济地理》。中共十二大后又根据总的战略部署，提出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新天府建设方略》。1985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还与重庆、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市的社会科学院联合，开展了开发大西南的战略研究。

在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成果。经济学研究还出现了技术经济学、数量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管理经济学等新的分支学科，取得拓荒性的成果。

3．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学、文学和教育、民族、宗教学研究

1978年以来，开展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和中共四川的地方党史的研究，出版了一批专著。同时，对四川的上古史、川藏边史、太平天国时期的四川、辛亥革命在四川和四川军阀史等的研究，也有一批可喜的成果，如四川大学蒙文通的《巴蜀古史论述》、徐中舒的《论巴蜀文化》、任乃强的《四川上古史新探》，童恩正的《古代的巴蜀》，重庆市博物馆邓少琴的《巴蜀史迹探索》、董其祥的《巴史新探》，以及隗瀛涛的《辛亥革命史(中)》《四川保路运动史》，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省文史馆的《四川保路风云录》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在1985年还承头完成了《四川简史》和《四川近代史》的编写工作，为《四川通史》的编写打下了基础。在这一时期，出版了蒙文通的遗著《越史丛考》、蒙思明的《元代社会阶级制度》、吴天墀《西夏史稿》等。四川地方志的编纂、省政协文史资料的征集出版工作也取得很大进展。在考古学方面，对广汉三星堆遗址墓葬坑的发掘，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为四川古代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四川大学童恩正通过对西南地区发掘的铜戈、铜鼓等重要器物及墓葬遗址等的综合研究，写出《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戈的研究》《试论早期铜鼓》和《四川古代文化与东南亚地区古文物的关系》等论文，在国内外史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这一时期四川的文艺理论界，除了对文艺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外，着重开展了对四川近现代和古代作家的研究。1979年6月举行的郭沫若学术讨论会，1985年5月举行的巴金、阳翰笙、沙汀、艾芜创作思想讨论会，进一步推动了对现代作家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多本关于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沙汀、艾芜的研究专著。四川文学界开展的对抗战时期大后方文艺的研究，以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的《抗战文艺研究》学术刊物和资料，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在古典文学方面，关于《三国演义》的研究，关于李白、杜甫和三苏的研究，都在国内学术界占有重要的地位。由徐中舒任主编，四川和湖北两省集合众多的语文工作者经过10年努力编纂成的《汉语大字典》，共收56000多字，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型字典。此外，徐中舒的《殷周金文集录》，徐永年的《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张永言的《词汇学简论》，项楚的《郭煌变文字义析疑》、徐仁甫的《广释词》，袁珂的《山海经校注》《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刘琳的《华阳国志校注》，赵吕甫的《云南志校释》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大足石刻研究》的编辑出版，为发掘四川古代文化，开展四川石窟艺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1978年后，教育科学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1978年以来完成的重要著作有西南师范学院徐国启主编的《教育学》，刘兆吉、张增杰等参加编写的《教育心理学》，刘兆吉的《文艺心理与美育心理》，叶上雄的《教育经济初步》，查有梁的《控制论、信息论与教育科学》，以及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等。教育科学还注意了中、小学教学法的研究，如何志汉的《怎样教小学语文》就反映了我国当时小学语文教学研究的水平。

四川是一个多民族省份，民族研究工作者通过多年大量的调查，对四川民族史、民族语言、民族宗教、民族文化、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张怡荪主持编纂的《藏汉大辞典》是迄今为止内容最丰富、规模最大的藏汉大辞典，被誉为“藏族文化史上的壮举”。民族学方面，1978年以来获得的重要研究成果还有：《凉山彝藏族奴隶社会》《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婚姻家庭制度研究》《羌族史》等。

四川省宗教学的系统研究是1978年以后才开始的，开始较晚，但取得了重要成就，突出的是：卿希泰的《中国道教思想史纲》(1、2卷)的出版。

4．一些被中断或忽视的学科得到恢复和重建，新兴学科不断创建

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会在北京成立，1983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建立了政治学研究所，同年四川省政治学会也正式成立。着重开展了关于政治学原理、政治体制改革、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政管理学等方面的研究，1984年出版了西南政法大学和西南师范大学教师编写的《政治学原理》，这是50年代后国内问世较早、影响较大的一部政治学专著。李世平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填补了国内空白。法学是在四川建立最早而又颇具影响的学科。1978年西南政法学院在全国政法学院系统中首先恢复招生，四川大学、四川财经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也陆续恢复、建立法学系、室，开展法学基础理论和民法、经济法理论的研究。1981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建立了社会学研究室，并于1983年扩建成社会学研究所，四川省社会学学会也于同年成立。突出了应用社会学的研究，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1981年，省委决定恢复地方志编纂工作，成立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全省陆续开始省、市(州)、县三级地方志编纂工作。此外四川军事学、新闻学、美学、逻辑学、图书情报学等学科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一批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边沿学科纷纷兴起。

1980年9月，成都市成立科学学与科学管理研究会，这是国内继京、津、沪之后第四个成立的科学学群众性学术团体。出版了《四川省科技发展战略论文集》，在此基础上，1984年1月，四川省科委成立四川省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围绕全省科技发展方向、任务、目标、模式、政策等问题开展专门研究，承担国家和省各部委下达的科技研究课题，并与成都科技大学、成都地质学院、西南交通大学共同开设科学学、技术论、科技史课程和讲座。

1980年，成都市科学学与科学管理研究会开始设人才学专业组，从事人才学研究，主要研究科技人才问题，举办学术讲座，介绍国内外人才学概况。在此基础上，1982年8月，四川省人才研究会成立，逐步开展人才咨询和人才培训服务，1985年3月，四川成立了智力开发与专门人才研究所，研究人才理论与智力开发，为全省各级各类专门人才培养和配置提供预测和发展模式，进行有关专门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的理论研究。

70年代以前，四川省在管理科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侧重于企业管理和经济管理，主要在高等学校的经济院系中开展。1978年以后，各种经济研究机构亦把企业管理、经济管理作为重要研究对象，把管理科学化、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科技管理、行政管理、教育管理、人事管理等开展深层次研究。出现了一批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

1985年2月，成都市成立了未来研究会。完成《成都市200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纲要》的制订。四川省结合发展战略研究，推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突用性和可操作性的未来研究报告。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四川省的哲学社会科学性研究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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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志·哲学社会科学志》第一篇 学科志.pdf（1.6M）

《四川省志·哲学社会科学志》第二篇 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及活动.pdf（463K）

《四川省志·哲学社会科学志》附录 编后记.pdf（71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