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志·商业志》_第一轮省志（1840-1985）_四川省志_志书数目及内容介绍_四川方志馆

《四川省志·商业志》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发布时间：2017-02-09 21:24:00 浏览次数：次【字体：小大】

《四川省志·商业志》概述

一

四川盆地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开发很早，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殷商时代，原产于印度洋的海贝作为货币或珍宝通过陆路或海道流通到古蜀；适应商品流通需要的衡器(大小不等的石璧)已广泛使用。蜀人重蚕事，因此蚕市最早成为定期集市。在廪君时代，巴人已开采巴东盐泉，并形成盐与其它商品的交易市场。

为适应经济开发和与外界进行贸易交流的需要，春秋时期，蜀人已修筑了川陕栈道(即褒斜道)，于是与秦国贸易密切起来，商人源源不断地往来秦蜀间，贩运货物。秦汉时期，通往西南民族地区道路的开辟，沟通了古代四川与云南、贵州以至东南亚的贸易联系。川江水量丰富，水运成为古代四川重要的贸易通道，“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快若风。”

秦灭巴蜀后，大量移民的迁入，使巴蜀地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新筑的成都城，与咸阳同制，同时还新筑郫城、临邛城。成都与邻近的新都、广都三城，并为“三都”，“号名城”。汉代，蜀地货物远销中亚，张骞奉汉武帝命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看到邛杖和蜀布。成都商业繁荣，与洛阳、临淄、邯郸、宛并称“五都”。卓氏、程郑、邓通、罗裒(音剖)等通过冶铁、铸钱、长途贸易或放高利贷，成为腰缠万贯的大富豪。

唐宋时期，四川地区商品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商品粮和经济作物种类和产量增加，以成都为中心的手工业、商业繁荣兴盛，城市市场扩大，有东市、西市、南市、北市等固定市场，还有酒市、鱼市、花木市。同时，出现了随商品生产季节变化的专业市场，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等。此外，成都郊县还出现了非正规贸易市场——“ 草市”。草市定期开市，开市之日，“ 商旅杂货、至者数万，小至珍纤细物，大至生活日用，无所不有”。这一时期，“北路”川陕栈道成为成都与长安、洛阳、汴梁等地进行贸易活动的主要通道，四川的茶叶、蜀锦、瓷器、布帛、药材、蜀纸、蜀版书源源不断地运销北路。蜀中食盐不足，西北池盐也曾远销西川。川江水路是四川与东南各省贸易的主要商路，四川的粮食、茶叶、蜀锦、药材、布帛、苎麻，东南的海货由长江航道流通，夔州、渝州、泸州、嘉州等沿江城镇的兴起，就是长江航道贸易的兴盛形成的。

唐宋四川商贸的发展，使四川成为货币需求量很大的地区，铁钱的厂为流通和世界最早纸币——交子在成都的诞生。唐代四川成为支撑李唐王朝半壁山河的商贸财赋之区，故有“扬一益二”之称。

明代四川商业较元代发展。成都作为全省商业中心，市区扩大，专业市场增多，形成工商结合，前店后堂的格局。大慈寺香火繁盛，成为成都商贸交易的中心市场。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四川沿江城镇如嘉州(乐山)、叙府(宜宾)、泸州、重庆、夔州、云阳等成为商品集散地，客商汇聚口岸。长途贸易日益兴盛，山西、陕西、湖广、广东、江西、安徽、福建、浙江、云南、贵州等省商人云集四川，从事川丝、川盐、蜀锦、苎麻、蜀版书、川扇、药材等运销活动。

清代农业商品化程度提高，经济作物大量种植，手工业蓬勃发展，商品种类和数量均大大增加。粮食、食油、甘蔗、茶叶、叶菸、生丝、桐油、苎麻、夏布、竹木、生漆、臼蜡、猪鬃等农副产品，红花、川芎、贝母、麦冬、附子、虫草、麝香、天麻、大黄、五倍子等中药材，井盐、蔗糖、绸缎、川酒、铜、铅、锡、铁等手工业产品广泛销售省内外市场。商品销售量之大，超过前代。雍正至嘉庆年间，仅官运出川米粮11 次，就达到787 万石。据统计18 世纪中叶，四川每年粮食贸易额为100～ 200万石。雍正年间，川盐行专商引岸制，额定计岸(本省销区)、边岸(贵州、云南销区)、楚岸(湖北销区)每年行水引(水运盐斤)12305 引，陆引(陆运盐斤)89811 引，折合川盐11206．68 乃斤。到咸同年间，仅边岸、楚岸的销量已达16000 万斤以上，加上计岸销数，超过雍正原额一倍以上。清代前期四川设大小榷关9 个，负责征收商品过道税和落地税。康熙时9 关共征关银14771 两，按平均3．5 % 抽关税折算，商品总值银应为42 ．2 万两。嘉庆时9关共征关银239．751 两，按3．5 % 计征率折算，商品总值应为685 万两。嘉庆时商品总额约为康熙年间的16．2倍。

由于商品流通日益繁盛，运销范围迅速扩大，各种商品的集散市场逐渐增多，省内区域市场发展完善。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四川全省已有各类场镇(县以下农村商品市场)3000 余个，光绪、宣统年间增至4000余个，形成商品品种繁多、辐射范围广阔的农村市场网络。

长江上游金沙江、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沿岸，适应大宗商品集散、转运、购销的需要，形成了数十个规模较大的商贸城市。在长江上游水陆贸易总汇重庆，“三江总汇，水陆通衢，商贾云屯，百物萃聚。⋯⋯昭文则有丹漆旄羽，制器则有皮革骨角，取材则有楠梓竹箭，利用则有鱼盐旃裘、漆丝絺纻，若铜、若锡、若铁、若怪石、若金玉器玩，佳果香茗，或贩自剑南、川西、番藏之地，或运自滇黔秦楚吴越闽豫两粤之间。”(乾隆《巴县志》卷十)道光元年(1821 年)山西平遥商人雷履泰往来天津、重庆贩运铜绿，获得厚利，于是在津渝间创设“日升昌”银钱汇兑业务，凡商人进行长途贸易，往来银钱，均可委托代收代汇，商家在异地凭支票取款，因致巨富。19 世纪40 年代末，日升昌、蔚丰厚、日新中三家票号在全国各地设立35 家分号，其中，四川重庆和成都各占一家。山西票号在四川的发祥和发展，正是清代四川商业处于鼎盛期的重要标志。

二

道光二十年(1840 年)开始，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促进了四川商品经济的发展。

光绪二年(1876 年)，英国借口马嘉理事件，与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迫使宜昌等地开埠，规定英国可以“派员驻寓重庆，查看川省英商事宜”。由于川江航道险峻，当时外国轮船只能到达宜昌，进出重庆的货物都要在此转船，因而宜昌就成了重庆与长江中下游地区贸易的转运地。所以，《烟台条约》的签订实际上意味着重庆已“在特殊条件下开放”了。

到光绪十六年，中英进而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正式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无异”。光绪十七年，英国控制的重庆海关成立开关，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

在重庆口岸，不论是洋货进口，还是土货出口，都以光绪二年(1876 年)《烟台条约》和1877 年宜昌开埠为根本变化的标志。在对外贸易上，它们的作用都超过了后来光绪十六年的《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和光绪十七年的重庆开埠。

光绪二年以前，很少有外商直接插手重庆洋货进口，光绪元年的15 ．6万两即反映了当时的低水平。《烟台条约》签订后，由于外商插手，光绪三年经汉口、宜昌进入重庆的洋货就达到了115 ．7 万两，比光绪元年猛增6 ．4倍，到光绪七年又增加2 ．5 倍。突破了400 万两，并保持在40 0～500 万两之间，直到光绪二十年。

出口也大体反映了上述情况。所不同的是，光绪二年以前，重庆几乎没有直接出口土货的记载，直到光绪五年才第一次有了以子口方式对宜昌的出口，价值24 万两，到光绪十六年突破200 万两，增加了7 倍多，并大致保持在这个水平上。

可以认为，19 世纪末到20 世纪30 年代，是近代重庆商业贸易中心形成的时期。商贸中心的作用，首先表现为商品交换，流通量的逐渐增加，而最能系统反映这一变化的是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和贸易额的增加。

1 ．进口状况。

重庆进口货值呈波浪式上升趋势。其中进口洋货值从光绪元年的1 5 ．6 万两，增加到1906 年的1482 ．3万两，增长了94 倍，增长幅度之大，不仅改变了进口商品的结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出口，乃至整个外贸的发展。进口货值在光绪三十三年以后疲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无暇东顾，进口重庆的洋货也于民国7年达于谷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势力重新东来，洋货再次冲击内地，很快从民国7 年的488．4 万两，恢复到民国10 年的1253 ．6 万两。20 年代的大部分年份，大体都保持在这个水平上。从民国17 年起，进口洋货再次持续上升，达到1300 ～ 1400 万两的水平。它反映了重庆与世界市场从无到有，从稀疏到紧密的联系，也反映了在外资入侵的历史条件下，重庆在四川商业地位的迅速提高，其商贸中心的地位已经比较稳固了。

2 ．出口状况。

出口土货的发展呈持续稳定上升趋势，没有象进口洋货那样大起大落，其发展过程大体也可划为三个阶段。

光绪五至二十九年(1879 ～1903)，即19 世纪末到20 世纪初年，为第一阶段。重庆的出口记载，最早见于海关的是光绪五年，重庆第一次以子口方式对宜昌出口24 ．08 万两。比较连续的记载是光绪十一年，为105 ．6 万两。在这期间，重庆出口土货量最高达到911 万两(光绪二十七年)。

光绪三十至民国10 年(1904 ～1921 年) 为第二阶段，土货的增长突破了1000 万两水平，向2000 万两水平发展。其间宣统三年下降得很厉害，那是辛亥革命引起的社会震荡所致。从第二年起又开始了持续稳定发展的势头。

民国11～ 20 年(1922～ 1931 年)为第三阶段，出口土货值于民国11 年突破了2000 万两。民国18 年又突破破3000 万两，到民国19 年已达到3491．4 万两。这10 年是土货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上述洋货进口和土货出口总值的持续稳步增长，必然对四川商品流通的结构与方式产生重大的直接影响。

1．进口商品结构的变化。

光绪十七至二十四年(1891 ～1898)年间，进口货值年均为1321109英镑，其中进口土货仅占15 ．96 % ，而进口洋货高达84 ．04 % ，进口土洋货值之比为1∶4 ．27。

进口洋货主要包括棉货、呢绒、金属、杂货4 大类40 余个主要品种。8年间，这4 大类洋货的平均率为：棉货67．42 % ，杂货24 ．27 % ，呢绒3．71 % ，金属3．6 % ，大量的棉货又以棉纱最多，占29．6 % 。位居第二的杂货基本上都是钟表、缝衣针、煤油、玻璃器皿等手工业品和海参、海带、西洋参等食品、药品。

从上述进口商品结构(数量和品种) 中可以看出，传统的湖广土布、手工业品已为洋纱、洋布、洋杂货取代，特别是作为生产资料的洋纱增长极快。它反映了在重庆和四川，洋纱正在迅速取代土纱，侵蚀着自然经济的基础。同时，洋纱大量涌入重庆市场，也为重庆机器棉织业的勃兴准备了基本条件。

到民国19 年，重庆进口商品结构又有一些新的变化，据对22 种大宗商品的统计，可以分为4 类，与开埠初期相比，民国19 年，棉货类所占比重由67．42 % 上升为73．95 % (其中棉纱由29．6 % 上升为占棉货类的82．88 % ，占进口大宗商品总值的61．29 % )。杂货类由24．27 % 下降为19．95 % (含杂货和油料两部分)，机电五金类由0．36 % 上升为4 ．70 % ，绒货类由3．71 % 下降为1 ．41 % 。进口商品比例的两升(棉货、机电)两降(杂货、绒货)反映出由于重庆近代工业的产生和缓慢发展，生产资料的进口占据了进口商品的主要地位，而生活资料则相应地下降了。

2．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

光绪十七至二十四年(1891 ～1898 年) 间，平均年出口土货价值729237 英镑。出口品种中，传统产品如丝、茧、白蜡、药材等，仍保持着一定的数量，其变化在于有一部分开始向国外出口，而新增的品种则进展很快。如猪鬃、羽毛、白亚铅、羊毛等，几乎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猪鬃出口价值从光绪十七年的1491 英镑，迅速上升到光绪二十四年的14668 英镑，增加了8．85 倍；数量则由光绪十八年的3806担，上升到光绪二十八年的8070 担；价格也同时由每担10 ．70 两上涨到19 ．80 两。

据抗战前夕的统计，在明、清、民国三代，重庆有36 种商品出口，其中始于明代者6，始于民国者1。独始于清代者29 种，占80 % 以上。其绝大部分都是为适应对外出口而新增的品种。

重庆市场商品结构的变化表明，以重庆为枢纽的四川外贸商品结构，已经基本上改变了传统的面貌，商品经济开始代替了自然经济，成为新的外贸商品结构的基础，封闭的重庆和四川经济已经与国内外市场建立起新的联系，封建的重庆和四川开始屈从于西方资本主义。这是重庆、四川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经济标志。

四川商品流通结构和方式的内在变化，与20、30 年代军阀割据时期的破坏掠夺行径和40 年代国民党政府恶性通货膨胀政策互相交织，使四川商业和外贸的发展异常困难，最终陷入崩溃的境地。

三

50 年代开始，四川商业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1950 ～1 957 年为社会主义商业的创建和发展时期；195 8～1978 年的曲折发展时期；1979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时期。

1950 ～ 1957 年是国民经济恢复和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四川工农业恢复和发展较快，商业工作发展顺利，市场活跃。这个时期，主要进行了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建立和发展国营商业，改造私营商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商品流通体系。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主义商业，由省到专、县，由大、中城市到小城市，逐步建立起国营商业经营机构，在成都、重庆、万县、泸州、内江、广元、雅安等商品集散地设立二级采购供应站，在全省范围内形成国营商业的组织网络。与此同时，贯彻执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鼓励私营商业从事合法经营，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加强管理，限制其消极作用，有计划有步骤有区别地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私营批发商业实行排挤代替的政策，切断资本主义经济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工商之间、批零之间的联系。至1955 年底，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在批发经营中的比重已占到93 % ，批发市场已基本上由国营、合作商业占领。对私营零售商业的改造，经过批购、经销、代销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中级形式，过渡到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至1956 年2 月份，全省绝大多数地区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对私营商业中的小商小贩则引导其走合作化的道路，分别组成含作商店、合作小组。1956 年底统计，参加合作店、组的小商小贩已占88 % 。至此，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原来的五种经济成分变成四种经济成分，即全民所有的国营商业、劳动人民集体所有的合作商业、劳动人民个人所有的个体商业和公私合营商业。以国营商业为领导、合作商业为助手、个体商业为补充的社会主义商品流通体系已初步形成。但是，由于要求过急，工作较粗，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偏差，把一些私营商业中的小商小贩划成了私方人员，直到1978 年才得到纠正，不适当地撤点并店，减少网点，给群众生活带来了不便。

二是扶持生产，掌握商品货源，安排市场供应。50 年代初期，四川经济萧条，生产停滞，物资紧缺，市场混乱。面对这种情况，国营商业部门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一方面打击投机倒把，稳定市场物价，消除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安定人民生活；另一方面，通过加工、订货、包销、公私联购、联营、预购、赊销，开展城乡物资交流等办法，扶持私营工业、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积极开展工业品和主要农副产品的经营，掌握商品货源，搞好市场供应，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953 年起，为保证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顺利进行，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油脂油料、棉花等农产品，先后实行统购统销，对生猪等其他重要农副产品实行统一收购和派购。1954 年9 月，又实行了棉布统购统销。1956 年下半年，改进了对工业品的采购办法，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如棉纱、棉布、煤炭、食糖、纸张、纸烟、火柴等，继续实行统一收购、包销；对品种繁多的日用工业品，由包销改为产销衔接，进行收购和选购，允许工业自销。这个时期，城乡经济日趋繁荣，市场发展正常，商品供应较为充裕。

1958～1978 年的21 年间，遭受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严重挫折，国民经济长期徘徊不前，生产发展缓慢，商品供应严重不足，商业工作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路程。

在所有制结构上，急于过渡，流通渠道趋向单一。1959 年、1965 年、1977年，曾三次将供销合作社转为全民所有制。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个体商贩越来越少。1958 年，合作商店“一步登天”，升级过渡为国营商业，各负盈亏的合作小组升级为统负盈亏的合作商店。1962 年，将升级过渡来的人员调整出一部分(全省10 万人)，重新恢复合作店、组。“文化大革命”中，又将一些规模较大、经营较好的合作商店转为国营商业，将一部分个体商贩安排到农村或街道从事生产劳动。集市贸易时关时放。“大跃进”时期，农村集市基本关闭；调整时期，从成都、重庆开始，全省一度恢复城乡集市贸易；“文化大革命”中，又强行关闭。直到1977年以后，才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处理流通与生产的关系上，只强调流通要服从于生产，服务于生产。对主要的工农业产品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并经常使用削弱商业的办法去支持生产。“大跃进”期间，商业部门抽调大批人员、资金、设备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开展大购大销，要求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生产部门需要什么供应什么，需要多少供应多少，造成的“三清”(清理商品、资金、帐目)损失多达60799 万元。“文化大革命”期间，商业行政管理机构和专业公司被砸烂，绝大部分干部、职工下放劳动，全省商业行政管理和业务工作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在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中，许多商店的老字号招牌被砸烂，传统服务项目被取消。批判“利润挂帅”，否定商业部门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的作用，导致许多企业不讲核算，不问效益，亏损严重。批判“管卡压”，否定建立健全和执行规章制度的必要性，有章不循，职责不清，管理混乱。批判“物质刺激”，否定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停止计件工资，废除各种奖励，冻结工资福利基金，严重挫伤了广大于部、职工的积极性。把经营高档商品、菜肴，扩大花色品种，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当作“资产阶级经营作风”加以批判，导致经营品种减少，风味特色消失。

在组织商品流通、调节供求方面，基本上依靠计划手段，排斥市场作用。解放初期，商品流转计划由中央贸易部实行高度集中管理。1958 年，下放管理权限，实行分级管理。在“大跃进”中出现了层层加码、高指标、大计划、大购销的浮夸风，损失严重。1959年，加强集中管理，收回下放权限，增加管理品种。由国务院和商业部直接管理的品种多达198 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计划工作受到冲击，造成混乱，严重地影响了商品流通。1974年，执行全国统一计划，又恢复了对工农业产品实行大包大揽的办法。1978年，省商业厅管理的计划品种为186种。长时期内，主要工业品，基本上是工业生产，商业包销。商业以购定销，层层分配调拨，不能按市场需求组织货源，产销脱节，既影响市场供应，又不利于生产发展。

在市场供应方面，商业部门贯彻执行发展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优先供应农村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日用工业品，支援农业生产和农田基本建设，大力促进猪、牛、羊、禽的发展。在支援工业方面，参与生产计划的制定，协助解决原辅材料，制定合理的收购价格，促进地方日用工业品生产的发展。1964 年6 月，开始以重要工业建设西移为中心的三线建设。商业部门为保证三线建设需要，提出国家三线建设工程修建到哪里。商业部门就供应到哪里，为保证三线建设的顺利进行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文化大革命”武斗期间，许多商业干部、职工冒着生命危险，坚持上班，坚守岗位，受到社会的赞誉和尊重。但是，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和破坏，许多商品生产不足，凭票或限量供应的商品越来越多，主要商品的供应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在管理体制上，变动频繁。省商业厅和省供销社进行过两次合并与分开。1958 年合，1962 年分；1966 年合，1975 年分。省公司的机构也变动过多次，1958 年撤销省公司，成立政企合一的贸易局，1962 年又恢复专业公司；1969 年又撤销专业公司，分别成立“斗批改组”和“业务组”，1975 年再次恢复专业公司。二级批发站也时放时收，1958 年下放，1962 年上收；1969年下放，1977 年又上收。

在曲折发展的21 年中，国营商业的购销仍在增长。1978 年同1957 年比较，购进由11 亿元增至38．7 亿元，增长2．5 倍，销售由24．6 亿元增至60．9 亿元，增长1 ．48 倍，利润由9488万元增至21498 万元，增长1．26 倍。

1978 年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进入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四川从1978 年冬季开始进行商业体制改革，是全国较早开展改革的省份之一。十年时间(1979～ 1989)，国营商业系统主要进行了四方面的改革：

(一)调整商业所有制结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营商业为主导，积极发展归口管理的老集体商业，兴办新集体商业，发展个体和私营商业。对国营商业小型企业实行国家所有、集体经营、租赁经营、承包经营和转为集体所有制等多种形式的改革。多种所有制商业共同发展的格局已初步形成。

(二)调整工农业产品购销政策，减少计划管理品种，实行计划收购、定购、选购等多种收购形式。取消固定供应区划、固定供应对象、固定倒扣作价办法。企业可以按照经济合理的原则进行购销活动。实行国家统一定价、国家规定指导价、企业定价、集市价格等多种价格形式，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已经放开。市场调节的范围和作用日益扩大。

(三)从扩权让利入手，搞活企业。政府简政放权，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先后实行过利润留成、盈亏包干、利改税、承包经营、税利分流等分配形式，企业已初步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改革企业内部的分配制度、劳动人事制度，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企业沿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四)改革商业管理体制。政企职责分开，下放企业，下放权限，政府主管部门转变职能，着重搞好统筹、协调、监督、服务工作，已取得重要进展。

通过以上几方面的改革，流通结构单一、以指令性计划为主、按行政层次、纵向分配、调拨商品的封闭式流通体制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初步形成了以国营商业为主导，以公有制商业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开放式的流通体制。

从1988 年下半年开始，按照全国统一部署，进行治理整顿。重点是整顿流通秩序，培育和发展市场，转变政府职能，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增强活力，提高经济效益，发挥整体作用。

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市场繁荣。绝大多数的商品供应充足，逐步取消了凭票限量供应，“买东西难”“吃饭难”“住宿难”等问题陆续得到基本解决。流通规模扩大，省商业厅系统的购进、销售、利润增长。1988 年同1978年比较，购进总额由38．67 亿元增至140．4 亿元，增长2．63 倍；销售总额由60．9 亿元增至166．3 亿元，增长1 ．73 倍。四川是全国最大的生猪生产省，1988 年底存栏6382 万头，占全国生猪存栏总数的18．7 % ，调出生猪935．7 万头，占省际间调拨量的25 % 。全国17 个国家名酒厂四川占6 个。1982 年以后的历届全国酒交会上，川酒的成交量占60 % 以上。商办(管)工业的产值由15．7 亿元增至39 ．69 亿元，占全省轻工产值的8．69 % ，增长1 ．5 倍；利润总额由21498 万元增至76104 万元，增长2．54 倍。

改革的十年，是国营商业自身有较大发展的十年。1988 年同1978 年比较，省商业厅系统的国营商业、商办( 管) 工业职工由39．86 万人增至43．92 万人，增长10 . 2 % ；商业设施有较大改善，固定资产原值由8．1 亿元增至30 亿元，增长2．7 倍；商业科研机构由5 个增至18 个，十年来累计完成科研成果356 项，在酿酒、酿造、肉类加工、商品养护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创造了一批名优产品；有各类商业学校190 所，其中大专院校3 所、中专1 所、技工学校15 所，成人学校171 所，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商业教育体系已基本形成；职工队伍素质提高，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已由18．09 % 上升至34，52 % ；有高级技术职称的301 人，有特级厨师、招待师、照相师、理发师、洗染师507 人。拥有一批政治思想好、会经营、善管理的业务骨干，涌现了一批先进生产(工作)者和优秀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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