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志·民族志》_第一轮省志（1840-1985）_四川省志_志书数目及内容介绍_四川方志馆

《四川省志·民族志》

发布时间：2017-01-16 22:02:00 浏览次数：次【字体：小大】

《四川省志·民族志》概述

四川是中国西南部的一个多民族省份。在这块纵横57万平方公里、拥有1．072亿人口的广袤大地上，居住着汉族和彝、藏、羌、土家、回、苗、蒙古、满、白、纳西、布依、傈僳、傣、壮等14个世居少数民族。连同20世纪50年代以后来川定居的民族，全省共有53个民族成分。

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四川有汉族人口102330134人，占全省总人口的95．4%，是四川居民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少数民族人口为4888039人，占全省总人口的4．6%。其中，人口超过50万的少数民族有彝族、藏族、土家族和苗族，人口10万至20万的有羌族和回族，人口1万至3万的有蒙古族、满族和傈僳族，其余43个民族的人口均不足1万人。

从民族人口分布状况看，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和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马边、峨边等县是四川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成都、重庆、攀枝花、自贡、万县、泸州、宜宾、乐山、达川、绵阳、雅安、德阳、遂宁、南充、内江、巴中、涪陵、广安、广元等市和地区，都有少数民族杂居、散居。

各民族又聚居、又杂居或大杂居、小聚居，是比较鲜明的居住特点。藏、彝、土家、苗、羌等人口较多的民族，都有一大块或几大块聚居区，而同时又有若干地方同其他民族杂居，只有几千、几万或者十几万的人口较少的回、蒙古、满、傣等民族，则大多数散居于四川各地的乡村或城镇。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诸方面，无论是藏族、彝族或是满、蒙古、布依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都和汉族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与交往。

四川各少数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对伟大祖国的历史文化都有自己的贡献。

藏族和彝族有自己的表意文字或音节文字。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创造了大量优美动人的诗歌、神话、历史传说，以及许多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和科学典籍。《勒俄特衣》是一部在彝族人民中广为流传的彝文史诗，它以神话的形式，叙述了宇宙起源、祖先迁徙等12个故事。这些故事既是独立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它磅礴的气势、丰富的想像、生动朴实的语言，反映出彝族人民在艺术创作上的卓越智慧和高超才能。藏族的文学艺术，特色鲜明。《格萨尔王传》、《阿叩登巴》脍炙人口。《甘珠尔》、《丹珠尔》(大藏经)，早已蜚声海内外。取材于四川藏区的舞蹈“草原上的热巴”(“热巴”意为跳舞的人)，亦享有声誉。羌族的建筑，以独特而精湛的建筑艺术著称于世。《后汉书》记载的“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的“邛笼”，就是指羌族的碉楼和住屋建筑。著名的灌县都江堰水利工程和岷江上游湍急江河上架设的无数座索桥，都凝结着羌族劳动人民的智慧。苗族的民间工艺美术品，以挑花、刺绣最为出色。苗族妇女从小便学会挑绣的传统技艺，不打样、不画线，信手挑来，便成为各种几何图案或动物花卉等栩栩如生的景物，色彩艳丽，工艺精巧美观，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四川少数民族的这些多种多样的优秀民族文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宝库。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四川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相互之间，不仅有着发展经济、文化上的合作与交流，而且共同抵御了外来的侵略。特别是在近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各民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更加紧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

二

四川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域辽阔。仅甘孜、阿坝、凉山三个州的面积即达30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57万平方公里的一半以上。差异明显的地理区域，多种多样的气候特征，不同地貌和不同土地类型的多种组合，使四川民族地区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蕴藏着丰富的天然宝藏。

密林苍翠，林海浩瀚

四川民族地区有森林6000万亩，约占全省森林面积的90%，是全国三大林区之一。木材蓄积量也占全省木材蓄积量的90%。林区主要分布在岷江和雅砻江以及大渡河上游的阿坝、甘孜和凉山三个自治州境内，组成森林植被的主要树种约600多种。针叶类有冷杉、云杉、银杉、柏树和马尾松、高山松、油松等；阔叶类主要有桦木、香樟、青冈、桢楠和其他杂木。甘孜州新龙县的云杉林和九龙县的亚高山针叶林，每公顷木材蓄积量达1000立方米以上，为世界罕见。阿坝州若尔盖县包座成片的紫景云杉，木质极佳，为杉类之王。凉山州的珙桐、鹅掌楸，黔江地区酉阳县的白花泡桐，俱是闻名于世的优质树种。民族地区还有大片的森林迹地和宜林荒山荒坡，可大规模植树造林。

天然牧场，水草丰茂

四川民族地区有2．18亿亩天然草场，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草原土质肥沃，日照充足，水草丰盛。400余种牧草，多属莎草科，其次为禾本科、豆科、睡菊科。加之草场面积大，成片集中，具有规模性使用价值。阿坝州的阿坝、若尔盖、红原、壤塘、松潘和甘孜州的石渠、色达、德格、理塘等10个县，纵横数万平方公里，均以牧为主。川西和川西南山地，包括甘孜、阿坝两州东南部以及凉山州和马边、峨边县，都有成片草山、草坡和丰富的草资源，适宜牲畜繁衍生长。

牧区主要牲畜有牦牛、绵羊、马和黄牛等。牦牛和藏系绵羊是牧区草地的基本畜种，其数量约占牲畜总头数的一半。甘孜州的“九龙牦牛”以其体形高大、遗传性能稳定、肉质细嫩、屠宰净肉率高而与世界名种“海福特”、“短角牛”媲美。阿坝州的“唐克马”，乘挽兼优，系全国三大名马之一。凉山州的“德昌水牛”，体形大，耕作力强，属全国五大名牛之一。

高山深谷，水能资源富足

流经四川民族地区有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安宁河、岷江、白龙江、黑河、白河、乌江、酉水等600多条河流，年平均径流量达2000亿立方米，人均占有水量2．5万立方米。除阿坝州境内的黑河、白河属黄河水系外，其余河流均属长江水系。这些江河自然落差大，水量充沛，水能资源十分丰富，其理论蕴藏量达1．04亿千瓦，占全省的69．3%，可开发量6000多万千瓦，占全省的一半以上。凉山州水能蕴藏量2071万千瓦，可开发量863万千瓦。阿坝州水能蕴藏量1600万千瓦，可开发量700万千瓦，目前仅开发利用60万千瓦。甘孜州水能蕴藏量达4345万千瓦，占全省的29%，目前仅开发0．13%，水能资源开发利用潜力很大。

地下矿藏，储量丰富

地处攀西大裂谷地带的攀西地区是一个矿产资源富集之地，其矿种多、品位高，已探明有40多种矿藏，钒钛储量居全国首位，世界罕有。阿坝州主要矿藏有金、银、锂、铍、铷、铌、钽、硅石等，尤以金和泥炭资源最丰，红原至若尔盖一带泥炭储量达70亿立方米，腐殖酸和含油率很高，开发前景广阔。甘孜州矿产资源点多面广，已探明的有金、铜、铅、锌、锂、铍等数十种。甘孜州砂金分布之广和凉山州铅锌矿床规模之大，均为省内少有。黔江地区主要矿产资源有锰、铝、汞、萤石、重晶石、煤等。秀山县锰矿储量高达2000万吨以上，酉阳汞矿品位高，储量大，是我国重要的汞矿资源基地。

茂林深壑，物种繁多，风景宜人

列入国家一、二、三类保护动物的有大熊猫、金丝猴等59个物种。阿坝州卧龙和马边县大风顶、北川县小寨子沟等都是国家自然保护区。1982年，卧龙自然保护区还被列为国际生物圈保护区，并设立了世界惟一的大熊猫研究馆。四川民族地区的生物资源达4000多种，其中具有重要经济、科研价值的属国家保护的珍稀植物有70多种。黔江地区石柱县盛产黄连，黄连产量占全国41%，被称为“黄连之乡”。阿坝州茂汶苹果以清香甜脆蜚声中外，1985年汶川和茂县被列为全国苹果商品基地之一。

而苍莽的森林，皑皑的雪山，晶莹的冰川，深邃的峡谷，无垠的草原，以及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构成了四川民族地区瑰丽迷人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阿坝州的九寨沟和黄龙寺，被联合国列入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名录。

三

从古代到近现代，四川各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极不平衡，差别很大。一般来说，汉族地区的发展水平高一些，不但有比较发达的农业经济，而且现代工商业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然而少数民族地区，却大为滞后。

凉山彝族地区，解放前处于奴隶制度阶段。彝族社会成员按照血缘关系严格划分为兹莫(土司)、诺伙、曲诺、阿加、呷西五个等级。兹莫和诺伙是统治等级，约占总人口的7%，曲诺、阿加、呷西是被统治等级，占总人口的93%。而呷西则是彝族社会中最低下的等级，他们是阿加子女或从外地掳掠、贩卖来的奴隶，一天从早到晚为主子从事繁重的田间劳作和家务劳动。他们一无所有，没有人身自由，主子可以把他们当作牲畜一样在奴隶市场上加以买卖，甚至可以虐杀。呷西一般是单身奴隶，经主子强迫配婚成家后始为阿加，耕种小块份地，然而阿加的婚生子女或非婚生子女均为主子的呷西奴隶。

根据史书记载和民间的传说，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彝族便开始进入阶级社会，晋人常璩《华阳国志》一书中记述了东汉末年安宁河地区奴隶买卖的事例。到13世纪时，元朝统治者实施土司制度，在四川彝族地区任命原有部落首领“兹莫”为土司，加强管理，但并未改变彝族社会的奴隶制性质，大小土司就是当时奴隶主阶层的大小头目。到了清代前期，土司势力衰微，“诺”等级摆脱了“兹莫”管束，并把土司辖区从腹心地区赶到凉山边缘地区，凉山腹心地区则成为“诺”奴隶主统治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伴随而来的鸦片和枪支相继传入凉山彝区。民国时期，鸦片种植和枪支买卖更是畸形发展，但这一切都没有改变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性质。直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这里的社会依旧停留在奴隶制阶段。与奴隶制经济制度相适应，彝族地区用以保障社会正常运转的政治体制，是以“诺”(俗称黑彝)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家支制度。大小凉山地区，没有统一政权，一百多个互不隶属，各有固定地域而又各自为政的“诺”家支，保留着原始氏族组织的躯壳，在奴隶主阶级内部实行原始民主，而对广大奴隶则实行奴隶制专政。

四川藏族地区，较早地进入封建农奴制社会。大约10世纪至13世纪，我国整个藏族社会开始逐步封建化。13世纪以后，历经元、明、清三代，四川藏区受中央王朝分封的土司统治，进一步加速了这些地区的封建化进程。今甘孜州境内，清廷置明政宣慰司、德格宣慰司等大小土司头人120员，隶雅州府打箭炉厅。清末，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实行流官管理。但由于清王朝的迅速崩溃，藏区土司制度得以复活，一直延续到民主改革以前。

在土司统治之下，以土司、头人和多数上层为代表的封建农奴主阶级，世代占有着辖区内全部土地和大部分牲畜，并将一部分土地连同农奴赐给属下头人或赠送寺庙。土司、头人和掌握寺庙大权的上层喇嘛构成农奴主集团。农奴主们将土地分为自营的庄园地和农奴领种的份地两个部分。农奴领种农奴主的“份地”，不能自由迁徙，世世代代被束缚在“份地”上。此外，农奴主还占有少数家奴，主要从事家务劳动，也进行一些生产劳动。土司、头人、上层喇嘛这些封建农奴主和广大农奴之间的矛盾，是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

虽然大多数地区在清代和民国时期已经建立了县级政权，但同时又保留着农村牧区土司、头人和上层喇嘛对广大农奴的联合专政。甘孜、阿坝地区世俗的和宗教的封建统治机构虽各自分立，但又紧密联系，形成了一套有别于西藏而又自身特色鲜明的统治体制。

无论是在藏区或是彝区，封建农奴制度和奴隶制度严重地束缚着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水平低下。铁质农具普遍缺乏，农田一般不施肥，不中耕，耕作极其粗放。彝族地区不少地方甚至还保留着“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法。人们对自然灾害，只求救于鬼神护佑。而大量的迷信活动耗去了社会财富和劳动时间，防碍生产发展。农作物产量很低，亩产只有百斤左右。广大藏、彝族人民长期挣扎于饥馑中。

由于农村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局限，四川藏族、彝族地区社会分工水平低下，交换不发达。藏族内部的交换主要限于农牧产品的物物交易。汉、藏民族之间的交换规模稍大一些，但近百年来，多为土司、寺庙及内地官商所把持。彝族地区的商品交换，较之藏族地区更加不发达。人们耻于为商，民族内部没有专业商人和独立的商业机构，没有形成适当规模的市场，民间交换多限于农牧产品的物物交易。在彝汉杂居地区有少量的商品交换，也多是以物易物，而且是在极不等价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昭觉、金阳有的地方有的时候一根缝衣针要换10个鸡蛋，一张羊皮只能换回半斤盐或2尺土布。

有压迫就有反抗。富于革命传统的四川藏、彝等少数民族人民，对奴隶主、封建农奴主、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统治极为愤恨，他们进行了无数次的反抗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之下，他们的革命斗争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四川。在彝区，刘伯承将军和当地彝族首领小叶丹举行了著名的“彝海结盟”，帮助彝族建立“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红军所经地区，王海民、潘占云、陈占英、李木林、王作义等一批彝族优秀青年参加了红军。

在藏区，红军翻雪山、过草地，得到藏族人民的大力帮助。中共中央于此召开了有名的懋功两河口会议、毛尔盖会议、巴西会议，紧急关头作出了重大战略决策。红军还帮助藏族人民在甘孜、阿坝藏区建立过“博巴”和“得勒格沙”等自治政权或苏维埃。天宝、沙纳、杨东生、扎西旺徐、王寿才、何雨农、苏新等一批藏、羌族人民的优秀儿女，踊跃参加红军，北上抗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四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民族压迫制度的结束。1950年春，四川各民族地区获得解放，进入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新时代。

50年代，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贯彻执行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保障了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和民族平等的权利。先后在藏、彝、羌族地区建立了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自治州(后改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茂汶羌族自治县、盐源彝族自治县。甘孜藏族自治州是我国解放后最先建立的民族自治州之一。各少数民族人民，平等地参与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同时，在他们自治的地方，充分享有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1955～1958年间，根据藏、彝族人民的要求，经过和平协商，采用和缓的办法，四川藏、彝民族地区实行了民主改革，平定了反动奴隶主、农奴主掀起的反改革叛乱，废除了奴隶制、封建农奴制和封建地主制经济体制，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在民主改革胜利的基础上，紧接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农牧业合作化，劳动人民生产热情空前高涨，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六七十年代，经济文化发展的良好进程受到“十年动乱”的摧残和破坏。“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实行拨乱反正，逐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四川省委和四川省人民政府贯彻执行了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动员和团结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改变民族地区贫困落后面貌而努力!

80年代，四川民族地区自治州、县人民政府在领导当地革命和建设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各项建设事业迅速得到了恢复和较大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稳定局面。

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四川从50年代起，一直非常重视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民族政策，积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继50年代建立了凉山、甘孜、阿坝三个自治州和木里、盐源、茂汶三个自治县后，1978年，将西昌专区并入凉山州，州府移驻西昌市。1983～1984年，四川省政府先后报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和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这5个县于1988年从涪陵地区划出，成立黔江地区，更加有利于川东南5个自治县的发展。1984年又成立了马边、峨边两个彝族自治县。1987年，阿坝藏族自治州更名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与此同时，80年代对少数民族人口较多但还不具备建立自治县条件的盐边、米易、石棉、北川4个县以及乐山市金口河区、攀枝花市仁和区，省里确定按民族自治县对待；对于县以下相对集中的民族杂居区，按宪法规定恢复和建立了117个民族乡。

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后，四川省人民政府制定了四川省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十三条规定。各自治州和峨边、马边自治县均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先后制定了自治条例。同时，还制定了有关森林法、婚姻法、义务教育法、继承法等方面的单行条例或补充规定。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法制建设在不断完善中。

民族干部

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是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关键举措。到1990年，四川省共有民族干部6．9万人，占民族地区干部总数的40．6%。其中州级党政领导干部62人，占同级干部的64．6%；县一级领导干部1247人，占同级干部的58．3%。民族自治地方现有科技干部(中专以上)10．63万人，其中少数民族3．12万人，占29．8%。自治地方的州长、州人大主任和县长、县人大主任，都由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区乡领导干部基本上是少数民族。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和部分省级部门均配备了少数民族领导干部。省、州、县人代会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少数民族均占了相当的比例。

为了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的政治理论和业务文化水平，80年代以来，四川民族地区各地通过举办党校、民干校、大中专班、电大分校、函授分院和委托大专院校开设专业班等形式培训少数民族干部。还采取选送到内地的市、县和省级单位挂职培训的办法锻炼提高。与此同时，十分注意发挥民族地区汉族干部的作用。80年代以来，采取了多种举措，鼓励和吸引外来汉族干部安心工作，为民族地区的开发建设贡献力量。

杂散居少数民族工作

四川省有50多万少数民族群众杂居、散居在全省各县，他们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省委、省政府把杂居散居少数民族工作作为全面贯彻民族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全省少数民族杂散居人数较多的17个市、地区和96个县(区)都建立了民族工作机构，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管理当地的民族事务。根据杂散地区的实际情况，省委、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帮助民族乡和城市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的政策措施。为了保障杂居散居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在各地人民代表大会中，当地少数民族都有适当名额的代表，对人口特少的民族也给予了照顾，其代表所占比例均大于人口所占比例。

民族语言文字

语言文字平等是民族平等的一个重要内容。现在，甘孜、阿坝两州使用藏文，凉山州使用彝文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重视。羌族拼音文字方案的设计工作已完成，正在报批。藏、彝族聚居地区的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影、政府机关的部分行文以及司法部门审理案件等方面，都同时使用汉语汉文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藏、彝文扫盲工作受到重视。凉山州用彝文扫盲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彝族文盲中40%左右的人脱了盲。

尊重民族风俗习惯

民族风俗习惯是构成民族特点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委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婚姻、礼仪、服饰、居住、饮食、节日、丧葬等风俗习惯的保持或改革，都坚持了根据各民族的意愿、自己进行的原则，给予了充分尊重。对重要的民族节日，自治州、县确定了假日，让各族群众庆祝欢度。对回族等民族平价供应牛羊肉、菜油，并在丧葬习俗和清真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全省回民职工还享受了生活补贴。各级政府还重视发展民族特需品的生产。商业部门积极组织货源，设立专柜，大量供应少数民族群众必需的边茶、酒、金银首饰、猎具鞍具和各种器皿，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所需。

宗教统战政策

宗教在少数民族中影响深远，藏族、回族几乎是全民信教。四川民族地区认真贯彻了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全省已开放喇嘛寺、清真寺和宗教活动点700多处，省政府还拨款对一些著名寺庙进行了修缮保护，基本上满足了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进行正常宗教活动的需要。藏族地区的州县成立了佛教协会，寺庙建立了管理委员会，还建立了四川藏语佛学院。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知识分子，政治上参政议政，工作和生活上得到了妥善安置和照顾。全省先后安置回国定居藏胞200多人，接待回国探亲藏胞2000多人，对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反对民族分裂，发展藏区安定团结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

40年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四川少数民族人口持续增长，民族地区经济建设蓬勃发展。

民族人口

据1990年11月8日四川省统计局发布的《1990年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的公报(第一号)》称：全省人口中，汉族人口为102330134人，占95．4%；少数民族人口为4888039人，占4．6%。同1982年人口普查相比，8年间汉族人口增长6．5%；少数民族人口增长33．5%。同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比，少数民族人口增长1．4倍，年平均增长2．33%。

从人口发展视角来看，羌族人口的变化最具有典型意义。清代中叶(嘉庆十七年，公元1817年)羌族人口曾达到26万，但以后的百余年间急剧下降，至20世纪40年代末仅存3万余人，140年间下降86%，年递减1．43%，整个民族处于濒危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生态环境大为改善，羌族不但结束了人口锐减的局面，而且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已达到196299人，较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35851人，38年间净增160648人，增长4．5倍，年平均增长4．59%，成为我国和我省人口发展最快的少数民族之一。除此之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进一步落实民族政策，土家、藏、苗等民族人口也都有较大增长。

少数民族人口较之汉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对于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经济繁荣，保持社会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牧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四川民族地区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农村体制改革和搞活经济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了发展经济的有力措施。在农区，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在牧区，实行了牲畜折价归户私有私养；坚持林业“两制”，发展多种经营，大大地激发了广大农牧民的生产热情和创造精神。并稳步调整农牧业内部结构，农业从只重视粮食生产向同时重视多种经营转变；畜牧业从只重视单纯增加牲畜头数向注意改良畜种、改善畜群结构、提高经济效益转变，使单一的农牧业格局向农牧工商综合经营转变。科学技术方面，农业生产普遍推广地膜覆盖，杂交良种，复合化肥，防止病虫害等；牧业生产普遍推广畜种畜群改良、牧草改良、草粮轮作等措施。同时，开展技术培训，提高了农牧业劳动者素质。增加了对农牧业的技术和资金投放，农田水利、草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很大改善。80年代以来，农牧业获得了持续稳定发展。1990年，民族自治地方农牧业总产值达24．92亿元(1980年不变价)，比1980年增长66．58%，年平均增长5．24%。其中：牧业总产值8．04亿元，增长88．27%，年均增长6．53%；种植业总产值12．40亿元，增长50．31%，年均增长4．16%。粮食总产量287．75万吨，增长22．35%，年均增长2．01%。大牲畜年末存栏619．65万头，增长31．92%，年均增长2．81%。生猪存栏527．85万头，增长58．74%，年均增长4．73%。农业机械总动力97．182万瓦特，增长1．1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420元，增长3．2倍；人平有粮395公斤，增长4．45%。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地区乡镇企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逐步发展。到1990年底，有乡村两级的企业4602个，从业人员91557人，总收入达5．61亿元，创纯利润4140万元，上交国家税金3230万元。乡镇企业的发展开辟了农村牧区致富门路，增加了群众收入，转移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在振兴农村经济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开发性商品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建立起一批初具规模的农业商品生产基地。凉山州已建成稳产高产粮田200多万亩，“挣钱地”400多万亩。烤烟、蚕桑、糖料、苹果、半细毛羊等商品生产基地初具规模。阿坝州已建成8万亩苹果、雪梨基地，还建立了畜产品和半细毛羊基地。甘孜州初步建立起了青稞生产基地。黔江地区建立起了一批桐、棬、黄连、烤烟、长毛兔等商品生产基地。广大农民的商品经济观念逐步增强。

工业

50年代以前，四川民族地区工业几乎是空白。民主改革后，党和政府极为重视工业建设，国家从财力物力技术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扶持和帮助。经过40年的努力，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方针，民族地区逐步建立起了森工、电力、冶金、矿业、建材、机械、化工、皮革、制药、食品、原盐、卷烟、印刷、造纸及民族工艺品、特需品等门类的具有一定民族特色的地方工业体系。1990年，民族自治地方工业企业(不包括乡镇企业)总数为2937个；其中，重工业1646个，轻工业1291个；大中型企业19个，小型企业2918个；全民所有制企业849个，集体所有制企业2061个，其他经济类型27个；职工人数共约40多万人。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80年代以来，在工业内部逐步建立健全经济责任制，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使企业活力不断增强，经济效益明显提高。1990年，工业总产值(1980年不变价)达22．53亿元，比1980年增长2．1倍，年均增长11．82%。工业产值占工农业产值的47．24%，重工业不仅在企业户数上超过轻工业，产值也超过了轻工业，出现了结构性变化。1990年，重工业产值为12．99亿元，轻工业产值为9．54亿元。主要工业品品种增加，产量稳定上升。1990年生铁产量10．6万吨，比1980年增长45倍；原煤181．63万吨，比1980年增长1．3倍；木材251．42万立方米；水泥78．35万吨。铁合金、铅锌矿、黄金、化肥等产品产量也有较大地增长。生产卷烟33．85万箱，比1980年增长44倍；糖38．388吨，比1980年增长1．4倍；机制纸16．954吨，比1980年增长2．6倍。药品、皮革制品、乳制品等产品产量都有增长。

由于企业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逐步提高，四川民族地区生产出了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优质产品、名牌产品。甘孜州“箭杆”牌马鞍和“杜鹃花”牌藏装分别于1985年、1987年获得国家民委、轻工部优质产品奖。阿坝州红原奶粉厂的加糖奶粉、婴儿奶粉，岷山机械厂的小四轮拖拉机，阿坝州制药厂的“獐”牌西黄丸、小金丹皆先后获省优质产品称号。牛奶分离器、电解金属锰、“草原”牌红鞋面革民族靴、“雪山”牌皮革先后被评为部优质产品。凉山州西昌“凉烟”、“攀西”牌香烟被评为省优质产品。西昌“索玛”皮衣、普格鸡鲜味精、德昌白糖、黔江“黔龙”牌香烟、峨边春笋罐头等产品，在市场与消费者中均有相当的声誉。

能源、交通、邮电

四川民族地区水能资源丰富，解放前基本上未能开发利用，只有几个小电站，装机仅600多千瓦。本世纪50年代以来，国家先后在民族地区投资建设了一批国家级大型电站和州、县骨干电站。“适当补助，自办为主”及“以电养电”的方针，调动了乡村办电的积极性，农村小水电能源建设有了迅速发展。1990年，民族自治地方已建成乡村小水电站1738个，装机容量12．5万千瓦，比1980年增长52．7倍。此外，还有两个火力发电站，总装机2．4万千瓦。1990年，民族自治地方发电量达210524万千瓦小时，比1980年增长5倍，年均增长19．77%。汶川、峨边和甘洛县已成为全国第一批初步实现农村电气化的县。阿坝州水电建设近几年来发展较快，1990年总装机60多万千瓦，发电量达62680万千瓦小时。全州90%以上的村寨都用上了电。除输送成都一部分商品电外，还兴办了电解铝、电解锰和硅铁生产等高耗能工业企业，初步走出了一条以水电为龙头，带动全州经济发展的路子。

在交通方面，1949年前四川民族地区十分闭塞，运输几乎全靠人背畜驮。50年代初开始，依靠国家投资、森林公路投资、地方筹款、以工代赈、民办公助和民工建勤等方式，兴建了大量公路。先后修通的有川藏、成(都)阿(坝)、川滇、宜(宾)西(昌)、西(昌)雅(安)等骨干公路和四通八达的县区公路，形成了城乡沟通的公路网络，并与甘、青、藏、滇、湘、鄂、黔毗邻省区相通。1990年，民族自治地方公路通车里程达27130公里，比1980年增长25．03%。成昆铁路穿越乐山市、凉山州和攀枝花市的8个民族县(市)，里程387公里。公路铁路的修筑，改善了民族地区交通运输条件。1990年，民族自治地方有民用汽车24718辆，比1980年增长6．7倍。公路铁路客运量达3081．68万人，比1980年增长2．1倍；公路铁路货运量1402．39万吨，比1980年增长2．2倍。此外，还开辟了西昌至成都的空运航线，航程402公里。黔江地区和凉山州部分江河已疏通，内河航道里程达719公里。

邮电通讯

1949年前四川民族地区非常落后，只有县城通邮。50年代后，国家花了大力气发展民族地区的邮电通讯事业。1990年，民族自治地方共有邮局591所，邮路及农村投递线路36858公里，电话机79973部，电报电路301路，长途电话350路，传真电报电路88路。建成了以州、县为中心向区、乡、村辐射的邮路网络，通邮面达到95%以上。阿坝州汶川县漩口镇1988年开通240门程控交换电话，是四川省第一个建成程控电话的镇。

商业、金融、财政

民主改革前，由于四川民族地区生产水平低，可供交换的商品有限，商业贸易十分落后。民主改革后，随着生产建设的不断发展，陆续建立了各级商业、供销机构和经营网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流通领域进一步搞活，商业内部进行了初步的体制改革，在发挥国营商业主渠道作用的同时，集体和个体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国家对民族地区商业企业在自有资金、利润留成和价格补贴三个方面实行了照顾政策，促进了民族贸易的发展。1990年，民族自治地方商业机构达54218个，比1980年增长3．2倍。其中，全民所有制7092个，比1980年增长46．32%；集体所有制8137个；个体有证商贩38989个，比1980年增长23倍。商业职工总数11．19万人，比1980年增长1．1倍。其中，全民所有制4．28万人，比1980年增长了34．29%；集体所有制2．19万人；个体有证商贩4．71万人，比1980年增长25倍。1990年，民族地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292170万元，比1980年增长23倍。随着商业的发展，对外贸易也有扩大。三个自治州都成立了外贸局，部分县设立了外贸站或外贸公司。80年代中期以来，各民族地区逐步建立了一批农副产品、畜产品、中药材、水果、土特产品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和加工企业。1990年收购外贸产品总额达3096万元。

金融方面，解放前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交换主要是以物易物，民族杂居区的县城才有小规模的金融行业。50年代开始，为了繁荣民族地区经济，逐步建立了金融机构，州县分别设立中国人民银行中心支行、支行和建设银行；区(镇)设立营业所、分理处、储蓄所；乡建立了信用社，形成了民族地区的公有制金融体系。它们积极开展业务，服务于当地的生产建设。1990年吸收各项存款达33．05亿元；发放农牧业、工商业等各项贷款30．93亿元；城乡储蓄存款年末余额17．06亿元，比1980年增长11倍。

四川民族地区经济基础差，地方财政收入少。50年代以来，国家在财政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特殊政策：扩大财权，减免税收，提高预备费设置比例，实行财政包干补贴，设置“开发基金”、“发展基金”、扶贫开发资金等项专门资金，增强了民族地区“造血功能”，财政状况逐步改善。1990年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入比1980年增长4．5倍，年均增长18．56%。但是收支差额仍大，主要靠国家财政补助。

横向经济联合促使四川民族地区经济向纵深发展。至1990年，已与国内上百个地区和部门达成经济技术联合协作项目500多个，引进人才3000多人，引进资金5亿多元。四川民族地区同外地的横向经济联合协作已从单一的物资串换贸易往来的关系，发展到资金、技术、人才、物资、设备、信息、劳务、管理等方面的全面联合协作；从小规模的联合逐步向大规模联合发展，联合领域逐步拓宽，联合范围逐步扩大。改变了民族地区闭关自守的状况，打开州门、县门、山门，带来了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发展了生产，增加了财政收入。

六

物质生产的大幅度持续增长，有力地促进了四川民族地区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长足发展。昔日教育落后，缺医少药，文化生活贫乏，人民身体素质差的状况有了明显改善。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和发展，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得到健康发展。

教育、科技

50年代前四川民族地区的教育相当落后，特别是彝族聚居地区，基本没有现代学校教育。50年代，党和政府采取了许多特殊政策和措施，帮助民族地区发展现代教育事业。经过许多年的努力，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初步形成了从幼儿、小学、中学到大学的现代学校教育体系。为了进一步发展民族教育事业，从80年代初期开始，彝、藏、羌等民族聚居地区相继举办了寄宿制、半寄宿制民族中小学校(班)；省里在部分省属高等院校开办了民族班。高校、中专和普通中学招生，在保证学生质量的前提下，对少数民族学生适当放宽录取分数线。有的地区还放宽少数民族学生的入学年龄限制。1990年，民族自治地方共有学校8846所，在校学生100．51万人。其中：高等院校5所，在校生4307人；中等专业学校28所，在校生12418人；普通中学445所，在校生221908人；小学8368所，在校学生766495人。有专任教师54142人。在藏、彝族聚居地区的相当一部分中、小学还开设了民族语文课，实行汉语文和民族语文的“双语教学”。一些中等师范开设了民族语文专业，内地一些有名中学办起了民族中学(班)，西南民族学院开设了藏、彝文本科专业。省上还在康定和西昌分别创建“四川省藏文学校”和“四川省彝文学校”。藏、彝族地区除学校教育外，还开展了使用藏彝文的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扫盲教育，办起了识字班、农民文化技术学校、职工业余学校等，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党和政府还十分注意民族地区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政策、资金、人力、物力上予以大力帮助。现各州、县都组建了科委、科协，加强对科技的管理。1990年，民族自治地方有中专以上的科技人员4．03万人，其中少数民族1．02万人，占25．3%。科技人员中，具有高级职称的1214人，占总数的3%；中级职称的7528人，占总数的18．7%；初级职称的有31565人，占总数的78．3%。组成了自然科学技术研究网络。1978～1988年，仅阿坝州，就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2个、四川省科技成果奖28个。

文化

四川各少数民族绚丽多彩的文化艺术是祖国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50年代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加强了民族地区现代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广播电视和电影、图书发行。截至1990年底，四川民族自治地方已建立各种文化管理机构和事业单位682个；出版图书、杂志101种，报纸11种；有公共图书馆17个；博物馆4个；专业文艺团体16个，还有不少业余文艺宣传队和藏戏团。同时还建有广播电台1座，中短波发射台和转播台3座，有广播喇叭38．68万只，入户率23．15%；电视中心台1座，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742座，各县和部分区乡建立了卫星地面接收站，电视人口覆盖率达65%；有电影放映单位1643个。1976年至1990年间用民族语言翻译电影片539部，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欢迎。

80年代以来，四川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创作硕果累累，人才辈出。先后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电影电视文学作品和剧本达3000多件，其中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的有400多件。藏族青年作家意西泽仁的中篇小说集《松耳石项链》获得四川郭沫若文学奖和全国民族文学创作优秀奖。彝族青年诗人吉狄马加的诗集《初恋的歌》获全国第三届新诗奖，组诗《自画像及其他》获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在美术工作者创作的美术作品中，有15件获全国作品奖，40多件获省级美术奖。藏族新唐卡《岭·格萨尔王》、《扎西德勒》、《雪山儿女》分别获得全国民族画展和全国第三届美展一等奖和佳作奖。专业和业余文艺创作者搜集整理、创作演出的戏剧、音乐、歌舞作品、节目达数千个。其中舞蹈《铠甲舞》、《嘉戎姑娘》、《喜背新娘》，藏族歌曲《高原赛马会》，彝族器乐合奏《彝寨风情》，藏戏《牟尼赞普》、新编藏戏《琼达与布秋》，话剧《遥远的山寨》等多个节目，在全国全省会演调演中获奖。

在少数民族古籍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方面，1980年以来，先后收集了藏经印版13万余块，藏文典籍1万余包，“唐卡”画2000多幅以及大量的彝文古籍。目前已整理出藏文古籍15本，其中有2本已正式出版；彝文古籍已整理和即将出版的有6本。编写出版了各自治州、县概况、《羌族简史》和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民族语言调查资料，编辑出版了《藏汉大词典》和《汉彝词典》。民族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发表的文章中有不少是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力作。

卫生

党和政府极为关心各族人民的健康，大力发展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过去缺医少药的落后状况逐步得到改善。1990年，全省民族自治地方州、县、区、乡都建立了医疗卫生机构，共计2843个，形成了网络。其中各级医院1130个，门诊部(所)1491个，专科防治所(站)15个，卫生防疫站60个，妇幼保健站(所)57个，其他医疗机构90个；有病床17975张，医疗卫生技术人员17287人，其中少数民族5279人。由于医疗条件的改善，卫生监督监测工作的加强，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和妇幼保健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基本消灭了霍乱、伤寒、天花、回归热、黑热病和丝虫病；麻风、布鲁氏杆菌、疟疾等得到了控制，麻疹、结核、白喉、地方性甲状腺肿、克山病、大骨节病、血吸虫病等的发病率大大降低。儿童计划免疫工作进一步加强，新生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具有民族特色和显著疗效的藏医藏药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在藏族聚居区办起了11所藏医院(所)，甘孜、阿坝两州的卫生学校开设了藏医士专业。在藏医药学的研究方面，对方剂和药物作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整理了许多资料，编写了部分教材，出版了一些专著。

体育

四川民族地区体育事业50年代以来获得了迅速发展。自治地方的州县都成立了体育运动委员会，配备了专职体育干部，加强了现代体育基础设施的建设，有田径场、球场、游泳场、射击场等运动场地近3万个，购置了一定数量的现代体育器材。在加强学校体育的同时，还办起了30多所业余体校，培训体育人才。各地在开展现代体育项目运动的同时，特别注重发展传统的民族体育，利用各民族的节日举行赛马、摔跤、射箭、推杆、掷石子、上刀架、打秋千等有浓郁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表演和比赛。全省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已举行了八届。各州、地还经常与毗邻的地市和邻省的一些地区开展体育交流和比赛。各民族运动员在参加全国和全省的体育比赛中，多次取得好成绩，四川民族地区为国家和省级体专队培养输送了20多名田径、球类、体操、游泳、航模等项目的少数民族运动员。

七

40年来，四川各少数民族实现了跨世纪的飞跃，由奴隶制社会、封建农奴制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少数民族同汉族在社会历史发展形态上的差距消失了，少数民族的人权即生存权和发展权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强有力的保障。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人丁兴旺，民族团结，经济文化建设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但是，由于底子薄，困难多，四川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同内地汉族地区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发展差距，这种差距在一定时期内还有继续拉大的趋势。

从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的实绩来看，1980年，四川3个州和8个自治县人均工农业总产值310．76元，比当时的全国水平716．98元差406．22元，比四川全省水平484．26元差173．5元；到1985年，四川3个自治州和8个自治县的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发展到414．87元，比当时全国人均水平1275．78元差860．91元，比四川全省水平745．5元差330．63元。到1990年，四川3个自治州和8个自治县人均工农业总产值进一步发展到513．85元，比当时全国人均水平1523．03元差1009．78元，比四川省人均水平1078元差564．15元。

民族地区在前进道路上的相对贫困，引起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注。

中央和省里确定，凡属盆周山区人均收入200元以下，西部民族地区农区人均粮食300公斤以下、收入200元以下，牧区人均收入300元以下，半农半牧区人均收入250元、粮食250斤以下的县和农牧业户，都是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县”“贫困户”。

像这种未能解决温饱的贫困县，据1987年调查，四川省民族地区共有27个。其中盆周山区6个(包括北川)，西部21个，建卡贫困人口约300万人，占民族地区总县数62个的46．4%，其贫困面是相当大的。

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起来的大政策是以承认差别为前提，以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为条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在社会主义新时期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四川从1987年起就根据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在四川民族地区有计划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扶贫工作。

在中共四川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几年来的努力，民族地区扶贫致富的第一期工程已经取得良好成绩。截至1992年底，经过省、地、州有关部门检查验收，四川西部民族地区已有稻城、普格、昭觉、布拖、美姑、喜德、盐边等县建卡贫困户7．6万户、36万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人平收入以1987年不变价格计算，都在200元或250元、300元以上，农区和半农半牧区的人平粮食都在300公斤或250公斤以上，已经越过了温饱线。而盆周山区的黔江、酉阳等5个自治县的近200万贫困人口，经过验收，也在1990年和1991年分别跨过了温饱线。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四川各少数民族人民深深懂得，如今四川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初步繁荣，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家的扶持以及省内外各族人民的援助，同时也是各少数民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只有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增强团结，反对分裂，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民族地区的贫困落后面貌，有序地迈向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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