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著名方志专家张伯龄先生主编的《崇庆县志（1911-1985）》（下简称 “原志”），堪称首轮新编地方志的上乘之作。时隔25年之后，已80高龄的张老又完成了该志的增订版，全书150余万言，笔者将其与原志对照阅读，获益匪浅，感慨良多。

早在原志出版后次年即1992年，张老便在反思、自查和广泛听取意见基础上，着手对原志进行不断的修订，形成《崇庆县志补正》专题材料附载于当年所编《崇庆县志得失论》一书，同时，将梳理的《崇庆县志勘误》，附载于他专门设计制作的书签，随附新志发行。之后又整理出了《崇庆县志补正续》，载于《崇庆年鉴（1993）》。直到退休，张老对原志存在的一些遗憾仍难以释怀，又翻开志书，重点围绕记述不周、史实不实、数据不准、校对不严等处，逐页、逐词、逐字修订，改出两套“标准版”。2014年底，崇州市地志办正式将该志修订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张老应邀再度出山担纲其事，对“增订”工作明确定位：“含增补和修订双重任务。因有缺漏，予以增添补充，因有失误，予以修改订正。”并提出了增订工作12项目标要求，故使得此次增订工作进展十分顺利，不到一年，即完成增订出书。

“小修大补”  实现结构和内容的再平衡

篇目，是编纂志书的提纲，也是阅读志书的窗户。原志所采用“中篇平头列目”，是比较切合县级志书实际的结构类型，无论从篇（类）设置的有序性、篇幅规模的均衡性，还是特色部类体现的灵活与充分性，都较其他结构模式效果更佳。但细究之，仍有不合方志体例之处，增订版于篇目的修订不完全统计达90余处，有篇序的调整，有个别章、节内容归类移换、领属变换的调整，如将原财政篇下的“管理与监督”章，更名“管理”，保留管理的内容，将“监督”移至“经济综合管理”。更多的是各级标目中字、词、称谓的小修小改，如改原志地理部类自然资源的“矿产”为“矿物”，改党派群团下的“工人组织”为“职工组织”， 改“人民生活”为“人民经济状况”等。从篇目结构全局着眼，在细微处发力，处处小修小补的微调，显见修订者殚精竭虑的营构和精细雕琢的功力。相较原志，修订后的各级标目含义更准确，与内容更贴切，整体结构更为完善、更显精致。

首轮志书编纂，重经济而轻人文是普遍现象。经济之“重”，一方面是客观实际的体现，当代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主弦，当代经济生活内容也远较传统丰富。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一些编纂者主观的偏向，因传统志书多重人文而轻经济，新编方志出于纠偏，于经济生活给予了高度重视，所出志书经济部类内容通常占到全志1/3强篇幅，甚至及半。然而，出于纠旧志之“偏”的主观动机，又难免导致新志另一“偏”向的加剧，即人文内容的相对偏薄。鉴于此，增订版在原志基础上增补了大量人文部类资料。分别体现在人物及其他部类后的“备考”，集中体现在新增《编外特载》这一板块。据不完全统计，全志新增的人物传略和篇后备考10余则，新增的《编外特载》近30万字。这些人文内容的增量，不仅改观了原志经济与人文篇幅比例轻重失调状况，使整体布局更趋于合理，而且增强了志书作为文化产品的厚重和质感。

两项“增补” 兑现原志承诺与回应读者疑惑

该版在增补缺略方面所做大量而又细致的工作，尤以《方言专志补编》和人物传略增补卓富成效。

新增补的《方言专志补编》，分述本地方言语音特点、词汇概况、语法特点，近5万字篇幅，而原志仅在《社会风土》篇下有数千字的“方言词语及谚语”。专志所弥补的原志缺略，主要包括：关于方言字、词，不仅在原志基础上做了大量扩充，而且重新进行了分类和统一标准化注音；方言的释义，也较原志更准确、谨严、全面，特别是方言称谓，增加了不少小方言（如县域内的客家方言）内容；方言特色的深度发掘记述，更是原志所无。原志在《凡例》中，特别说明书中方言部分薄弱系因当年编纂人力局限所致，有待日后编纂《方言专志》弥补。新出增订版中的《方言专志补编》，可视为对当初承诺的兑现，使地域文化特色在志书中得以更鲜明、更突出的呈现。

该版对人物部类的增订，仅从篇幅增量看不算太多，但所费功夫匪浅。以对近代人物龙文光的增补为例，该人物的《传略》本为原志所列，因史实不确、褒贬欠妥，编者在出版付印之际临时撤稿，造成原志应录而未录。此次增补《龙文光传略》，系依据徐向前元帅回忆资料改写，包括对部分不实史实进行了修改，对褒贬不当处进行了修正。在《传略》之后，增补了《备考》一则，将当年徐向前元帅关于传主生平回忆与评价的通信原文附载。特别是为回应原志出版以来有关方面所存未纳入龙传的疑惑，另在《编外特载》中附了一篇《〈崇庆县志〉出版前夕龙文光传略为何胎死腹中》专文以说明原委。除了龙文光，在原人物传略基础上增补相关佐证资料和背景资料的还有杨遇春，于《杂志·探源篇》补充了《杨遇春家族渊源》；王思中，在其《传略》之后特设《备考》，附载马识途关于王生平与工作的回忆通信原文。透过这些新增传略、备考和专文，可见编者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的严谨态度和所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编外特载》值得特别关注

增订版的《编外特载》，不仅是在原志基础上新增的板块，其篇幅规模占到全书20%，占到该版新“增量”的2/3，而且入编内容和编排方式都很考究、极富特色。

“编外”，是为避免与正编体例的冲突所做的特别命名和处理。“特载”，是因为这些虽非正编的“编外”资料，但具有特殊价值、特别值得珍藏。相对于正编结构的谨严有序，《编外特载》采取了不拘一格的散文式构架。共设六辑，内容不外三类：一类是补原志之缺略，强化地域文化特色，含第一辑《方言专志补编》和第五辑《史事求实考辨》；二类是关于原志评论、编纂经验总结文存，包括第二、三辑；三类是有关志书编纂和增订过程的怀人纪事之作，如第四辑《志稿助修硕彦》和第六辑《志办朱利情结》。

《方言专志补编》的编排处置独具匠意。初看时，笔者尚有疑问：作为对原志缺略的直接增补，且极富地域文化特色的方言专志，不将其纳入“正编”而屈居“编外”，是否有损这部分内容地位和价值？既然增补了《方言专志补编》，原志《方言》“一仍其旧留存”还有无必要？当对照细读后，方明编者良苦用心。因撰《方言专志补编》之时，已过原志下限，当年的“崇庆县”已变成当下的“崇州市”；补编之体是按专志（篇）独立设计，补编之量更是在原志方言基础上增加了近10倍。若纳入正编，不仅不合时宜，体例冲突再所难免，而且会带来原篇内容规模过大、整体布局失衡等诸多问题。因此，将其纳入“编外”，既是因时、因事的权宜之计，同时也是不乏新意的处置方式，特别是通过“一仍其旧留存”原志方言内容，使新增《方言专志补编》有了比较参照，更显增补之“重”、增补之“实”、增补之“特”，更能综合实现增补之“效”。选择“存旧”，还因为不能轻易“舍旧”，若舍之，势必会带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结构性调整，即便是通过调整达到了结构再平衡目的，那已远超“增订”范畴近乎“重修”了。

突出“人文之根”，是此次增订所致力的又一重要立意，集中体现在《编外特载》。原志在《概述》中，以“江源女子”朱利开篇切该县历史，末也以朱利的形象隐喻崇庆、展望未来，文中的“江源朱利”，被誉为古蜀国母、长江上游农耕女神。增订版在《编外特载》特设《考辨》，收录学者名家关于“江源”建置变迁、朱利居住处所最前沿、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考证论文三篇，以强化朱利文化研究的资源基础；特设“志办朱利情结”专辑，专门记述志办主持开展的朱利文化研究活动和最新成果。以“志办朱利情结”为题，既表明增订版对原志所做“人文之根”内容的弥补情结，也为今后志书编纂埋下伏笔：对“人文之根”的追寻，不会因增订版的面世而停止，突出“人文之根”记述，也是今后志书的一个主题。

体现修志过程与成果同等重要的两项“另类”增补，也在《编外特载》。其一是“志稿助修硕彦”，其二是“专家评论文存”。这两部分内容，看似于志书内容、史料增订无直接关系，但细读又觉得与志书内容有千丝万缕关联。

所补录的两位“硕彦”，分别是四川师大王文才教授和四川省文史馆杨正苞研究员，他们都是当代颇富成就和影响的学者，作为乡贤，不仅对当年《崇庆县志》编纂从不同角度给予了指导、关心和切实支持，而且生平对地方文化事业也做出了诸多贡献。增补入志的两篇怀人记事专文，记的是作者与两先生交往的亲历、亲闻、亲见素材，读来更有亲切之感。专文通过“助修”的视角，再现了当年志书编纂的典型细节，通过记述乡贤硕彦们的修志参与，增强了地方志工作和成果的人文内涵，更重要的是通过专事专记，使两位乡贤事迹和贡献不致膺没，为下轮志书积累保存了资料。《编外特载》所收录评论文章，充分体现了原志出版以来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中不少评论很中肯，且很有学术见地。编者增补收录这些评论的初衷，并不仅止于保存原志曾经的辉煌记忆，保存有价值的修志经验总结和方志学术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让这些评论，成为增订工作过程和增订成果的激励和见证。

崇州，是我国古典方志名著《华阳国志》著者常璩的故乡。张老和他主编的崇州当代新方志，包括原志和增订版，都无愧“方志故里”“道将传人”称号。从“半路出家”结缘方志起，张老便以“临深入薄履，务实求真”为座右铭，在主编出版新县志后，又亲手完成该志增订，在《增订后记》里，张老感言：“半生夙愿已酬，瞑目无悔”，充分体现了一位方志人视志书质量为生命的职业操守，更体现了他对方志事业的满腔热忱和“务实求真”的不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