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乾隆《中江县志》简议
王承军

      民国以前，中江有五部县志，且都修于清代。因当时刻印甚少，且晚清以来，历经动乱，公私珍藏，悉成灰烬，其中的康熙、乾隆版，今皆难觅原本；嘉庆版则因当时未及刊刻，而仅存纂修时的清钞本和1961年的传钞本；今日存世尚多者为道光十九年《中江县新志》及民国十九年《中江县志》。纵观清代及民国《中江县志》，各志相沿，旧志资料基本上见于新志，虽然后志为前志层累而成，但却各有特点、各有优劣。
      康熙《中江县志》的编纂
      编修康熙《中江县志》，与清定鼎中原，入主四川，经过数十年发展，各地次第复兴有很大的关系。
      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十四年（1685）间，时任中江知县的祝兆祀曾事纂修，惜未成而去，“今仅存残稿五页，又篇幅不完”，但中江之有志实始于此。康熙四十九年（1710），李维翰任中江知县的第五年，“民人既和，学校就理，遂集诸绅士，议修邑志”，而以纂辑之任嘱中江县儒学教谕王一贞。王一贞鉴于“蜀自兵燹后，文献无征久矣，乃不得已取《省志》《州志》及诸弟子所采宋明碑碣，为之参互考订”。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稿粗就而李维翰迁官昌平，“然纂辑不甚备也”。接任中江知县的李来仪也有志于修志，康熙《中江县志》历时31年终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春付梓。
      该志是清代第一部《中江县志》，也成为中江历史上第一部保存完整的县志。不过，刊刻成书的县志并非全稿。因为经费维艰，《艺文志》原编上中下三卷，不得已删去《宋明诗记》一册。
      张松孙与乾隆潼川一府八县志
      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二月，张松孙由河南开封府同知陞任四川潼川府知府。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张松孙凭着对志书的高度责任感，带领潼川一府八县的同仁，于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一年（1785－1786）先后完成了《潼川府志》《三台县志》《射洪县志》《盐亭县志》《蓬溪县志》《安岳县志》《乐至县志》《中江县志》及《遂宁县志》。
      张松孙（1730—1795）字雅赤，号鹤坪，江南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他的方志思想主要集中在他总纂的一府八县志中，如他在乾隆《潼川府志序》中说：志犹史也，史备天下，志备一隅，虽志与史体异，而以垂劝鉴则同。盖牧长之职，莫先安民，安民之政，在乎富教。使非志则无以知历代之成宪，非志无以知山川之险易，非志无以知地土之肥瘠、谷种之异宜，非志无以知户口之多寡、官吏之贤否，借以备稽考而征文献，固守土者之责，亦政治之不容缓也。
      因此，他初到潼川，就以重修《潼川府志》为己任。此志奠定了潼川府八县志的修纂体例，即“以土地、人民、政事为三纲，分卷十二，分目三十，体裁稍异，纪载颇详。”
      重修《潼川府志》既成，张松孙的修志计划便转移到了八县志。最先成书的是《三台县志》。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八县志已成其六，仅剩中江、遂宁两县之志尚未纂成。
      乾隆《中江县志》的“张氏”特色
      经过百余年的恢复和发展，清代的国力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鼎盛。就中江一域来说，人丁也由康熙年间的5190丁上升到22746丁；康熙初年，中江“人民凋残，户口逃徙，因并五乡为三村”。至乾隆年间，人口日繁，在原三村的基础上，陆续兴起了二十余个场镇。随着经济的发展，中江出现了以彭襄、林愈蕃、孟邵等为代表的儒家精英。因此，乾隆《中江县志》的纂修，既受张松孙的影响，也顺应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潮流。
      修志理论　与乾隆《潼川府志》及所属七县县志一样，乾隆《中江县志》也是在张松孙的史志理论指导下完成的。在乾隆《中江县志序》中，他说：“志者，史之原也，成于史，始于志，其为体有纪述而
无断案，有直叙而无曲笔，良以俟采风者之所取酌焉。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太史以輶轩观十五国之谣俗，犹是志也。孔子因鲁史作《春秋》，其初盖与晋之《乘》、楚之《檮杌》同一纪事之书。自司马子长以八书立法，班掾广之为十志，志之名所由昉，志之类所由分乎。厥后变例起义，种种杂出，虽所志不同，其于纪事则一，志固与史相表里也。”衡之历代修志者，能够将自己的修志理论贯彻到实际修志过程中，而又成志之多，可谓少矣。
      修志体例　在现存的历代志书中，无论是一统志总志，还是府县志，很少与张松孙总纂的潼川一府八县志体例相同的志书。在乾隆《潼川府志》凡例第五条中，张松孙明确地说，今编府志，以土地、人民、政事三者为纲，各县志虽名目不一，但纲则从同。陈景韩在乾隆《中江县志序》中说：“分纲为三：土地也，人民也，政事也；分帙若干卷，分目若干体。”也是秉承张松孙之意而说的。
      分纲既同，列目也大同小异。如各志对艺文的处理，尽遵乾隆《潼川府志》成法，即：“散见各门，附于本条之下，郡志艺文，不立专门，亦纂辑之别体也。”乾隆《中江县志》凡例十二：“今不列艺文一门，有应录者俱附于本事本人之后，以类相从，易于翻阅。”
      行文风格　如果说修志理论与修志体例通过政令尚容易整齐划一，那么要保持一府八县志的行文风格基本一致，则是难上加难。参与纂修的人，一府八县各不相同，这就需要张松孙居中协调，亲手操办，方能整齐划一。
      为了保证各志的质量，在完成《潼川府志》后，张松孙请来四川学政、国史馆纂修、翰林院编修钱樾代为鉴定，纂修之人除各县令外，增加了草堂书院掌教雷懋德或寇賫言。就乾隆《中江县志》来看，张松孙的行文风格随处可见，例如卷一卷二中大量收入自己的诗文；卷十《政事部·书院志》相关记述凸显其“取旧志而漏者补之，疑者阙之，附会不事，繁缛必芟，其旧说多岐者，间出独见折衷之”的编纂思想。
      康熙、乾隆《中江县志》比较
      作为历史上第二部保存完整的《中江县志》，乾隆《中江县志》较为详实的记载了康熙五十四年（1715）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70年间中江一域的“民物滋丰，人文蔚起”。但对比康熙、乾隆二志，我们发现，乾隆《中江县志》并没有达到总纂张松孙、纂修陈景韩的期许。究其原因，一是修志时间过于仓促，造成该志与潼川府其他各志一样，断碑残碣，未经查访，经济人文，未经核实；二是沿袭乾隆后期好大喜功的官场作风，追求速度，忽视质量，急于成书，邀功于上。衡之乾隆《中江县志》，可以说正中乾隆潼川一府八县志之病。
      文字沿袭　客观地说，历代志书都存在严重的文字沿袭现象。乾隆《中江县志》沿袭康熙《中江县志》十分明显，甚至是直接誊抄。如卷首《天文分野》，除按语外，全部来自康熙志卷一《疆域志》星野部分。又如卷一土地部《建置志》《疆域志附城池》全部或基本沿袭康熙志卷一《疆域志》沿革、幅员部分及《建置志》城池部分。再如卷二土地部《山川志》、卷四土地部《寺观志附宅墓》、卷五人民部《名宦志》、卷七人民部《人物志》、卷九人民部《烈女志》《逸行志附流寓》《仙释志》等，基本上沿袭康熙志卷一《疆域志》山川部分、卷二《名胜志》、卷三《人物志》。
      艺文因仍　对比康乾二志收录的诗文，可以说康熙志《艺文志》九成被乾隆志分散到了相关条目、人物之下。乾隆志删去康熙志《艺文志》宸翰、制诰而仅保留关于田大神、徐英的制诰；增加少许艺文，如林愈蕃、张松孙、王溥等人的诗文。而康熙志因资费维艰删去的《宋明诗记》并没有在乾隆志中恢复，证明编纂乾隆志时并未认真采访，而是仅就康熙志及现有的资料加以编排。
      乾隆《中江县志》编纂期间，中江的文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得到了繁荣。既出现了官宦世家如城北李氏，也出现了林愈蕃这样的理学大儒。但该志所收艺文不足以反映康乾时期中江在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增订无多　乾隆《中江县志》对康熙志的增订主要集中在卷一土地部《风俗志附时序》、卷三土地部《土产志》、卷四土地部《津梁志附场镇》、卷十政事部《书院志》以及卷五人民部《官师表》、卷六人民部《选举表》的时间考订及名单增订上，增订内容仍显单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