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

“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苏洵在家中排行老三，虽天资聪颖，功名欲望却不强烈。他十八九岁时因应举失败而辍学七八年，常邀约人去漫游山川。人们都以为苏洵难以成器。其人生转折发生在娶妻生子后。27岁那年（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他下定决心发愤读书上进，以为子女作出表率。后来南宋人王应麟撰蒙学读物《三字经》，将此事列入迷途知返的典型来劝导后生：

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

苏洵下决心奋进向学，却三次应试不中。三次科场失败，让苏洵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自己并不擅长科场文字，而它也“不足为学”，于是便彻底断了以科举入仕的念头，“由是得专志于学，卒成大儒”。与此同时，他还担负起教育两个儿子——苏轼、苏辙的重任。

史载，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苏洵带着21岁的苏轼、18岁的苏辙两个儿子第四次北上京师（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此时苏洵已47岁。苏洵将所携《权书》《衡论》《机策》等20篇力作呈交翰林学士欧阳修，博得这位文坛泰斗拍案叫绝。诸文皆切中时弊而又能建言献策，深为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的欧阳学士敬服。《宋史·苏洵列传》讲欧阳修将苏洵文章尽数上报朝廷，“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

苏轼

苏辙

次年，苏轼、苏辙兄弟同中进士，苏门三士“隐然名动京师”，时人称为“三苏”。

嘉祐六年（1061），苏洵接受朝廷任命，以霸州文安县主簿（先前曾受秘书省试校书郎一职，未赴任）的职分留京，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同修礼书，3年后写成《太常因革礼》100卷，不久病逝于汴京，时年58岁。苏洵虽以布衣入仕，临终时还只是一个从九品的芝麻官，却以文章感动全国。史载对其噩耗，“自天子、辅臣至闾巷之士，皆闻而哀之”；当时“朝野之士为诔者百三十有三人”。苏洵最终能戒骄戒惰，潜心苦读而大器晚成，实有赖于有一个讲求上进、以读书为荣优良家风的熏浸。后来两个儿子的成就又超过他，也与他将近10年杜门读书课子的艰辛培育有着直接关系。

苏洵写《名二子说》让儿子向实践学习，向生活学习

相传，苏轼、苏辙幼时比较顽皮，不知用功，贪图玩乐。苏洵便以自己青少年时代荒废学业的教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与此同时，还利用孩子的好奇心和强烈的求知欲，略施机巧，循循诱导。苏家藏书很多，苏洵有空就领着二子在书房看书学习，从先秦诸子百家著述直至两汉诗赋、隋唐散文，以及当代欧阳修等人的作品，都逐篇教二子诵读、书写，不时还逐句讲解、启发。苏轼、苏辙刚20岁上下就以文章名震京师，实则是在少年时代就打下了坚实基础。

话剧《苏东坡》剧照

苏洵为文讲求经世致用，言之有物，且文笔雄健流畅，分析精细入微。他告诫二子，写文章要有自己的创见，切不可蹈袭他人；要“言必中当世之过”，而“施之于今”，即解决实际问题，切不可空发议论。苏洵十分推崇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等人的著作，要二子认真学习他们的道德文章和写作技巧。

苏洵为激发两个儿子奋发向上，又希望其能在政治风浪中保全自己，特意写了一篇题为《名二子说》的短文送给他俩：“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苏洵借给儿子解释何以替他俩取名“轼”“辙”之机，表达对二子的期望与告诫。他认为大儿子苏轼聪明过人，一定可以做一番大事业，但应注意别太露锋芒；二儿子苏辙，性情内敛，处事谨慎，可以避免大的风险。苏洵深知两个儿子的性格差异，真心希望他俩能扬长避短，积极而踏实地去走自己的路。

话剧《苏东坡》剧照

苏洵主张既要多读书，又要多走路（即清人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所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苏洵自己在青年时代几乎将蜀中山水走遍。在苏轼、苏辙20岁左右时，苏洵带领他俩两次出蜀赴京（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一次走陆路（金牛道—褒斜道），一次走水路（三峡—江陵），让二子大开眼界，大长见识。走水路那一次（嘉祐四年，1059年），他们父子仨途中作诗100首，后汇编为《南行集》，其中苏轼作品就有40首。这是现存苏轼诗歌中最早的一批作品。

每当春天来临、草芽破土之时，苏轼兄弟就跟随大人外出踏青，利用各种机会触摸自然山水。后来苏轼宦游在外，仍保持着踏青习惯。天地的灵气、山野的风雨、草木的神韵成为苏轼走向成熟、完善自我的无言的老师。苏轼最终能圆融儒、释、道三家以处事应物，从刚直执拗、不避锋芒转向宠辱不惊、随缘自适（这个转变当完成于“乌台诗案”后贬谪黄州期间），应得益于父亲的教诲（以《名二子说》为代表），亦得益于他遵从父嘱而去与大自然一直做亲密的接触，从而悟出淡定、平和、包容、旷达之道。

话剧《苏东坡》剧照

程氏深明大义，教子发愤读书，清正爱民

良好的家风家教特别是家长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对子女的成长尤为重要。苏洵在《祭亡妻文》中曾提到夫人程氏对苏轼兄弟的影响：“二子告我，母氏劳苦。今不汲汲，奈后将悔。”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苏轼在所上《谢除两职守礼部尚书表》中说：“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诚，六曰明。”这是他总结的为君之道，也是他向自己提出的为官之道。他在从政为官的40年间，以此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无论是身居庙堂之高，还是遭贬谪远渡澹州（今属海南省），苏轼都始终关心民生疾苦，尽力为民多办实事、好事。每履一职，每到一地，都留下清廉、正直、勤政、爱民的美名。所以，苏轼不仅以诗文书画传世百代，而且还以好官、清官流芳千古。而这一切的原点、起点，则在其父苏洵、其母程氏营构并践行的立志勤学、自强不息、廉洁清白、爱国亲民的家风里。

来源‖《巴山皓月 蜀水清风——四川历代先贤名人家风家训》（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年1月版）

编者‖中共四川省纪委 四川省监察厅

组稿‖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撰稿‖眉山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