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的关键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被列为国家区域重大战略，这进一步提升了川渝在全国大局中的战略位势，强化了两省市共同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的历史使命。

即将开启的2023年，四川该如何贯彻党的二十大及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有关部署要求，打造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川观智库采访省内外专家学者，他们认为新一年围绕打造“第四极”目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可将重点放在以下三个方面：提升经济总量、建好交通基础设施、扩大内陆开放。

□川观智库研究员 李媛莉

要进一步提升经济总量

加强经济合作区建设

尽快布局城市新区产业

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的观点，中共中央、国务院2021年2月印发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已经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的“四极”予以确认。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二级研究员肖金成向川观智库表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第四极”的定位，可以理解为区域发展的排序位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毛中根认为，国家区域发展“第四极”一定要具备综合实力，包括经济总量、交通地位、开放能级等，其中经济实力是最基础的。

受访专家观点一致，强调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极”的首要任务是提升经济总量。他们提醒川渝两省市要在“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开展全年的经济建设工作，并且无一例外地将提升经济的关键落在“产业发展”上。

肖金成提出了产业发展的两项重点：第一是加强经济合作区的建设;第二是重点布局城市新区的产业。他直言，成渝地区相邻区市县、乡镇合作建产业园或者经济区，是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然而，由于行政分割导致各种利益、资金矛盾难消除，已经建成的经济合作示范区并没有完全取得理想的成绩。从解决问题出发，肖金成建议，各级各地的经济合作区都必须真正从合作机制上突破，建立多层级的联合委员会，或联席会议制度，或联合领导小组。肖金成特别提醒，注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下称《规划纲要》)的部署，“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探索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的实现路径”，因此他建议川渝各地应大胆探索经济合作区的改革。

重庆工商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中心常务副主任周兵认为，经济合作区践行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既要实现经济合作区有独立事权、财权，又要保证“有人管”。他所言的“有人管”是指成渝共建的经济合作区需要有高于双方层级的领导力量。周兵建议，川渝各级的经济合作区决策管理的主要领导可以由更高一级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担任。

关于肖金成建议的产业发展第二个重点方向，即重点布局城市新区的产业，“只有创造岗位才能聚集人气，而岗位靠产业产生。”肖金成说，新区的产业有赖于培育，不过相比之下，更快更高效的做法是引进来，“快速行动，开展招商引资。”他建议除了高新技术产业外，新区也不能忽视传统产业。

把恢复和扩大消费 摆在优先位置

在毛中根看来，提升经济总量的目标必须紧紧系在产业发展上，究其本质是发展实体经济。“《规划纲要》要求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因此他强调，实体经济发展依然是2023年的主攻方向。“但新的一年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内涵更加丰富了，要求也更高了。”毛中根说，“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要求升级成了‘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字之差，意味着川渝在优化、稳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加快构建分工有序、竞争得当、互融互通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任务更加急迫。沿着坚守实体经济的思路，毛中根给出两点具体建议——

首先，恢复和扩大消费是重中之重的优先级工作。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2023年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会加快恢复，总的发展形势会朝着潜在的增长速度靠拢。“这对成渝地区的经济运转，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毛中根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川渝发展指了路，“就是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发挥好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毛中根建议，四川2023年应该把政策的着力点放在消费领域，包括消费主体、消费客体、消费环节等方面，如构造新的消费场景、吸引外来消费、激发本土消费等。

其次，毛中根提醒，在发力基础设施建设、稳楼市方面，也需要较大的投入。“比如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既符合《规划纲要》的要求，同时充分结合了川渝两地的实际。”他表示，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与房地产稳健发展的优势共性，是可以发挥见效快、带动强、影响力久的投资拉动作用，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引擎。

在谈到产业发展时，多位受访者不约而同提到成渝产业同质化的问题，直言地区间产业发展趋同、产业链分工协同程度不高的短板依然存在。在四川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杨春健看来，只有在同样的产业基础上，继续做大增量，才能有更多不同细分的发展，同质化的色彩才会越来越淡。

增量从何而来?他给出两点建议：一是防止既有产业往外流失;二是到全球市场中吸引新的产业回来。在这个过程中，切忌盲目照搬东部沿海地区做法。“引进的产业关键是要符合川渝资源禀赋、优势基础等实际。”他认为，不要只盯着高大上的产业。比如从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来讲，川渝不少地方适合发展农业、经济作物、矿产资源产业、旅游业等。

要进一步建好交通基础设施

积极建设轨道上的都市圈

经过三年的探索和建设，肖金成认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已经很好地跨过了统一共识、普及认识的阶段，接下来是细化举措落地落实的阶段。他表示，《规划纲要》是“粗线条”绘蓝图，现阶段成渝地区则要遵循各种“细线条”的规划，开启质与量的同步推进。

肖金成列举了“细线条”规划的代表——《成都都市圈发展规划》《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并解释“质”的内涵即成都和重庆主城两大中心城区通过瘦身健体全面提升发展能级和综合竞争力，引领带动双城经济圈发展。他直言，成都都市圈和重庆都市圈的建设是新一年的重中之重。同时提醒注意《规划纲要》要求的“推动超大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瘦身健体”，是以成都重庆主城为中心辐射带动周边城市扩容提质，形成城市功能互补、产业分工协作、城乡融合发展的都市圈。

肖金成表示，“城市群要一体化，都市圈要同城化。同城化主要体现在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公共服务等无障碍流通，要求更高。”他强调“交通先行”，建议都市圈的同城化任务，首要是“建设轨道上的都市圈”。“只有城际铁路畅通之后，周边城市才能更好地承接中心城区的产业转移，规模才能做大，差距才能缩小。”肖金成说，建设城乡融合的都市圈和产业联动的都市圈都是重点，而它们紧密依赖“轨道上的都市圈”。

杨春健也认为建设成都都市圈、重庆都市圈，是解决“大的足够大、小的太小”老生常谈问题的关键。“成都和重庆主城的大，和其他城市的小，不是新问题。”他表示，“大的足够大”并不是短板，“小的太小”才是要解决的问题。“成都、重庆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综合实力与国内一线城市仍有一定差距，这决定了‘双圈’的建设重点既包括实现成都和重庆主城自身做大做强提升带动辐射能力，也要围绕‘双核’积极培育现代化的都市圈，带动周边地区加快发展，进而推动区域的均衡发展。”

受访者们有共识，尽管成都和重庆主城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发达，但两大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城镇的交通尚在起步阶段。周兵觉得，这会直接导致成渝地区“哑铃型”发展结构难以突破，不利于解决其他梯队城市断档问题，尤其需要加快建设满足经济要素快速有序流动的城际轨道。杨春健也认为，目前成渝“双核”与经济圈内的其他城市以及经济圈外的其他城市之间，畅通往来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服务不足，建议把“圈内交通快速成网”列为新一年的重点工作。杨春健还提醒，尽管成渝“双核”间的交通硬件建设成效显著，不过软性服务却显得不足。“也就是两核之间往来的交通顺畅度还不够，各种交通工具之间的转换，多式联运的便捷还没有跟上。”他建议强化提升服务。

完善交通网络的关键“枢纽”

说到交通基础设施，周兵强调疏通“堵点”。这个“堵点”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前文指出的，除了连接两大“极核”中心城区的重大骨干线路，缺少连接中小城市的支线;其二是线路上的“枢纽”建设有待提升。在周兵看来，“枢纽”指不同交通制式接驳的站点或港口，小到轨道交通与公路客运的换乘接驳，大到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水路与陆路转运港口。以城市公共交通的换乘站为例，他建议除了基本的出行服务，还需要商业设施、娱乐设备以提供丰富多样的服务。

针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对外开放的交通基础设施，如水运通道，周兵强调，“不是单一的物流通道，更是经济走廊”，因此港口建设不仅仅只满足运输需求，还应该是商务、消费、娱乐等综合体。他以长江商业航运为例，“比如旅游产业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那么在线路节点与旅游服务相关的配套建设上，也应该积极提升完善。”

与交通网络密切相关的机场建设也在周兵的关注中。他向川观智库表示，《规划纲要》明确成渝要共建世界级机场群，是双圈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对川渝地区的各城市而言，都可以行动起来，主动投身到各类航空基础设施与产业的布局规划中。他介绍，重庆机场集团与四川机场集团已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就共同推进成渝世界机场群建设明确了总体框架。国航、川航、重航等航空公司也已开展市场研究等。在此背景下，周兵建议川渝地区的各中小城市，都可以审视自身区域位置和产业基础，主动争取加入世界级机场群的相关建设。

要进一步扩大内陆开放

加快走出去

敢于“无中生有”引进优质项目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调整，受访者提醒，进一步开放门户也将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新一年开新局的重点。把成渝“第四极”与另外“三极”作比较，杨春健梳理出川渝地区的开放特征和优势。“从特征来看，成渝双圈是独有的内陆开放，而非沿海开放，所以其他‘三极’走过的开放路子并不完全适合川渝。”杨春健说，“因此强调重点向南向西开放，就是要把内陆开放的优势体现出来。”

具体而言，他认为川渝正乘着两股东风。其一是我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杨春健表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意味着地处内陆的川渝地区更容易整合中西部的内循环资源，更有望成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支点，继而撬动国际循环，成为内陆开放高地。其二是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生效实施，为川渝提供了重大的向南开放发展机遇。

“当下最需要做的就是赶快走出去。”杨春健直言，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尤其需要先进的生产要素、优质的运转资金和管理方式，这些可以从全球知名的企业那里引回来。他提醒，引项目引资金要大胆，敢于“无中生有”。“招引的项目、产业未必是四川有基础的，而要往长远看，未来可能发展的产业和行业，都可以作为超前布局的选项。”

回到如何走出去的问题上，杨春健建议，川渝向南向西的硬件通道要加速建设。从最新通车运营的新成昆铁路说起，他直言全社会对该条线路的关注侧面反映了长久以来的期盼。“川渝向南，还需要更多比新成昆铁路更快的通道。”

推动川渝自由贸易试验区

协同开放示范区成势见效

此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研究院院长刘洋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报告(2022)》(下称《报告》)，在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走出去”高峰论坛上发布。川观智库注意到，该《报告》以“共筑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为主题，提出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的问题挑战与对策建议。

《报告》编委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唐任伍指出，以双城为龙头的经济圈建设尚无成熟经验可供借鉴和复制，川渝两地最关键的工作是联手。以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为例，重点在于联手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产学研用体制、跨行政区经济社会管理等重点领域改革，联动构建南向、西向、东向大通道，协同扩大全方位高水平开放，形成“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联动发展的枢纽，共同打造高质量开放型经济体系，进而成为区域合作和对外开放的典范。

刘洋建议，川渝共筑内陆开放高地重在几个方面联手：一是加快构建对外开放大通道，建立川渝口岸物流、通道建设等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加强通道基础设施建设、物流运营组织等全方位合作。稳步推进经济圈内陆港型、港口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和商贸服务型物流枢纽建设，加快发展“陆水空铁”多式联运机制，共建内陆国际物流枢纽群，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现代国际物流体系。加快构筑“干支通、全网联、体验好”的成渝机场群航线网络。二是合力推进川渝自贸区、国家级新区、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综合保税区、国际合作园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高水平开放平台建设。三是推动川渝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成势见效，“依托示范区持续开展陆上贸易规则、贸易金融、多式联运、数字贸易等首创性、差异化的内陆改革开放探索实践，健全适应高水平开放的行政管理体制，持续推进知识产权、竞争政策、争端解决等制度探索，探索更加便利的贸易监管制度等。”此外，刘洋提醒，要深化西部省市区的协作，加强与沿海、沿边、沿江节点城市的联动和国际合作，做强陆海新通道运营公司等跨区域综合运营平台。

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敬直言，在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方面，川渝地区的口岸基础建设、开放制度建设、开放市场建设仍显薄弱。他建议，加快优化口岸功能，可以探索成渝城市群立体综合大口岸体系，提升两地保税港区、综保区和保税物流中心开放功能等。同时，他也强调两地的联合，包括川渝联合推进内陆开放经济体制建设，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以及加强投资与贸易市场合作，联合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投资贸易合作，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