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观智库研究员  熊筱伟   李媛莉

上周，四川来了17位客人。

他们从北京来，有同样的身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关于学部委员最通俗的解释，好比中国社科界“院士”。换言之，到访的17人，代表着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国内顶尖水平，是名符其实“最强大脑”。

学部委员的头衔之外，他们有不同的实践经历和学术专长，并与四川颇有缘分。中国社科院党组书记、院长，学部主席团主席谢伏瞻亲自带队，他的上一份工作在河南，2013年至2018年，历任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等，为其主要研究的宏观经济政策、公共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有必要提及的是，四川与河南的经济规模、产业结构、人口数量等相近，多年来保持着良好的你追我赶势头；学部主席团秘书长蔡昉以研究人口与劳动经济而闻名圈内外，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时，他是参会并发言的经济学家之一；历史学部主任王巍、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与四川渊源很深，两人在不同时期以多种方式，参与过三星堆遗址挖掘与保护；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潘家华时常做客成都，为推进公园城市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用5天时间，17位学部委员在绵阳、德阳、成都等地“深度游”，通过实地走访、查阅资料，并辅以座谈交流的方式，调研全省科技创新与企业转型发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文化传承与文物保护利用、公园城市建设等内容，并提出一揽子建议。川观智库把这些“金点子”粗略梳理归纳为两类：一类针对需要提升的工作，一类针对亟待解决的难题，供读者参考：

A 　这些议题需要高度重视

打造碳中和“先行区”，提升“四川造”产品竞争力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潘家华提醒，欧盟将施行一项政策，或极大提升“四川造”产品的竞争力。

这项“政策”，指的是征收碳边境调节税。根据公开报道，即欧盟会根据进口产品的碳排放量多寡来征收相应额度税赋——换言之，减少碳排放就能直接降低产品成本。在此影响下，一些跨国企业开始要求供应链推动“零碳化”发展。

潘家华认为，在这方面四川有天然优势：一方面“排放少”，全省已形成以清洁能源为主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四川水电装机和发电量、天然气产量均居全国第一，全省清洁能源消费占比达到53%以上，人均碳排放量处于全国较低水平；另一方面“能吸收”，生态碳汇潜力巨大。科学研究表明森林是陆地上最大的储碳库，其每生长1立方米蓄积量，平均能吸收1.83吨二氧化碳。四川森林蓄积逾19亿立方米，位居全国第三。在此情况下，产品生产的“低碳”甚至“零碳”就更容易实现。

要让上述优势真正落实，除注重产业方面提前谋划外，潘家华建议四川打造碳达峰、碳中和“先行区”。

他特别注意到《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简称《规划纲要》）中提出“有序推进2030年碳排放达峰行动”，这和其他兄弟省市相比并不算超前。潘家华认为依托现有优势，四川完全可以在部分地区先行一步，通过更早禁售燃油汽车、推动公共交通零碳化等方式，提前完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至于具体路径，潘家华建议当前可着力推动“多能互补、区域协同”。这是考虑到四川特殊区位和资源禀赋条件——四川有巨量水能资源，通过常规的“抽水蓄能”手段就能实现能源的储存和调节。而临近的西北地区，规模巨大的风能和光伏发电恰好又有间歇性、难储存等特点。区域间、不同能源间加强互补合作，可以更好利用清洁能源、推动其对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替代。

此外他提醒，四川应慎重对待化石能源开采利用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避免“高碳锁定”问题——由于相关基建投入较大，一旦建设完成为避免浪费只能长期使用，从而使其相对较高的碳排放量被就此“锁定”，很难减少。

着力发掘“新空间”，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中国社科院学部主席团秘书长、学部委员蔡昉提醒，应特别注意稳定一项指标——制造业在GDP中占比。

“制造业占比增速，长期以来是超过其他产业的。但近些年来，全国制造业占比开始出现下降。”蔡昉认为，当前第三产业中大部分还是由传统产业构成，其暂时还不足以带动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也不足以支撑起较长时期内的持续增长。因此目前阶段经济增长还要靠实体经济。作为制造业大省，四川尤其要想方设法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对这一话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金碚做了进一步阐释。

“为什么制造业比重会下降？因为大家感觉投资空间越来越窄了。否则资本一进去，占比不就起来了嘛。”　他认为当前国内几乎所有工业领域都已相对饱和，要保持制造业占比稳定，必须发掘拓展“新空间”。

如何拓展？金碚认为关键要转变制造业发展逻辑：从过去依靠生产要素配置、依靠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形成生产规模，转为依靠科技创新实现前沿突破。简而言之，通过技术形成新的增长点。

具体到四川，除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等惯常做法外，金碚特别提到四川可从自身一大特点——“安全”入手。这里的“安全”，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是四川在历史上为国家安全做出的贡献。“从‘两弹一星’到‘三线建设’，四川取得了很大成绩也积累下很好基础。”在他看来推动相关既有技术在民用领域转化，可为四川制造业打开新空间。二是四川应对突发灾害、确保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需求和经验，这为推动应急产业等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市场和舞台。三是发挥四川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军民融合等既有优势，在国家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过程中寻找机会。

此外，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高培勇在翻阅《规划纲要》时发现，文本在谈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时，似乎更多将“市场主体”视作各类企业。高培勇提醒，国内对市场主体认识已有明确变化——市场主体除各类企业外，还包括数量上占据多数的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这反映出一种变化：从过去关注点更多在国民财富创造的主要源泉上，转而扩展到所有主体身上。“这几天听介绍说四川每150人就有一个餐馆。希望相关规划和政策对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专合社群体有更多涉及。”

考古不能只“闷头干活”，要探索“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

中国社科院历史学部主任王巍自言来过四川太多次，“1986年我第一次坐飞机，就是来四川看三星堆遗址。”

几十年经历，让他对四川有很深了解。王巍个人总结，四川历史文化至少有两方面特点：一是起步晚但发展快，约5500年之前，成都平原都人烟稀少。但解决水患等问题后，文明迅速发展，用了不到2000年即赶上中原4000年发展的步伐；另一方面善于吸收又特色鲜明。从三星堆遗址可看出，巴蜀大量吸收中原冶金技术等文明成果，但同时又很好保留了自身特色，包括非常特别的祭祀体系、蜀锦、漆器等等。

学者之所以能知晓这些特点，是基于本地扎实的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四川文物保护，包括考古工作肯定是走在了全国前列。”他特别提到今年春天名动天下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四川（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过程中）始终保持了开放性，全国有接近30个不同领域的团队都参与到发掘和保护工作中，前所未有，为中国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发展提供了方向和标杆。”

有优势，但也有短板。王巍提醒，考古和文保工作不能只“闷头干活”。四川要注意思考如何把这些鲜明而富于魅力的文化特色，让广大民众能有更清晰的了解，“看中学历史课本，当中介绍的最新考古发现是上世纪70年代的河姆渡遗址——之后几十年的考古成果，包括像三星堆遗址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基本都是空白！”　王巍表示，在推动历史课本修订同时，四川能否尝试推出一些历史辅助教材，介绍灿烂的古蜀文明，从而增强文化自信，“当然呈现形式上不一定都是介绍时间、地点、意义等等，形式上可以更鲜活。”

从这个话题出发，王巍进一步谈到了“文旅融合”。在他看来四川不缺内容——以今年三星堆遗址发掘为例，网络点击率超过70亿次，这大大超出他和同事预计。王巍认为古蜀文明的神秘和独特，让文旅融合有很好基础，“关键是怎么把考古发现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他建议四川在创新方式上下功夫，比如探索建设古蜀文明的主题公园；参考《国家宝藏》栏目推出《天府宝藏》等地方文博类节目；聚焦古蜀文明开发漫画、童话甚至戏剧歌曲等等，“像蜀锦非常美丽，我们现在已经有技术能够实现复织（复原编织），这些做出来都有可能形成很好的影响。”

此外王巍建议四川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投入、加强四川考古工作支持力度等。

B 　这些问题可以这样破局

应对“未富先老”挑战，通过改革挖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人口红利”

防止“未富先老”，是全国都面临的共同挑战。

蔡昉提醒，四川面临的挑战或许更加严峻——一方面截至去年，四川的人均GDP和居民可支配收入都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仍是典型的西部地区；另一方面，四川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人口抚养比（老龄人口抚养比+未成年人抚养比）都比全国更高。显然这需要四川以更大力度来有效应对。

为此他提出两条建议：第一，稳定制造业的比重；第二，推动改革挖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人口红利潜力，使其转变为改革红利。蔡昉补充，要防止“未富先老”，四川应保持略高于全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稳住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位。而这需要制造业支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余永定亦表达了类似观点。

关于第二条建议，蔡昉表示这是基于四川独特的劳动力潜力。他认为这种潜力可以从两个维度体现：一是四川现阶段依然是跨省净流出，且净流出人口中以农村劳动力为主；二是四川城镇化率较全国更低，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四川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6.73%，而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3.89%，因此本省农村劳动力返乡进城的潜力依然巨大。

在此基础上，蔡昉特别提到要把吸引“人口”而非“人才”作为城市一项战略重点，“我的观点是，吸引人口就意味着吸引了人才。而人口如果进不来，没有人气，人才也可能没有用武之地。”为此他建议四川从吸引人口着手，挖掘人口红利，进而获得人才红利。

至于如何吸引人口，他建议通过改革来实现，如打破城乡户籍制度等，“从供给侧看，这样做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同时促进劳动力的继续流动，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生产率，有利于提高潜在增长能力；从需求侧看农民工得到城市户口，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有保障后，减少养老等后顾之忧，即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也可以提高约27%，这是计量经济学的估算。如果这个庞大群体能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对需求拉动就更大了。”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所研究员朱玲认为，现行户籍制度下的隐性城乡分隔依然存在，只有真正做到生活在城市的农村户籍人口，得到与流入地户籍人口平等的权利，才能获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红利，保障经济持续增长。

要建科技强省，可以“人才走向”为核心指标培育创新环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主任李培林最关注的，是当前热门话题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如何更好推动创新发展。

破解创新发展中的瓶颈问题，该从何入手？回答这个问题前，他先讲了一段历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达国家先后开始探索区域创新发展：美国在旧金山发展了硅谷、英国在剑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建起科技科学园区、意大利把科学园区嵌入到城市结构中……做法各不相同，结果也大相径庭——经过几十年发展，一部分地区成功了，另一部分则衰落了。为此欧洲有关国家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进行了长达4年的追问，最终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创新环境的不同，决定了这些地区的成败。

什么才算得上是创新所需要的环境？李培林表示相关指标可以分成为二三十项，但其中一项最关键的核心指标就是“人才走向”。

“你这个地方说得再好没用，人才是不是往你那里流入和凝聚，才是最关键的证据。”李培林直言：“四川是科技大省，但要成为科技强省还需要努力。2020年四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人员比重是2.83%，广东是3.76%，而江苏已经达到4.49%。”此外，他还特别提到四川科研人员的分布呈现出“不均衡”现象，即高层次人才和专业技术人员较多集中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而中小企业创新人才匮乏。

在李培林看来要培育创新环境，就是更好地满足创新人才各种需求，包括优化公共服务，构建公平的竞争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工作。

同样是围绕创新话题，中国社科院党组书记、院长，学部主席团主席谢伏瞻特别提到，他在此次调研过程中注意到四川在推动让企业成为创新主体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包括东方电气、华为等在四川进行的原始创新，都做得很好。”他建议四川要发挥大型企业技术创新和转移的优势，探索成建制引进高科技民营企业。同时谢伏瞻提醒，科技创新不在于“全”，而在于“专”，“不盲目追求所有领域，要结合自身特点，优势基础，从最擅长的领域着手，引进人才，培育环境。”

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需有形之手干预

四川面临的另一个“老大难”问题，是如何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根据四川近年公开数据，蔡昉认为，“成都作为省会城市的首位度非常高，与四川省内其他城市的差距比较明显。经济总量排位第二的绵阳，大概只有成都的一个‘零头’。”在一定时期内，集聚本身并没有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余永定表示城市化最主要的意义，就是通过集聚效应吸引生产要素等资源聚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须要兼顾集聚与带动。这也是四川“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区域发展新格局的要求。蔡昉建议在当前形势下，要更注意平衡成都作为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重视协调发展。“大城市与周边相邻的中小城市差距过大，聚集效应过强，使周边中小城市留不住资源，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谢伏瞻和蔡昉都提到，相较于京津冀地区，长三角或许更值得四川参考。像上海对于整个长三角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就非常明显，地区总体发展的均衡性很好，甚至可以带动影响到安徽、江西。

立足当前情况，蔡昉认为要进一步发挥成都的辐射带动效应，需要有形之手干预，“成都还有机会发展得更好，但聚集效应有可能会更强，辐射可能就会弱化，所以我觉得应该着眼于增强它的辐射作用，聚集力和辐射力同时入手，均衡发展。”

多位学部委员提到，四川正在推动的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是很好方向。金碚等多位学部委员同时提醒，这需要改革“下深水”，探索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从根本上破除阻碍，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当前可以从一些有共同利益的事项入手展开探索。

此外，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原所长汪同三还谈到了居民收入“均衡发展”的话题。在他看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收入分配问题在微观方面主要是居民收入的差距问题。汪同三建议，强调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同时，需要同步推进收入分配相关改革工作，从分配环节切入，保障和增加居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