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兼《文史哲》杂志主编 王学典

《光明日报》（ 2021年05月17日 10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吹响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在新时代再出发的号角。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继承性和民族性的特点，这一论断明确了传统文化在中国话语体系中的责任和角色。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时强调：“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回答好这一重大课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当前，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大国争雄、角力的焦点，必须将优秀传统文化当成重要的国家资源来对待。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所面临的重大课题。这一课题的挑战性在于：传统的人文思想、人文主张、人文理念、人文追求，能否直接应用于现代国家的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这句话给我们以极大启发：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须对其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和冶炼。以儒学为例，儒家学说中所蕴藏的丰富的社会发展理论，经过社会科学化的升华和处理，使其精华进入现代知识体系和现代思想体系中，能够为治国理政提供更多借鉴与参考。

今天，“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时代早已过去，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措施，必须依赖现代社会科学，而不是简单地依赖传统人文理念。必须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样态，将传统文化重新理论化、重新概念化、重新体系化，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我们依托现代社会科学的实证手段和分析技术，赋予它们全新的现代学术品格。如此，则可实现一箭三雕：既能让传统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又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更能为与世界学术界的交流提供便利。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出很有意义的探索，如有学者采用现代儿童心理学的实验结果，论证了孟子“性善说”的有效性；有学者以政治学为工具，将中国古代的“选贤任能”凝练成“贤能政治”这样一个现代社会科学的概念，这些尝试都为儒学的社会科学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当然，这些工作还远远不够，不能满足建立中国话语体系的需要，还需要对更多的传统文化要义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比如，儒家的“礼”，能否经过现代政治学的审视并为其提供智慧？儒家的“法”，对今天的法学能提供什么样的参考？儒家的“义”与“利”，对今天的经济学是否仍然具有启示？这些都是有待于深入探索的课题。

众所周知，欧洲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曾一再返回它的古希腊源头去汲取智慧，尤其是14－16世纪的所谓文艺复兴，更是为欧洲带来了科学与艺术，结束了欧洲的中古时期，但返回古希腊的文明源头，并非将古希腊文明原样复活，而是返回源头汲取活力，进行创造性转化，这就是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创立之路。今天的西方，没有人会继续抱着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去治国。我们今天同样可以在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的过程中，返回源头，汲取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以促进中国文化在更高阶段上的发展。

只有对传统文化进行社会科学的冶炼，才能更好地在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实现文明互鉴的目标。这是因为，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现代知识形态，是当今世界通用的“学术语言”，作为近代才发展起来的科学性的理论工具，社会科学铸塑了为知识共同体普遍接受的认知模式和思想方法。通过社会科学化的转化，使“地方性知识”转化为世界性的文化符号，才能够为多元文化的沟通搭建桥梁。

对传统文化进行社会科学冶炼绝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转换，这一过程内含着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再挖掘、再创造、再凝练、再诠释，它既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辨析和萃取传统文化中符合人类共同价值、共同愿景的积极因素，也能帮助我们更加审慎地检视传统文化中难免存在的一些不适应当代人类发展共同准则的东西。“双创”当中包含着“扬弃”，我们有这份自信。

（头像为郭红松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