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通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出席会议（李瑞 摄，图片来源：国家文物局）

 2021年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1986年，

三星堆遗址一、二号两个祭祀坑中

发掘出近2000件文物，

将三星堆与古蜀国推到了世人眼前。

1986年8月31日，《四川日报》在头版以《广汉三星堆遗址新的重大发现证明——商周时期蜀地已有青铜文化》为题，报道了三星堆祭祀坑的重大考古成果。此后，《四川日报》连续多年对三星堆考古发现、三星堆博物馆的落成开放等进行报道。《举世瞩目三星堆》就是其中一篇（图片来源：2019年7月18日《四川日报》第5版）

三星堆遗址被誉为

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

最神秘的那颗星辰！

《三星堆图志》，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2007年4月，该书获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四川省第十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汪毅 供图）

2020年，考古工作者重启

对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

深入调查、勘探与发掘，

新发现6个“祭祀坑”。

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

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

象牙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祭祀坑布局位置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图）

龙形器尊、大口尊、方尊、

纺织品、玉琮、黄金面具……

三星堆新一批“秘宝”重见天日。

五号坑象牙雕刻残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图）

新发现的文物有哪些？

金面具

三星堆遗址曾出土过一件残缺的金面具，是目前中国出土年代最久远的金面具。它与其晚几百年的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金面具一样，同属于古蜀文化遗存，夸张的造型，显示了它们不是模仿真人的面容可能是与祭祀活动有关。但在此前的中国古代遗址中，从未发现过类似面具，但在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中却有先例。

金面具（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

在3月20日公布的三星堆考古新发现中，一件金面具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五号祭祀坑主要发现了金面具，根据目前所发现半张面具推测，这件黄金面具完整的重量应超过500g。这也意味着，如果能发现完整的黄金面具，那这不仅将是国内所发现的同时期最大的黄金面具，还将是国内所发现的同时期最重的金器。

据介绍，这件黄金面具，所发现的半张面具的宽度约23厘米，高度约28厘米，比完整的金沙大金面具还要大。同时，这件黄金面具厚度非常厚，不需任何支撑，就可独自立起来。

虽只有半张，但方形面部、镂空大眼、三角鼻梁还有宽大的耳朵，这样的风格与此前三星堆所出土的黄金面罩和金沙大金面具风格十分相似。

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所发现的半张黄金面具重量大约为280g，预计完整的总重量应超过500g，这比目前国内所出土的商代最重的金器——三星堆金杖（重463克）的重量还要重，如果能完整发现，这件黄金面具将超过金杖成为目前国内所发现的同时期最重的金器。

金面具（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

铜人顶尊型器

尚未完全出土的铜人顶尊型器，极可能是未来的国宝级青铜器。尊的部分是古蜀先民在一件商末南方风格大口尊上作了若干改造的结果，口沿内部的短柱、肩部的附饰、圈足下部的平板，均系后加，这也使之成为了已知古代青铜器中的孤例。

这件文物的尊是正常大小，却在肩部四周装饰了4条飞龙。它们从尊的口部游动而下，栩栩如生。再往下，便可见铜人双手做拱手状，头部和尊的底座连接在了一起。

本次考古发掘领队雷雨说，“这件文物，完全表现了古蜀人把中原地区青铜文化为我所用、进行天马行空改造的风格，古蜀人的浪漫和艺术创造力，由此可见一斑！”

大口尊

这件青铜大口尊是6个新发现的祭祀坑中最早发现的器物。这件大口尊是典型的商末南方风格青铜器，通高逾60厘米，敞口外撇、束颈、折肩、弧腹、高圈足，肩部饰兽首、鸟首，整体雄浑大气，蔚为壮观。K2（2号祭祀坑）中也曾发现与此大口尊非常相似的器物。

三号坑器物露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图）

大口尊（图片来源：四川日报）

方尊

完整的方形铜尊在三星堆遗址是前所未见的，在同时期整个南方地区也发现不多。形制稀罕之外，方尊保存之完好、纹饰之精美，亦颇令人感到欣喜。我们期待整个器物破土而出的那一天！ 

3号坑青铜方尊和象牙（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图片来源：新华网）

集中发现了超100根象牙

以及象牙制品

五号坑出土象牙雕（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

走进发掘现场的3号坑附近，可透过工作舱玻璃，望见长5.8米，宽2.5米左右的长方形祭祀坑位，祭祀坑四周是深褐色的泥土。目前该坑发掘深度为1.8米，预计深度约2米。在坑内约15平方米的空间里，集中发现了100多根象牙和圆口方体铜尊等。

3号坑圆口方体铜尊和象牙（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图片来源：新华网）

距3号坑不到5米的地方，是长约3.1米，宽约2.9米的4号坑，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人员许丹阳从去年10月起就一直参与这个坑发掘工作，4号坑在今年1月份开始暴露出灰烬层，平均有20厘米厚，随着灰烬层往下发掘，发现了30多根象牙，平均长度在1.2米左右。不过4号坑的象牙整体呈炭灰色，可能被焚烧过，又被包含大量竹木炭屑的灰烬层所覆盖。

3号坑青铜器和象牙（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图片来源：新华网）

据介绍，5号坑的象牙雕刻残件多数呈碎片状，保护修复难度较大。在5号坑和8号坑，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小件象牙制品，有的饰品表面还刻有精美的云雷纹。

总体来看，此次发掘3号坑和4号坑的象牙较为集中，考古人员初步判定是三星堆文化末期距今3000多年前的遗物，至于所属的大象种属，最终结果还将在鉴定后才能完全确定。

考古人员在5号坑进行考古发掘（图片来源：文汇报）

黑色灰烬中有丝绸制品残留物

古蜀是中国古代丝绸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考古人员在坑内的黑色灰烬中提取到了肉眼不可见的丝绸制品残留物。

丝绸制品残留物（图片来源：新华社）

专家表示，在四号祭祀坑灰烬层取样，采用定制的丝蛋白抗体对灰烬、印痕进行特异性检测，一旦呈现阳性反应，即可初步指认丝绸残留物的存在，再辅以其他检测技术进行确认。

对于考古现场而言，丝绸存在的意义有三个方面：一是反映世俗生活的遗址，二是反映丧葬习俗的墓葬，三是反映宗教信仰的祭祀坑。

相机下的“纺织品痕迹”（图片来源：四川日报）

专家表示，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说明古蜀是中国古代丝绸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此次发现，在精神层面，印证丝绸有沟通天地人神的独特用途，在物质层面，也反映当时古蜀国的丝绸生产，为西南丝路提供考古学实证。

位于成都文殊坊的南丝绸之路雕塑（蓬州闲士 摄）

《山海经》中说，来自西陵的黄帝正妃嫘祖是养蚕缫丝的始祖，她的故里相传正是四川盐亭。也许，神话传说有一天能通过考古得到证实。

三星堆文物证实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证明4000多年以前，在四川就有了一个成熟的城市文化。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这样评价三星堆：

“蜀文化的生长点，就在这里。”

三星堆青铜罍（图片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国家文物局已确定“川渝地区巴蜀文明化进程研究”作为“考古中国”的重大项目，以三星堆、竹瓦街、小田溪、城坝等遗址为重点，深入研究川渝地区文明演进及其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总体格局的历史进程。同时，指导四川省、广汉市推进三星堆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工作，用好考古与历史研究成果，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

三星堆博物馆外景（图片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三星堆与古蜀国

20世纪80年代，不只是三星堆，全国各个区域都迎来了史前和先秦考古的黄金期，东北红山、浙江良渚、辽宁碣石宫、四川三星堆都有重大的考古发现，三五千年前丰富多样的面貌逐渐浮现出来。

三星堆1号神树（图片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为什么80年代成为全国史前和先秦考古的一个黄金年代？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副所长赵殿增解释道：“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重新拥有自由的治学风气；二是全国各地都进入大规模的基础建设阶段，有建设就要开拓荒地、挖地基，这样一来，很多发掘其实是基于建设的抢救性发掘；第三，是苏秉琦提出了‘区系类型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它让各地的考古产生了主动性。”

1981年，考古学大家苏秉琦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在此之前，他已提出过“文化区系类型”的概念，并提出了六大文化区系：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以晋陕豫三省接邻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洞庭湖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以山东及其邻境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以江浙（太湖流域）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主轴的南方地区——以此确立了中国史前文化发展演进大致的时空框架。

三星堆青铜神树（图片来源：新华网）

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殷墟考古开始，殷墟便成为其他地域考古的一个参照系。如果说二三十年代以殷墟考古为代表的先秦考古是民族主义式的为中国寻根，那么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区系类型说”为背景的各地考古，更是一种地域性寻根，来佐证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就好比我们曾认为中国应该是一条大河分出若干支流，但到了80年代，或许应该将几千年前丰富的文化面貌看成若干条小河并流而行，最终汇聚成一条大的河流。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图片来源：新华网）

如今再从这个背景下来看三星堆的考古，可以更加明确三星堆的价值。按照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的说法，点布在“夏商周三代”政治地图上的数千座城市，经种种无形的纽带连为一体，构成行政控制和财富分配的分级系统；而城邑的分级体系大体上与氏族和宗族的分级分层相吻合。古代中国的每个“国”，都是一个由若干等级不同的城邑构成的网状组织。三代初期这类国很多，每个国可能又包括了数量较少的城邑。经过战争与攻伐吞并，国的数量减少，而尚存的每个国内的城邑却在增加。

三星堆青关山一号大型建筑（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

各级城邑之间的互动行为有政治结盟、贸易往来、攻伐交战、婚配结亲，这些因素也在不断促使着“国”的减少。“夏商周”三个时代，似乎都有一个国家占据着优势地位，但这个国只是它们那个时代最显赫的国家，而绝不是当时唯一的国家。三星堆所属的古蜀国，就是这样一个与中原王朝并存且独立的古国，而且是一个未曾间断的、自成系统的文明体系。

“中国考古学的开端是殷墟，提供的历史信息量最大，可以让考古学家站在比较高的位置来审视。如果没有挖到殷墟，我们对商的认识会远远落后。”孙华说，如果没有殷商做对标，我们也很难理解三星堆的东西。

可以肯定的是，三星堆文化是一个青铜文明发达的文化，尤其是在两坑出现的时间——距今3000多年前。

（本部分内容来源：薛芃《最美三星堆 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载《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39期）

三星堆金杖上鸟飞鱼游，宛然在目（图片来源：新华网）

 延伸阅读 

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鸭子河）南岸，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遗址分布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域为三星堆古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

三星堆遗址平面图（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

三星堆，其实是遗址区中的三个土堆，有学者认为这三个土堆曾是一道相连的城墙，而现在残损的三个土堆只剩下半个了，高度也比从前降低了些。

三星堆这个名字，最早的出处已无从考证。清嘉庆年间《汉州志·山川志》载：“三星伴月堆，至西十五里。”在三星堆土堆的东北方，有另一道残破的土城墙遗址，形似弯月，被称作月亮湾城墙。于是，当地人就给这个景观起了个“三星伴月”的雅称。

三星堆遗址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文物部门重新启动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

1986年，发现1、2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神像、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金面罩、金杖、大玉璋、象牙等珍贵文物千余件，多数文物前所未见，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面貌。

1986年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考古学家 陈德安 提供，图片来源：人民网四川频道）

1986年，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出土时的场景（敖天照 摄，图片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1987年，考古工作者提出“三星堆文化”命名，推断其年代相当于夏代晚期至商周之际。

1988年，三星堆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星堆遗址区鸟瞰（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

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三星堆遗址考古与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至今，指导四川省开展大规模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陆续发现三星堆古城、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仁胜村墓地等重要遗迹，不断明确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结构布局。

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成都平原、重庆涪陵长江沿岸、嘉陵江流域、涪江流域、大渡河流域发现三星堆文化相关遗址，逐步廓清了三星堆文化分布范围，也揭示了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夏商文化的密切关系。

发掘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图）

此外，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平原发现以宝墩遗址、郫县古城遗址、鱼凫村遗址、芒城遗址、双河遗址、紫竹遗址等8处长江上游新石器时代宝墩文化城址，以及十二桥遗址、金沙遗址等成都平原商周时期重要城址，逐步探明三星堆文化源流。 

二号发掘舱及工作场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图）

发掘工作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理念，协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参与，形成考古、保护与研究联合团队。

四号坑表面出土金器（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

考古工作者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设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在多学科、多机构的专业团队支撑下，构成了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实现了考古发掘、系统科学研究与现场及时有效的保护相结合，确保了考古工作高质量与高水平。

3号坑青铜人像（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图片来源：新华网）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考古新发现，进一步展示了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推动三星堆文化研究深入开展。

现场保护实验室显微观察出土文物（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图）

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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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四川”综合自：新华网、人民网四川频道、国家文物局、三联生活周刊、四川文旅厅、川观新闻、成都日报锦观、三星堆博物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