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飞舟《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19日 11版）

正所谓“疾风知劲草”，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我们清楚地观察到，“家国情怀”这一中国人素有的思想情感，在疫情应对中发挥出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凝聚起同心同德、共克时艰的伟大力量。

从民族文化特征看，中国人大都崇尚一种从家庭安全和稳定出发的服从大局的意识和文化；从政治文化角度讲，“中国”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不仅指政权，更寓含着共同民族文化根基，有家园、祖国的含义，在患难时期有着很强的凝聚力。一些学者以西方“国家—社会”理论为基本视角，认为在中国找不到类似西方社会团体的组织，或者看不到这类团体发挥实质性作用，就断定中国没有“社会”、个人直接面对国家，进而推断出国家对个人是全面压制的关系。这是典型的用西方理论裁剪中国社会。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认为，与西方“社会”概念相对应的，应当是中国的“人伦”或“伦”，即以家庭为核心展开的一系列社会关系。这启发我们，在中国，发达的家庭关系及其衍生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伦理，是“社会”这一概念的核心内容。而且，中国的这种“社会”与西方的“市民社会”，不但在内容和结构上不同，在作用和功能上也很不相同。这些不同，集中体现在中国的“社会”与国家之间并非二元对立，更多的是内外呼应，我们可以称之为家国关系。对此，可结合本次疫情，从多个方面来观察和分析。

以家为本位的文化传统。这次大疫在中国暴发的时间非常特殊，恰好赶在春节。春节是中国人阖家团聚的日子，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会不远万里赶回家，这在每年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宏伟场景。正月初一，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强调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吹响了抗疫战斗的号角。对于中央的号令，让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全国人民的配合。这种配合范围之广、程度之高体现了家本位文化的稳固作用和家国情怀的聚合作用。在当前中国城镇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家庭人口的流动和分离是常态，短暂的团聚弥足珍贵，好比风筝收线、鸟儿回巢，风急雨骤更显出家的凝聚力。疫情来临，家庭成为每个人应对疫情的安全港湾，人们宅居家中，彼此间的关切和担忧转化为对中央号令的高度配合。

费孝通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到过，全国这么多人在外面漂来漂去，为什么中国的秩序还是稳定的？他说秘密就在家庭，因为人人是为了家，同时又有家作后盾。费孝通的这个说法，在学术界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在改革开放顺利发展的时期，家庭的作用只是在默默地发挥，即便整个社会的空间流动性和结构变动性都非常剧烈。但当这次疫情汹涌而至，政府明确号召“居家隔离”，使得家庭作为一个重要社会单元被凸显，家庭对于中国社会稳定的结构性力量更加明显地显露出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推己及人，便能扩展到与他人的关系中。为什么当中国人听到西方人说防病毒不出门限制了个人自由，会觉得荒谬和不可思议？就是因为在中国人心中，不出门丝毫不能说明中国人不爱自由或者更怕死，它真正说明的是中国文化以家为核心，中国人关注家人安全，也能体谅他人同样的感受。

家国同构的治理模式。中国在抗疫中的表现，无论是反应的速度、行动的力度、成果的效度，都是无与伦比的，必将给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局势的变化，甚至会进一步影响到学术界思考和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范式和方法。中国应对疫情的最大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人民为中心”。疫情期间的“以人民为中心”，就是把经济的考虑放在一边，“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这种对生命的高度重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民如伤”“民为贵”的时代升华。我们的一些关键做法，也呈现出家与国相依相偎的关系。从下往上看，全国人民居家防疫，家庭、社区“各自为战”，基层社区严防死守，从家庭到村庄、社区、街道、县市都守家有责、守土有责，绝对支持从中央到地方的大一统指挥；从上往下看，党中央态度鲜明、坚定有力，各级党委政府压实责任，全国各地物资、人员高效调度，有力确保基层社区自救、家庭居家防疫。正是这种家国一体、上下呼应的抗疫格局，造就了同心同德、共克时艰的有效局面。抗疫取得的重大胜利充分说明，在中国，家就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国就是万家平安的保障。

以中国人的家国情怀看社会治理。中国悠久的历史形成了家本位的文化传统，家国同构成为基本特征，家国关系也构成了社会稳定的基石。历史上，只有家国关系内外呼应、协调一致，百姓仁而不遗其亲、义而不后其君，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家齐而国治之时，才能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发展。可见，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如何理顺家与国的关系。这次疫情再次显示出，家国关系始终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石，国家政治以人民利益为本、以万家疾苦为重，人民群众以爱国爱家为美德、以家齐国治为己任，是上下同心、稳定繁荣局面的关键所在。

以中国人的家国观看天下，在疫情演变中看世界格局，更凸显出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这些都说明，现代文明并非只有一种或一个模式，经济全球化也并非传统文明跟上或者加入现代文明的过程，而是一个不同文明在各自现代化发展路径上交汇互动的过程。这种交汇互动需要各种文明在保持自身特性的基础上互相尊重，互相借鉴，如费孝通所言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进而实现和谐共生，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作者：周飞舟，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