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杜 羽《光明日报》（ 2020年01月02日 15版）

国家图书馆内的缪荃孙铜像。郑小悠摄/光明图片

《波斯笔记》 李 零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盘点·2019年书人书事】

当书店里堆起了各色的日历书，一定是旧年要去、新年要来了。

日子一天天溜走，日历一页页翻过，“21世纪20年代”悄然开启，2019年随之融入了历史。但书香犹在。

致知穷理 新旧合冶

旧传统与新文化，从来都是缠绕着，交织着，随着历史滚滚向前。

2019年岁末，缪荃孙铜像在国家图书馆揭幕。一袭长衫，一顶瓜皮帽，他是那个时代旧籍整理者的典型，协助张之洞编纂的《书目答问》，至今仍不失为进入传统学术的重要门径；这位传统学术的殿军人物，也被视为新思想、新制度的传播者与执行者——1907年建成的江南图书馆、1909年建成的京师图书馆，一南一北两个新式图书馆，都由他担任首任馆长。

百余年后，余绪未绝。在今天的南京图书馆，人们还可以读到缪荃孙主持江南图书馆时入藏的典籍；在今天的国家图书馆，人们仍然可以看到他为京师图书馆改定的善本书目稿本。

同在国家图书馆，梁启超铜像先此一年多落成。2019年，中华书局的俞国林就是在这尊铜像旁，完成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校订。

梁启超早年是维新派的代表，后来也是清华国学院的导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最早就是他在几所学校授课的讲义。以新的眼光检讨旧的学问，百余年来，人们从未放弃过这样的尝试。

不论最初的稿本、铅印本，还是刊发在杂志上的单篇讲义，抑或是近些年的各种当代排印本，俞国林都尽心搜求，相互比勘，补脱正讹。他为读者提供了这部学术史名著的一种新版本，也为近代文献整理树立了一个新标杆。

兼及新学与旧学的，当然还有陈梦家。从知名的新月派诗人转而成为重要的古文字学家，在现代文学史与学术史中，陈梦家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19年，在去世63年后，他的《中国铜器综述》终于出版。

1944年到1947年，陈梦家遍访美国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搜集流散海外的商周青铜器资料。他赴美期间编纂的《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也就是1962年出版的《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为学界所熟知。而与此同时撰写的《中国铜器综述》，却长期湮没不闻。直到1997年，才有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图书资料室发现此书的英文手稿。再经翻译、出版，又是20多年。

新与旧之间，或许并非壁垒分明。同样，中与外之间，既有碰撞，又有融合。

以研究中国为业的北京大学教授李零，三赴伊朗考察，2019年，他的《波斯笔记》出版，以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为中心。他说：“没有镜子，人看不见自己的脸。他人的眼睛，可以看见你的脸。”

2019年，中国学者撰写的六卷本《德国通史》、八卷本《英帝国史》先后出版。我们需要外国学者的世界历史，同样需要中国的学者以中国的视角讲述世界、理解世界，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关心世界、融入世界。

继《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等书之后，2019年，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邓晓芒又出版了《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句读》。他志在通过逐字逐句的细读，把那些“天书”般的文字还原为“人话”。邓晓芒对学生说：“我们要从最基层做起，不要厌烦做这些小事情，下这些最初的、最笨的功夫。”

“但宜推求，勿为株守”，有人说，戴震的这八个字道出了清代学术的真精神。或许也可以这样说：只要“勿为株守”，无论古人之书，还是西人之书，都可以为我们的精神提供滋养。

留史续史 传薪不绝

有些人，在历史中探寻奥秘；有些人，在书写着当下的历史。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获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恰在此时出版。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在自序中说：“以我在敦煌近六十年的所见所闻，为莫高窟的保护事业，为敦煌研究院的发展留史、续史，是我不能推卸的责任。”

在南京大学教授卞孝萱到了84岁高龄的时候，门下弟子也有了为他做口述史的想法，老人欣然同意。他觉得，“于漫谈之中，诸位可能得到一些书本上得不到的东西”——口述历史，是他晚年传授学问的一种方式。虽然口述尚未完成，卞孝萱就与世长辞，但在他的《冬青老人口述》中，对范文澜、章士钊、钱基博、周一良等众多故人与往事的回忆，无疑是数十年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的一个新的视角。

生于1910年的费孝通，改革开放后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记录了他晚年的大量观察与思考。在此书的整理者张冠生看来：“这些谈话，是费先生晚年里‘行行重行行’的如实记录。一站又一站，一地又一地，是一位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波澜壮阔的学术研究过程中的部分场景。”

不仅长者传递着他们的智慧，每个人都不乏可以传之久远的人生故事。

有一个叫冬冬的“80后”女孩，自出生的第一天起，语言学家爸爸就开始记录她的语言。不仅自己记，还动员一家人一起记。2019年，当冬冬长到34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时，爸爸李宇明的《人生初年：一名中国女孩的语言日志》出版了。1985年1月18日，出生第三天：“宝宝吃饱了，一个劲儿地打嗝儿。还可听到啧唇声和口腔微开的喉音……上下唇来回摩擦，发音已有长短之分。”而最后一条日志发生在女儿六岁半时，1991年7月22日：“冬冬接口道：‘要是离开爸爸，我就像掉了灵魂；要是离开妈妈，我就会心碎的。’”这部科学观察的著作，浸透着浓烈的亲情，也记录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生活的点点滴滴。

进京多年后，北京大学教授漆永祥发愿为远在西北边陲的家乡编写一部村史。他的《依稀识得故乡痕：漆家山50年村史》，始自他出生的1965年，终于2015年。“太爷老师漆润江”“村中火盆漆大娃”“一生盼儿漆早成”，这些注定无法出现在正史中的当代“小人物”，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喜怒哀乐在这部村史中活灵活现。漆永祥说：“自古僻壤皆无史，且留一册在人间。”

无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曾经的一切，都只能怀想而无法改写。90多年前，梁启超留给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无负今日”几个字。日历掀开新的一页，无负今日，才能无负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