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记者 李丹阳《光明日报》（ 2019年12月28日 07版）

云南省大理州巍山县全面实施精准扶贫，大力扶持引导农民发展高原特色农业，图为群众在山地里采摘万寿菊中药材。张树禄 摄/光明图片

河北省滦州市古马镇兴隆庄幼儿园的老师带领小朋友体验纺织。新华社发

2019年10月3日，京杭大运河（北京城市副中心段）正式旅游通航。新华社发

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2019年，人民政协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把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全过程，不断发挥听取民声、汇聚民智、凝聚共识的平台效用。这一年，全国政协的特色协商品牌——双周协商座谈会共召开了15场，主题涵盖社会各界关心的诸多热点话题，大到“一带一路”建设、脱贫攻坚战，小到百姓身边的养老、育儿难题，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岁末之际，让我们一起回顾双周协商座谈会上，政协委员们围坐共话的国计民生。

1.巩固脱贫成果，减少和防止脱贫后返贫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随着2020年的临近，消除绝对贫困后，巩固脱贫成果任重道远。7月26日，全国政协召开“巩固脱贫成果，减少和防止脱贫后返贫”双周协商座谈会，10位委员、1位地方同志和1位专家学者围绕巩固脱贫成果、减少和防止返贫，从培育产业、扩大就业、医疗保障、教育培训、金融支撑等方面建言咨政。

追踪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实施精准扶贫。

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胜期，更是巩固脱贫成果的初始期。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并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时强调，要把防止返贫摆在重要位置，适时组织对脱贫人口开展“回头看”。要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产业扶贫，组织消费扶贫，加大培训力度，促进转移就业，让贫困群众有稳定的工作岗位。

回眸

把稳定就业作为巩固脱贫成果的主要措施。坚定不移推动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有组织外出务工就业；把扶贫车间培育成为产业和就业扶贫的企业；通过“公司+农户”等模式促进农业产业扶贫；加强贫困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培训；采取公益性岗位就业兜底措施。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莫荣

巩固健康扶贫成果防止因病致贫返贫。数据显示，疾病是农村人口致贫返贫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健康扶贫既要着力消除已经发生的因病致贫的存量，更要建立完善长效机制，防控因病致贫返贫增量。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主任 卢江

关注极易滑入贫困的边缘人口。建议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将家庭人均年纯收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线1.5—2倍的农户，作为“边缘户”纳入常规监测范围；建立县乡村三级预警机制和应急救助机制，建立起一道防止相对“边缘户”陷入窘境的制度网。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邢台市委副书记 宋华英

2.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

就业，一头连着经济，一头连着民生，是宏观经济的重要目标，也是民生保障的首要基础，可谓国之大事，不可不察。2019年10月11日，全国政协召开“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双周协商座谈会，12位政协委员和企业代表一同建言咨政。

追踪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促进就业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201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把“稳就业”摆在“六稳”之首，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并列为宏观政策。

随着相关决策部署的推进和落地，数据显示，2019年前10个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93万人，提前实现全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但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减速换挡、结构优化调整效应叠加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以及国际市场等不确定因素增加情况下，做好稳定就业、促进就业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回眸

促进大学生就业需从结构调整和改革入手。造成大学生就业市场结构失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信息体系建设滞后,激励手段尚未到位，高校办学自主权有待进一步落实，创业支持和保障力度不足。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根本在于建构内生性、反应灵敏、富有弹性和活力的大学生就业匹配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副校长 罗卫东

解决好农村领域的就业问题。我国有大量农业院校，但据我们初步统计，近70%的农业院校毕业生转行从事非农产业。建议大力兴办农业院校，创造条件把涉农人才留在农村发展；实施农业人才下乡补贴计划，鼓励农业院校学生毕业后留在农村，从事现代农业生产或自主创业。

——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永好

创新对新就业形态的支持政策。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科技推动就业方式发生变革，催生了有别于传统就业方式和劳动关系的新就业形态，正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渠道。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一鸣

3.构建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的养老服务体系

健全养老服务体系事关亿万群众福祉，事关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2019年6月14日，全国政协召开“构建居家社区机构‘三位一体’的养老服务体系”双周协商座谈会，11位委员和1位养老服务机构代表围绕推动养老服务融合发展、支持养老服务机构发展、创新乡村养老模式、推进医养结合、加强专业队伍建设等建言咨政。

追踪

2018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2.49亿人，占总人口的17.9%；2018年老年人口较2017年增长859万，未来每年新增老年人口约800万到1000万人。全面进入老龄化成为我国不得不面临的重要挑战。

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养老服务政策体系逐步完善。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十三五”规划纲要设立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专章，对发展居家养老、保障老年人权益提出了更高要求。

回眸

构建“三位一体”的养老服务体系。一是政府要做好高龄、“三无”、城乡生活困难老人的兜底保障工作，培育好多元化的养老服务市场主体；二是重点强化社区的平台和枢纽作用，让机构进入社区、财力扶持社区、政策落地社区、功能完善社区，明确社区服务向家庭延伸和覆盖的责任；三是要大力发展智慧养老，利用好“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四是各地要因地制宜，探索适合本地区的养老服务模式。

——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任亚平

解决养老供需结构失衡问题。我国养老服务供给呈现“哑铃型”特征，即追求经济效益的市场化机构提供的高端服务和政府兜底的敬老院提供的低端服务多，普通老年人消费得起、质量有保证的中档服务不足；而养老服务需求呈现“橄榄型”特征，即高端和低端需求少，对基本生活照料和康复护理的中档需求多。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兼职），民建中央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 李世杰

赋予社区居家养老企业多种经营的资质许可。按政策，社区养老驿站‘一址注册，多址连锁经营’，但养老驿站的房屋由政府提供，大多没有房产证无法工商注册，这导致养老驿站想引入除政府规定的基础服务外的其他养老服务项目时，面临资质不全、超范围经营问题，阻碍了养老驿站规模化、综合化发展。

——北京诚和敬养老健康产业集团董事长 梁仰

4.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许多政协委员呼吁借《规划纲要》之机对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进行座谈、协商，以便更好地集思广益、凝聚共识，推动《规划纲要》的落实。5月24日，全国政协以“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主题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

追踪

由京杭、隋唐、浙东运河三部分共同组成的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发年代最早、空间跨度最大、使用时间最长的运河，2014年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2017年6月对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作出重要指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全国政协与大运河的保护利用有着很深厚的情缘，从五届全国政协开始，几乎每年都有这方面的提案或调研。积极推动大运河申遗和保护，凝聚了许多政协委员的心血和智慧。当前，全社会文物保护和生态保护的意识空前提高，同时，大运河保护传承中遗产保护压力较大、传承利用质量不高、生态空间挤占严重等问题依然突出，保护优先的理念需进一步强化。

回眸

    要摸清大运河文化遗迹遗物和文献档案资料的“家底”。目前运河文物展品和文创产品匮乏，展览内容单调重复、缺少吸引力的现象比较突出。究其原因，源于对运河文化遗产资源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不够。

——全国政协委员、文物出版社社长 张自成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要做好水的文章。运河水的现实情况是：黄河以北运河除城区景观河段外，有河皆干、有水皆污；黄河以南运河河段水质普遍较差；运河防洪、排涝、供水、航运、环境、生态等多功能的冲突不断出现；运河水工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在力度深度广度上都不够。建议加快提升南水北调东线输水能力，实现有水的运河；优先保护水资源，实现清水的运河；统筹发挥水功能，实现有价值的运河；保护利用水工遗产，实现有文化内涵的运河。

——全国政协委员、水利部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局长 朱程清

运河古镇古村保护要让原住民唱主角。运河古村镇是农耕文明的重要产物，保护中必须尊重传统业态，保障原住民利益。要让古村镇的居民愉快地留下来，要让大运河的民俗自发地活起来。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 金永伟

5.加强幼教师资培养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学前教育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2019年4月12日，全国政协召开“加强幼教师资培养”双周协商座谈会，12位委员围绕幼儿教师的培养体系、资格准入、编制待遇等建言咨政。

追踪

中共十八大以来，学前教育发展迅速。2013-2018年，在园幼儿从3894.7万人增至4656.4万人；毛入园率从67.5%增至81.7%，实现跨越式发展。但由于底子薄、欠账多，学前教育仍是一大“短板”，教师队伍问题尤为突出，严重制约着我国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教师队伍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也对全党全社会尊师重教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也突出强调了学前教育教师队伍建设。

回眸

目前，全国学前教育专任教师缺口52万人。考虑到2020年适龄幼儿新增入园需求，相应需增加专任教师13万人，累计缺口达65万人。与此同时，幼教培养机构也存在师资紧缺问题，“非学前教育专业人员培养幼儿教师”的现象频现。

——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原副部长 朱之文

改革幼儿园教师资格证考试制度是当务之急。我国2015年开始实施幼儿园教师资格证考试，从目前情况来看，考试的通过率极低。建议把幼儿园教师资格准入考试分为教师助理（保育员）、初级教师、主任教师等三个层级，对每一层级的考核提出学历和实际工作能力两方面的要求；大力提升幼儿园教师教育质量，把培养和培训纳入“国培”系统中。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刘焱

6.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生态补偿的实践取得了很大进步，生态补偿机制逐步建立。同时，随着生态补偿机制的不断深入推进，相关法制建设滞后、补偿指标体系不健全不科学、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建立难、建立后运转不良、分头管理分散补偿现象突出等一系列问题也不断显现。在2019年12月5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上，1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围绕生态补偿的资金投入、协调机制、社会参与、法治保障等建言咨政。

追踪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把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确立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要求落实生态补偿制度。

围绕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创新实践模式，做出了大量有益探索。全国20个省份实施了流域水环境质量奖补机制，近10个省份出台了大气环境质量奖补政策，近10个省份逐步扩大补偿内容。皖、浙两省更是历经7年的实践和探索，形成了生态补偿的“新安江模式”。

回眸

完善“两纵一横”生态补偿标准体系。国家层面要探索建立基于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和自然资源资产交易的“两纵一横”生态保护补偿体系，即国家或地方政府自上而下对生态保护重点区域实施补偿、自然资源使用人对国家或地方所有的自然资源资产使用进行自下而上补偿、受益主体向保护主体开展补偿。引导社会投资者对生态保护者进行补偿，进一步拓展补偿资金筹集渠道，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主席 张昌尔

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枢纽、以专业化为平台的多元化补偿市场机制。流域生态环境补偿不能仅依赖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拨款投入，建议政府将优质资源向产业龙头企业配置集中，在综合补贴、税收减免、信贷金融等方面给予支持，发挥领军企业引领标杆作用，实现流域生态保护专业化实施、产业化发展、市场化运作。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卢纯

（本报记者 李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