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光明日报》（ 2019年12月09日 07版）

由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莫桑比克马普托大桥。新华社发

高飞 郭红松绘

苏长和 郭红松绘

肖永平 郭红松绘

高立伟 郭红松绘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一带一路”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上，参观者（右）在体验木版水印工艺。新华社发

【智库答问·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编者按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外部条件。《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就“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具体要求。怎样解开“中国好，世界才更好”这一逻辑关系背后的制度密码，如何更好理解“中国之治”的世界贡献？光明智库邀请专家就此对话。

本期嘉宾：

外交学院副院长 高飞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苏长和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 肖永平

上海大学政党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高立伟

1.“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有坚实的制度依据  

光明智库：《决定》指出，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新中国成立70年来，这一显著优势对国家治理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苏长和：在我国制度体系中，以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特征的中国外交制度，保证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基本原则、核心理念、重要战略、政策实施上的独立性、稳定性和确定性，有效避免了一些多党轮流执政国家因为政党轮替而产生外交政策反复多变的缺陷，也有力避免了因为国家内部因素否决国际合作协议的消极性。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为对外关系提供了确定性很强的责任和承诺，这也是“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的制度依据。

肖永平：国际法是全球治理的基本手段。近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完善，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不断优化，促使我国国家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我国不少法律制度就是为满足全球治理需要或者履行国际义务而建立或完善起来的。例如，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对国内立法进行了系统的修订，推动了我国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应该看到，只有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才能实现国内治理体系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良性互动；只有参与全球治理，才能形成国际议题设置能力、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和国际协调能力，切实解决“失语就要挨骂”的问题。

高立伟：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也是中国走向世界、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国历来主张各国人民有权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通过亦步亦趋、走别人的道路来实现自己的发展振兴，也没有一条一成不变的道路可以引导所有国家和民族实现发展振兴”。我国在国际关系中坚持平等互利，与各国全面、深入、立体地相互了解，进而开展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2.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贯彻到方方面面  

光明智库：《决定》强调，要健全党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党对外事工作的领导为何如此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这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

高飞：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必须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我国对外工作强化了顶层设计，完善了机制建设。2018年3月，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外交部对地方外事工作的支持和指导力度加大，促进发挥地方优势，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对外工作体制机制改革进程明显加快，初步形成了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驻外机构管理体制。

肖永平：强化全国外事“一盘棋”，加强顶层设计，加快统筹协调，可以为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搭建科学的制度平台、提供先进的机制保障。比如，近年来，通过《关于加强党对地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改革驻外机构领导机制、管理体制和监督机制的实施意见》《关于改革对外工作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把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贯彻到对外工作体制机制改革的方方面面。

高立伟：地方外事工作是党和国家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对外交往合作、促进地方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地方外事工作，强调要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集中统一领导下，统筹做好地方外事工作，从全局高度集中调度、合理配置各地资源，有目标、有步骤推进相关工作。做好新时代地方外事工作，要以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服务总体外交战略部署、服务地方发展现实需求为圆心，以经济文化交流为主要内容，以友好城市等机制为重要载体。

3.讲公道、守中道、行正道，培育世界和平与发展力量   

光明智库：新时代，完善我国全方位外交布局有什么重要意义，重要抓手有哪些？

苏长和：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应德国科尔伯基金会邀请，在柏林发表重要演讲时强调，中国早就向世界郑重宣示：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可以说，中国在设计自己的制度体系时，就把“和平”铭刻在上面。

中国是一个讲公道、守中道、行正道的国家，中国的全方位伙伴外交不搞区别和歧视、不搞势力范围、不搞你输我赢、不针对第三方，主张调动国际社会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培育和增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力量，对维护全球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高飞：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为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世界注入正能量。我们坚守原则，主张合作，敢于斗争。面对保护主义，中国坚持开放包容，欢迎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新时代的中国外交致力于打造多层次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一些国家“断网”“退群”的同时，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网络正在越织越大，朋友越来越多。

肖永平：完善全方位外交布局，要更积极主动地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争取更多制度性权力；与有真实合作意愿的国家开展深入、广泛、全面的合作；根据周边不同方向挑战的性质和现实特点，采取不同的外交策略，营造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良好周边环境。在此过程中，利用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积极开展多边外交、不断提升主场外交的吸引力与影响力、充分发挥首脑外交的引领作用、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提高经济外交的有效性、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公共外交等，都是重要抓手。

4.为世界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光明智库：我国以共建“一带一路”等为实践平台，为解决全球“发展赤字”作出很大贡献。对此您如何看待？

苏长和：看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对世界有无借鉴意义，通常有三个标准：一是是否解放生产力、促进发展，让更多人分享到发展红利；二是其自身发展不是以侵略、掠夺、牺牲他国发展为代价，而更多是依靠自身奋斗和内部创新方式实现的；三是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能够兼顾并带动更多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发展道路为全球发展赤字的解决提供了选择和参考。

同时，中国为世界发展赤字的解决贡献着新的知识。比如，围绕发展议题的解决，我们创造性地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结合起来；再如，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保证了一张蓝图绘到底，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高飞：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提出并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是世界上减贫最成功的国家，我们不仅积极开展国际减贫合作、传授中国经验，还积极承担大国的责任和义务，在国际事务中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数字鸿沟为例，中国作为互联网发展大国，积极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通过数字“一带一路”推动解决全球发展失衡、数字鸿沟等问题。2019年6月，我国企业和非洲联盟签署谅解备忘录，旨在加强合作与信息交流，推动5G、宽带、物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在非洲的发展。

高立伟：消除贫困、发展进步是世界永恒的主题，也是世界和平安宁的物质基础。当前世界面临的各种难题追根溯源都和发展赤字有关。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着复杂形势，国际秩序处在关键十字路口，实质是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之间何去何从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各国应承担起各自使命责任，开展建设性对话，坚持求同存异，坚持多边主义，为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伟目标发挥正能量”。

作为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做好自己的事，就是对人类社会最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愿意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和责任。我们不仅在理念上为全球减贫贡献着中国智慧，更在行动上为消除发展赤字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体制机制和平台建设方面，中国积极协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发起设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成立中国-拉共体论坛，持续深化南南合作等，特别是连续两年在上海举办世界进口博览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重要公共产品，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红利，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

5.对外关系的高确定性带来稳定长远预期  

光明智库：我国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付出了怎样的努力，作出了怎样的贡献？这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何重要意义？

高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集中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和世界前途命运的重大判断，阐释了世界各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演化逻辑，从理论上回答了如何走出相对收益、局部收益和短期收益的国际合作困局。

参与全球治理是中国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手段。中国既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既是现行全球治理体制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也是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推动者和引领者。在国际政治安全领域，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政治安全治理体系；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中国支持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进行改革完善；在新兴的极地、网络、太空、气候变化等领域，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制定治理规则。

苏长和：对待国际治理体系中的存量组织改革，中国采取的方式不是推倒重来或者简单退出，而是在遵守其基本原则和规则的前提下促进其改革，例如推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投票权份额改革，使其逐步反映国际经济力量格局的变化，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而在旧的国际组织不愿、不能、不为的领域，中国同其他国家积极发起建立新的国际组织，促进这类领域治理体系建设。例如针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薄弱这个领域，中国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使得世界开始更加关注制约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基础设施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发起成立的新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体系中的旧国际经济组织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或者对话的关系。中国这种改革国际治理体系的智慧，减少了在世界政治经济转型期对国际体系可能产生的震荡，从而有效维护了国际体系的稳定。

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和联动性。国家治理能力提高了，一国参与全球治理建设就会有坚强的国内保障；全球治理赤字减少了，各国国内治理和发展也能够分享到全球治理水平产生的积极内向效应。中国近年来在全球治理领域的作用和贡献为人瞩目，重要原因来自我们的制度优势，在对外关系上确定性高、承诺性强，带来稳定长远的预期。这对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胜、王斯敏、蒋正翔、张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