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 2019年12月07日 10版）

刘一曼 194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长期在河南安阳殷墟参加考古工作，曾参加过小屯南地甲骨、郭家庄160号墓、花园庄东地甲骨坑的发掘。发表论文多篇，专著有《殷墟考古与甲骨学研究》等，合著有《中国古代铜镜》等。

图1：甲骨文的“戈”字

图2：甲骨文的“牛”字。配图为花园庄54号墓铜牛尊头部正视图

图3：甲骨文中的“万”字

图4：甲骨文中的“为”字

图5:甲骨文中的“夫”字

图6:甲骨文中的“妍”字

图7：甲骨文中的两种“龙”字

图8：殷墟出土的铜盘的龙纹

图9：甲骨文中的“车”字

图10：金文中的“车”字

图11:甲骨文中断轴的“车”字

今年是殷墟甲骨文发现120周年，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在殷墟工作多年，认识到考古与甲骨学的关系特别密切，它们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所以在这方面有些体会。甲骨文是一门专业的学科，它涉及考古学、历史学、文字学、文献学、民俗学、音韵学、金石学很多方面。我今天讲的殷墟考古与甲骨学这个问题，主要是用考古出土的遗物和遗迹去释读甲骨文。

殷墟甲骨文的三次重要发现

殷墟甲骨文到今天大概发现了15万片，也有说16万片的，这15万片大多数都是农民私掘出土的，考古发掘出土的甲骨文有35000多片。殷墟科学发掘的九十一年中，甲骨文有三次很重要的发现。

第一次甲骨文的重要发现在1936年，当时发现了甲骨文17096片。这个发现也非常偶然，1936年是殷墟第13次发掘，原来的计划要在6月12号结束，正好在6月12号那天下午4点多钟，当时主持发掘的王湘先生，在127坑边上用小铲扒拉，发现一些小的有字的卜甲，于是赶忙清理，结果越清越多，清出了3000多片小卜甲。天黑大家就收工了，准备第二天清理完。不料，几个人第二天从早到晚工作，竟然清理出几大箩筐的卜甲，而且还没有做完。怎么办呢？当时天气很热，他们想出一个办法，要把这个甲骨坑运回室内。于是将这个坑周围的土打掉，变成一个土柱，然后把土柱装箱。当时组织了48个人抬，花了两天时间，从小屯一直抬到安阳火车站，7月12号才运到南京史语所，开箱进行整理。从发掘到开箱整理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又花了三个月才把这批甲骨都取出来，编书又花了很长时间。最后统计，127坑发现刻辞甲骨17096片，绝大多数是卜甲，卜骨只有8片。特别重要的是大片的卜甲居多，完整的卜甲有300多版。127坑出土的甲骨文内容特别丰富，涉及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对甲骨学本身的研究和商代史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参与整理127坑的胡厚宣先生，撰写了《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二集，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将甲骨学与商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第二次甲骨文的重要发现，是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的甲骨，我参与了这次发掘。这也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引起的，当时在殷墟工作，主要是配合基建，没有主动对小屯进行发掘。1972年12月下旬的一天早晨，小屯村农民张五元，带着甲骨匆匆忙忙到工作站找我们。原来他那天上午在小屯村村南的一个路沟里挖煤土，当时农民买不起煤球，要用一些煤灰和黄土来做煤球。当他在小屯南路挖了几锨黄土，看见土的颜色慢慢变灰，仔细一看，里面还有一些小的骨头片。他就捡起来，结果发现上面有火号，所谓火号就是有钻凿灼过的痕迹，即烫过的、算过卦的卜骨。他把这些卜骨都捡起来，拿回去洗干净，发现上面有几片有字，于是用纸包好，跑到考古队来。他一进来就喊：“老戴，出甲骨了，快来看！”老戴是我们的戴队长，我们都到了他的房间看张五元带来的卜骨，其中6片有字。虽然字不多，但是文字很清晰。当时戴队长与我一块儿跟着张五元，来到他挖到甲骨的小屯南路路沟，我们用尖头铲一刮，还看见一些小的卜骨，但是没有字，另外还出现一些碎陶片，土色较灰，我们判断，这可能是一个甲骨坑。

当时是12月下旬，天寒地冻，没法发掘，我们运了几车碎土把它埋起来。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73年3月开始发掘。从3月到8月，从10月到12月，我们一共在小屯南地发掘了8个月，出土卜骨5260片、卜甲75片，基本完整的牛肩胛骨有100多版。

小屯南地甲骨内容也相当丰富，为研究商代的历史和甲骨文增添了一批很宝贵的资料，对卜辞的分期断代也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批甲骨都是科学发掘出土，有可靠的地层关系，解决了卜辞分期中过去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

第三次甲骨文重要发现，则是我亲自参加和主持的。这次发现也是一个偶然，1991年安阳市城建局要在殷墟博物院的门前修一条南北向的公路，修路前要请考古队进行钻探，钻探队在花园庄东地100米的地方打了好些探眼，其中三个探眼，用洛阳铲打到2米9深的地方，带上来的泥土中发现了小片无字的卜甲，都有钻灼的痕迹。初步判断，地下应有一个甲骨坑。

当时我们的队长是杨锡章，他打电话叫我赶紧过来发掘甲骨。10月18号，我带领一个年轻人在工人探出甲骨的地方进行发掘，经过三天，发现了一个长方形坑，编号为花东H3。

花东H3坑长两米，宽一米，非常规整。由于修路工期很紧迫，天气也比较冷，我们想赶紧把它清理完毕，但是工作了两天，只取出了50多片。因为甲骨太碎了，看起来一大片，其实裂成几十片甚至一两百片，很不好取出。最后我们决定学习之前127坑的工作方法，用木箱子整体取出。套入木箱之后，我们借了吊车和大平板卡车，先慢慢将箱子吊起来，再安全放到卡车上，然后运到安阳考古站开箱清理。

花东H3坑出土甲骨1583片，有字甲骨689片。其中卜甲占了684片，有字的卜骨5片，其中完整的有字卜甲300多版，可以与127坑比肩。此坑甲骨内容特别重要，其最大的特点是，这坑卜辞的主人是与王有密切关系的高级贵族。卜辞内容非常新颖，对非王卜辞及商代家族形态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出版了一套专著，引起学术界高度的关注。

殷墟甲骨文这三次考古发掘的成果，体现了科学性、集中性和丰富性。

甲骨的整治与占卜

根据学者研究，古代的商代人崇拜至上神（也就是上帝、天帝），祖先神和自然神。他们使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与神灵进行沟通，卜问事情的吉凶。

这里我介绍一下甲骨的整治与占卜的步骤。商人用牛的肩胛骨或者乌龟壳占卜，必须先进行修整。龟要煮、剔、锯、磨，清理干净后，还要将背甲与腹甲相连的地方（我们称之为甲桥）锯开，使背甲与腹甲分开，背甲一般还要从当中锯成两块，有的还要再加工或者在其中部钻个孔。肩胛骨主要是用牛的肩胛骨，它反面有直立的骨脊，先要把它锯平，然后把骨臼下部切掉一部分，有的还要切臼角，再刮磨光滑。

修整好以后，第二步是凿与钻。凿是枣核形和长方形的凹槽，多数是用刀挖成的。钻是指凿旁的圆的或者半圆的洞，是用钻或者用刀挖成的。

第三步是占卜的人提出占卜的事项。

第四步是烫，要用燃烧后硬木枝条的顶端，放在凿槽或者钻里头烫。边烫边吹，甲骨正面就出现卜字形的裂纹。占卜的人就根据裂纹的走向，来判断这个卦是好还是坏。关于当时商代人如何确定裂纹的好坏，我们现在也不大明白，但可以肯定，那时是有一定规则的。

第五步是刻卜辞。占卜完以后要在卜兆的旁侧刻辞，刻辞包括占卜的时间、卜问的人，卜问的事项以及应验的结果等内容。

甲骨文中的象形字和会意字

甲骨文中有不少象形字和会意字，形象反映了殷商社会客观事物的主要特征和生活状况，对甲骨文字形体进行考古学研究，是释读甲骨文字的一种有效的方法。

先说一下象形字。

这是戈字（见图1）。甲骨文的戈字，上部横道，代表着戈头，竖道是戈柲即戈把，是木头做的。殷代的戈，戈把长度大概在80厘米至1米左右。甲骨文的戈应源于这种安上木柲的铜戈。殷墟墓葬出土的铜戈，大多数都只剩下铜戈头，没有木把了。

这是牛字（见图2）。甲骨文的牛字是简化了的牛头正面形，是牛头线条化的一个表现。殷墟54号墓出土的铜牛尊，为水牛的形象，体态肥硕，四肢粗短，尾部下垂，目字形眼，眼珠外突，两只大角呈圆弧形向后伸展，双耳上竖。牛尊身躯布满了纹饰，非常漂亮，可谓国宝级文物。

这是万（萬）字（见图3）。甲骨文萬字像蝎子形，后来借为数字的万字。殷墟侯家庄M1001号大墓出土一件残骨笄，俗称骨簪子，骨笄顶部的形状，与甲骨文的万字轮廓基本相似，均突出了蝎子头前的一对拱钳。反映出殷人对蝎子有细致的观察，所以才能够造出这样形体的字。

下面我再介绍一些会意字。

这是“为”（為）字（见图4）。甲骨文的为字，像人手牵着大象，表示有作为的意思。西北冈王陵区发现两个埋象的坑，一座埋一匹象和一个人。另一座只埋放一匹象，是亚洲象的幼象。象的前肢上面还有一只小猪的骨骼。此坑最值得注意是什么呢？是象脖子旁有一个铜铃铛，表明了这是被人驯服的象。殷商时期，中原地区包括安阳一带，气候比现在暖和，也有象活动。为字的形体及《吕氏春秋》提到“殷人服象，为虐于东夷”的记载，表明殷商人已经能够驯服和驾驭大象了。

这是夫字（见图5）。像人的正面图形，头上有一个簪，也就是笄。这个字也是会意字，古代的男子成人后要束发加冠的，笄是束发的用具。

殷墟出土了数以千计或上万件骨笄和少量玉笄。一般来说，贵族用玉石做的笄，普通平民、奴隶用骨笄。殷代的男子用笄，一般为一人一根。后冈发掘了一个圆形祭祀坑，里面有三个人牲，头顶插一根骨笄。我参加发掘的郭家庄M160墓，发现有三个男性殉人，头顶上也只有一根骨笄，说明当时的男子，是一人只用一根骨笄或者玉笄的。

这是姸字（见图6）。像女子头上戴着簪。它的形体比较多，主要有三种。第一个是头上插着两根骨簪。第二个字就像女人头上戴一个冠，冠上再插有骨簪。第三个字比较复杂，有的甲骨文字书没有解释，实际上这是笄字的另外一种写法，异体字。

殷墟西北冈M1550是带四条墓道的大墓，殉葬坑中有一具人骨架，头上方就有八九排骨笄，大概有六七十枚，呈孔雀尾式的排列，最上一排骨笄之间散布着很多绿松石，这种情况与第三个甲骨文姸字相似。所以我们认为第三个字也应该释为姸字比较合理。

甲骨文“龙”字的秘密

这里我专门介绍一下甲骨文龙字的考古学研究。

我们知道，龙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龙的形象最早见于七八千年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几千年来，其形体不断地变化，并逐步规范，含义也日益丰富。殷商时代是龙发展、变迁漫长历史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因此，我觉得研究甲骨文中的龙，对研究中国龙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以下分几个方面来讲：

第一，是甲骨文中的龙字。

甲骨文的龙字有多种形态（见图7）。

其中第一排有六个龙字，这些龙字的特征是头上有角，身躯作S形，尾部外卷。甲骨学界都承认这是龙字，没有争论。

第二排也有六个龙字，其特点是头上无角，或者个别有角，身体作弧线状弯曲，或者叫C字形弯曲，尾部内卷。对这六个龙字，学者当中分歧比较大，不少的学者释为龙字，但也有很多的学者释成其他的字。我也认为应释成龙字。

第二，关于殷墟文物中的龙。

殷墟出土的商代文物中龙的形象很多，它们是甲骨文龙字的蓝本。根据龙身躯的形态，我认为殷墟文物中的龙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盘卷状龙纹。这种龙纹称为蟠龙纹，身躯较长，多数盘成圆圈，大多数没有足。多见于青铜礼器上，特别是铜盘里很多，龙头居中，一对大角，目字形眼，尾朝外。妇好墓、小屯M18号墓都出过这种盘卷状龙纹（见图8）。这种形态的龙纹也见于龙造型的玉器，妇好墓的玉龙也有少数呈盘卷状、尾内卷的。

第二类是长条状龙纹。这个拓片是妇好墓四足觥上的龙纹，身躯呈S形弯曲，有角有足，有的作站立状，有的作爬行状。小屯东北地出土石磬上的龙纹，有一个瓶形的大角，有足爪、尾挺长，龙身躯有鳞纹、云纹或者回纹、三角纹。这种长条状龙纹，还有的是一首二身。

第三种是弧线状龙纹。身躯较前两种龙纹短，多呈C字形，这类龙纹在玉器中较多。在铜器中也有，如西北冈M1400号大墓出土的铜盂器底上的龙纹也属于弧线状龙纹，有角，有足爪，躯体饰鳞纹。

关于商代龙纹的渊源。龙是现实生活中没有的动物，商代人怎么能造出这个龙字？我认为这是有其渊源的。新石器时代，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就出土了龙纹盆。其造型、构图与殷墟盘卷状龙纹铜盘基本相同。不同的地方是商代龙纹盘龙头居中，尾朝外，陶寺遗址龙纹盆，头在外，尾朝内，没有脚。

长条状龙纹的渊源，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蚌龙，距今5000多年，与妇好墓四足铜觥上的龙纹形态基本接近，不同的地方是蚌龙头上没有角。

弧线状龙纹的渊源，与红山文化的玉龙姿态很接近，不同的地方是妇好墓的玉龙有纹饰，红山文化玉龙没有纹饰。

可以说，殷代龙纹是吸收了新石器时代和夏代龙纹的诸多因素，经过改造创新而成的。

第三，甲骨卜辞中龙的含义。

甲骨卜辞当中的龙的含义大约有五种：第一种，方国名、地名；第二种，祖先称谓，如龙甲、龙母；第三种，神祇的名字；第四种，灾祸之意；第五种，龙与雨水有密切关系。

我认为龙的多种含义中，最重要一种是神祇名字，因为龙是殷人心目中的神灵，和殷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商代的人要对龙进行祈祷，认为它可以带来福佑，带来农作物生长所需要的雨水，也将龙作为吉祥、美好的象征。

龙是神，当然有通天的神力。著名学者张光直先生曾经指出，商周青铜礼器及青铜礼器上的纹饰都有通天地的作用。殷墟重要的青铜礼器上发现的龙纹也有这种职能。玉、石、骨上的龙形及龙纹也具有这种通天地的神力。

另外，龙还可以引导墓主人的灵魂升天。殷墟王陵区M1005号大墓虽然被盗掘过，但在南墓道有一小块地方没被盗，出土了两排石牛、石虎、石龙。石龙在最前，同时也最大，长40多厘米。它们放在南墓道的含义是什么？龙与虎是通天地的神兽，是学术界一致的看法。牛是不是这样呢？我认为牛的肩胛骨既然可以做占卜的材料，表明牛在殷人的心目中也是有灵性的动物，也可以通神。

商代大墓里，如果有四条墓道或两条墓道，南墓道是最长的、最宽的，就是说南墓道是殷代墓葬里最重要的墓道，下葬时是将棺椁、随葬品送到墓室的主要通道，也是墓主的灵魂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重要通道。我推测，南墓道排列成行的石龙、石牛、石虎就具有引导墓主灵魂升天的作用。

第四，是文物当中反映出龙与水有密切的关系。

殷墟的龙纹常见于盘、盆、盂一类的水器中，尤其是铜盘、铜盂占的比例很大。西北冈1005号墓出土过两件中柱旋龙盂，很有意思的是这个盂中四条龙环绕中柱转的形态，一放水，便能转起来，其意义表示在装有水的铜盂中，龙随波洄游的状态。另外，龙与水有密切关系，还可以从铜盆的构图表现出来。铜盆里龙居中，周边的动物常见鱼纹。

“车”字与殷墟出土的车

殷墟已陆续发现近百座车马坑，从中清理出二三十辆比较完整的马车，还清理出多条车辙。将考古发现有关车的遗迹和甲骨文金文车字的形体相对照，能使我们加深对商代车子结构和用途的认识。

甲骨文的车字（见图9），车字形体有好多个，我选了这四个。

金文的车字，就是商代铜器铭文中的车字，也有好几种形态（见图10）。

左下甲骨文的车字与殷墟出土的马车结构还是很相似的，主要都有一辕，一轴，穿过两轮的是轴，一舆，即一个车厢，还有两个轮子，一个车衡，马前头这根叫车衡，衡下有两个轭，它是套在马脖子上的。甲骨文的车字与发掘出土的马车结构是基本上相似的。

由于甲骨文的车字与发掘出土的马车基本相似，可以通过研究商代甲骨金文的车字，来探求发掘出的马车细部的结构。我们这样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很多收获。

首先，举出车衡和衡末饰这样一个例子。1987年以前，我们发掘出来的几辆车的车衡末都是直的，有的学者就认为，商代车是直衡车。但有的学者不同意，他认为在金文当中有很多曲衡的车字，甲骨文车字中也有直衡的、曲衡的。既然文字有这种形式，实物也应该有，我觉得这种看法很有道理。1987年，我参加发掘清理出第一辆曲衡的马车，这就证明了甲骨文、金文中这个“车”字的形体是有所本的。

另外，在金文中有的车字的衡木两端有三角形饰件，这其实就是衡末的装饰。1987年以前，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当卢，因为当时还没清理出完整的车，三角形装饰又散落在其他地方。但我参加发掘的1987年郭家庄52号车马坑，发现了三角形铜饰就钉在衡的末端，证明了它的用途。

第二，关于车轼。金文当中有一个字，在车厢当中前方有一条横木，称为车轼。过去认为西周才有车轼，商代是没有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清理出一条完整的商代车轼。但我也想过，既然金文当中有这个字，那么很可能商代也会有车轼，要不然怎么会造出这个字呢？1992年，我参加发掘的一个车马坑里，清理出来了车轼遗迹，十分清楚。后来我们又发掘了好几辆车，都有车轼。这样就把车轼的出现提前到商代，这也是由于金文启发了我们的思路。

1987年以前清理出的商代车辆，车辕都是直的，我也考虑到，金文当中有曲辕的车，我们是否也能找到曲辕的车呢？有了这个想法，发掘车马坑时，就特别细心地观察。结果1995年，我们在梅园庄就清理了两辆车，车辕的前段是弯曲的，车辕一直伸到衡附近再向上弯曲。

在金文当中，车厢有的是圆的或者椭圆形的，这就启发我们是不是商代的车厢形式也会有多种呢？1987年以前，学者认为车厢主要是长方形，因为当时只清理了几辆长方形的车。1992年，我参加清理的一个车马坑，车子的车厢就是椭圆形的，我还清理过梯形的车厢，说明殷代车厢有长方形、椭圆形、圆形或者梯形几种。

另外，甲骨文当中还有三片卜辞中有辕、轴折断的车字，有的学者将它读成辍字。

第一片卜辞中有车辕折断的车字，内容是叙述商王田猎时，马车的车辕断裂，招致有的人跌倒了。

第二片卜辞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其中有车轴折断的车字（见图11），内容也是记载商王田猎时发生车祸，车轴断了，马受惊了，这就使商王的车上有人掉了下来。

第三片卜辞中有既折辕又断轴的车字，内容也是记载商王田猎时，所乘车辆损坏的情形。

1995年我在发掘梅园庄北地车马坑时发现坑里埋了两辆车，一辆是完整的车，两匹马。另一辆车是残破的，车轴、车辕都折断了，车厢也压扁了。这辆断辕、断轴的车与甲骨文中的车字相验证了，说明当时的车子质地不是很好。

最后说一下，关于马车在商代战争中的作用，目前学术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以车兵为主，步兵配合作战；第二种认为步兵和车兵都是主要的兵种；第三种认为以步兵为主，车兵等其他的兵种处于次要的地位。

这三种看法，大家可以讨论。我个人赞同第三种看法，依据有三点：

第一，甲骨文中用车作战的刻辞非常少。甲骨文中记载车的卜辞只有20多条，20多条里有很多残辞，实际上能够清楚判别的只有十几条。而这十几条里，真正记载用车作战的只有两条卜辞。第一条是《合集》6834，但是对这条卜辞也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表示用车作战，也有的学者认为，这个车字用作人名。另外一条卜辞是第五期的，是帝辛时的记事刻辞。记载与方国打仗，俘获了方国的车辆、马匹、盾牌，还有很多弓箭，其中提到“车二丙”，表示俘获了敌方两辆车。

总的来看，用车作战的卜辞发现太少了，说明当时车很少用来作战的。

第二，通过研究发掘出土的马车结构，我认为商代与西周的马车相比，商代的车是比较笨重、不太灵活的。它的车轴很长，一般都长3米，最少2.9米。另外它的轮径也大，1.4至1.5米，辐条比较少，多数是18根，这样的车速度不太快，拐弯也不大灵活，不太适合车战。

第三，当时商代的乘车与作战用的兵车，都是一种形式，没有专门分出打仗用的兵车。我们怎么判断它是乘车还是兵车呢？只是根据车上的东西，如果车厢里有兵器，就认为它是兵车，没有兵器，就是一般的乘车。兵器有铜戈，还有箭头，没有矛。戈的柄是比较短的，我们看到商代金文中人持戈的图像。戈大概到人身体的一半或不到一半。学者研究，商代的戈柄长80厘米到1米左右。这样短柄的戈不适合车战，因为在两辆车错毂时的格斗中，它是砍不到敌人的。相比之下，周代车上矛、戟、殳都长三米多，车战的时候可以用来杀伤敌人。

综合以上几点，我认为，商代马车在战争中是处于次要地位的，主要是用于指挥、运输、通讯。杨泓先生早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我只是在他的基础上做些补充，对不对大家可以讨论。

最近纪念甲骨文120周年座谈会隆重举行，我与很多研究甲骨文和殷商史的学者都感到很振奋，国家这么重视这门学科，我们应该更努力地进行甲骨文研究、考古学研究工作，力争取得更好的成绩。

    （本版演讲资料及图片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