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阐明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明确了国家治理的任务、路径和举措，是我们党系统推进“中国之治”的重要体现。

整体推进“中国之治”，《决定》对“中国之治”整体结构的认识抓住3个重点。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是“中国之治”的重要构成。其次，“中国之治”涵盖了所有领域。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说明时强调，之所以决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这个问题，不是推进一个或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第三，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复杂巨系统。比如组织领导体系，就包括党的领导体系、政权结构体系、国家法治体系、政府治理体系、武装力量体系、群团工作体系等。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针对“中国之治”这一全领域巨系统采取的治理之道，发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制度优势。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旨在增进凝聚力、提高管理效能，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智慧。

协同推进“中国之治”，《决定》对“中国之治”各部分关系的认识抓住了3个方面：首先，国家制度是治理的根本依据，起到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作用。其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制度落实到国家治理中的具体化、实体化，包括国家治理的组织领导体系、政策法规体系、力量构成体系、资源构成体系等。第三，国家治理体系不等于国家治理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有紧密联系，但又有所不同。两者联系表现在，好的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治理能力才能更好发挥治理体系的效能。两者不同表现在，各国有其治理体系，但是否体现为一定治理能力，还取决于客观情况和主观努力。进一步地说，好的治理体系是好的治理能力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中国之治”的良性运行既要求各领域更好发挥作用，又要求多领域充分协作。《决定》体现了协同推进的系统特征。首先，区分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通过厘清制度的逻辑关系，促进制度协同发展。其次，形成了体现扛大旗、夯基础、保公平、办大事为特征的四大体系（党的领导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政府治理体系）的协同发展之势。第三，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体系的协同发展之势。第四，形成了内部强调和平统一、外部强调独立自主的协同发展之势。

有序推进“中国之治”，《决定》凸显了“中国之治”的时间表，体现在3个方面。首先，明确了分步走的总体目标。从制度来看，2021年是更加成熟定型，2035年是更加完善，2049年是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体现。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看，2035年是“基本实现”，2049年是“全面实现”。其次，更好地对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决定》强调，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既能持续推动中国进步和发展，也能确保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第三，更好地对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党长期执政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本色，坚定党的初心和使命。只有坚持初心和使命，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才能拥有未来。

实现中国良治和善治，要立足发展实际，强化有序推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制度建设的认识不断深入，从早期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建设到经济体制改革，从政治、经济领域向社会、文化和生态领域覆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更是把制度建设放到突出位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我国国家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发展，体现了“中国之治”坚持与完善的过程，确保了守正和创新的辩证统一。

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途不可以应万方。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客体的公共性、治理介体的综合性，增加了“中国之治”的难度。不断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需要我们从整体定位去把握局部，从局部改善去服务大局，发挥各个领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系统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

（作者系省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