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立群 《光明日报》（ 2019年08月21日 14版）

结合近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实际可知，史料研究正在成为热点。这与现当代文学自身的历史积淀有关。从“五四”新文学的诞生到今日，现代文学已有百年历史。百年历史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需要后人以系统化的方式去搜集、整理与研究。其中，传统意义上的、有30余年跨度的现代文学又由于特定的社会背景、区域性等历史原因，在客观上对相关的文献整理和史料问题研究提出了近乎迫切性的要求。与现代文学相比，当代文学虽然跨度较短、属于晚近的历史，但或是出于现当代文学整体化的考察视野，或是持续的历史化逻辑及其他种种考量，言及史料的整理与问题的研究也完全可以成立。

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热的兴起还与学科本身研究的拓展密不可分。现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需要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随着从业者越来越多，独立的作家作品论已很难再找到新的生长点。紧跟当代文学发展的批评也很难产生当年的轰动效应，难免给人以时效性强、历史感弱的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向广阔而稳定的历史、探寻新的路径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何况，作为一种基础性工作，现当代文学史料在搜集、整理上一直存有很多空白点，而古已有之的文献学、史料学传统又为现当代文学的同类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方法与经验。从实践的角度上看，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繁荣还可以缓解具体研究产生的紧张感、突破某些选题客观存在的限制与限度。

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热的兴起，虽然会吸引很多人关注其动态、加入其阵营，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前提条件。

其一，是如何理性地认识“史料”。无论从历史、文学哪个学科入手，谈及“史料”总会遇到另一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即“文献”。从概念上说，“史料”是历史遗留物，是过去的事物得以流传于后世的实物资料、语言资料。因为“史料”在流传后世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实物、文字记录和口耳相传三个主要途径，可据此分为实物史料、文字史料、口述史料三种主要类别。“文献”原指典籍，后泛指有历史价值的文字资料。不难看出，“史料”中的“文字史料”部分基本与“文献”概念相同，而这也正是当下部分研究者使用更为直观、突显的“文献史料”概念的重要原因。“史料”和“文献”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是有区别的，且在方法上也有很大不同，但若置于现当代文学的视野之中，两者的界限则没有那么明显。这是因为现当代文学中的“史料”基本甚至可以说都已转化为“文字史料”，而现代汉语的句法、标点符号的使用和印刷技术等客观存在的条件，也使“史料”和“文献”在研究方法上无法建构起相应独立的体系。当然，这并不是要忽视那些特殊个案现象进而忽视现当代文学视野中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相反地，区别两者能够有助于研究者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研究范围及有效的边界。不仅如此，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也不断为“史料”和“文献”提出新的课题：进入网络化时代，电子书、图片文件、图像文件等都使两者在确定自己范围时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开放的状态。也许，在此前提下，“史料”是一个更为全面、合理的概念，同时又是一个动态、发展、可以持续诞生新形态的概念，尤为值得关注。

其二，是辩证、合理地看待“史料”与“批评”之间的关系。熟悉现当代文学学科特点的人都知道，现当代文学研究历来有“搞史料”和“搞批评”之分。史料研究重材料、讲实证，文学批评追踪文学热点、重才气，讲究敏锐的感受力，似乎两种研究具有天然的界限。然而，如果转变固有的思维、进行辩证地理解，则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其实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任何一次批评都需要阅读相应的文字史料（即作品本身），任何一篇今日之批评都可以成为来日之史料；具有史料意识的批评往往扎实厚重、更具学术气息，能够对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进行清晰而准确的判断，而融入批评意识的史料研究则有可能增强自身的分析能力，并在呈现文采的同时让文字更加生动、活泼……因此，近年来兴起的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热，绝不意味着批评的衰落，它只是现当代文学学科自身的一次能动调整。无论是侧重于“史料”研究还是侧重于“批评”，具有一种深远的历史视野、建立相应的史料意识都应当是研究者必备的素质，而两者的有效结合是以“实证”和“解读”相互融合的方式，提升研究本身的理论高度和文学史品格。

其三，史料研究本身具有相应的结构层次。史料研究显然不是简单的搜集、整理史料，尽管这项工作是史料研究不可或缺的环节。史料搜集和整理是研究的基础，而后采取何种角度，确立研究的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才是史料研究的目的。上述至少是两个层次或两个阶段的划分在整体上大致勾勒出史料研究本身的结构。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由于学科自身的特点，两者往往是同时进行的。

如果说层次结构决定了史料研究的基本方向，那么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研究者应当对自己的工作要解决哪些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史料研究不仅要重新勘误、校正已有的文献，实现文献史料的全面、翔实、准确，一改诸如“全集不全”式的“通病”，而且还应当在搜集、整理史料的过程中，发现新问题，为以后的研究探索出可行的道路。除此之外，史料研究还应当兼具时空意识，或是在“重述”历史的过程中丰富历史的认识，或是以区域空间为特色进而突破地域性的限制，“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鉴于现有的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都注意到二者的有机结合，所以在突出研究特色和专业性之余，追求视野上的大、广、全、多，应当成为史料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现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还应当充分注意史料的价值。文学史料就功能和实践角度来说，是给文学史研究和书写提供资料，这样的辨析方式很容易在价值构成上区分出一般性资料和文学史资料，同样也能得出研究哪种史料更具价值的结论。需要指出的是，进入网络时代，很多可以纳入史料范围的作品，只有版本价值，没有文献价值。以目前图书市场上可以随处看到的种种版本的林徽因、张爱玲、徐志摩、萧红等现代作家的传记为例，每人都有百余种且都可以因为本身是传记而被纳入史料范围，但谈及究竟有多少价值却要大打折扣。史料研究不能因为“为研究”而走向“泛史料化”的状态，这是每个研究者都应当合理把握的重要尺度。

现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同样也应当重视史料研究者的素养。史料研究不仅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还应当秉持寻根问底、求真求深的理念。客观地说，史料研究是一个苦差事，可能长期奔行于查找、搜集史料的路上，而后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整理进而完成一篇扎实的学术文章。对于现阶段学术考评体制来说，史料研究者需要耐得住寂寞。同时，史料研究者还需要知识全面、见地深刻，精通研究视域内的文学和历史，唯其如此，史料研究者才能真正达到德、才、识、力齐备的状态。

总之，近年来兴起的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热，不仅标志着现当代文学本身已进入“自觉历史化”的状态，而且也标志着现当代文学研究本身正经历着一次结构和方向的调整。史料研究的适度繁荣有助于现当代文学学科本身的研究格局重构，开放式的史料研究可以促进文学批评的发展和文学史研究，在思维和实践不断更新的过程中，新的研究契机和观念理路正蕴含其中。

（作者：张立群，系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