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记者 任维东《光明日报》（ 2019年08月18日 10版）

    董必武同志题写馆名的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

    毛泽东同志在“八办”的办公室兼卧室。 

    位于红岩村的“八办”旧址。

蝉在一声接一声地鸣叫着，这里大树参天，绿荫覆地，山路弯曲着伸向前方。

 8月6日上午，距立秋只有两天了。虽然天阴，但夏末的重庆依然闷热。

刚刚参观完红岩革命纪念馆的我，与同伴们一起沿着清幽的小路，向后山走去。身前身后，不时有前来参观的各地人士走过。大家的目的地都是相同的，那便是红色圣地、赫赫有名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简称“八办”）旧址。

其实，“八办”在重庆的办公地点最初并不在此。据史料记载，1939年初，根据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常委有董必武、叶剑英、秦邦宪等人。因为当时反共的国民党政府不允许中共党组织公开活动，所以南方局只能设在公开机关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内，对外保密，最初其办公地点在机房街70号。

1939年5月初，日本鬼子的飞机对国民政府陪都重庆进行了野蛮轰炸，机房街70号也被炸毁。为寻找一处安全的办公地点，经地下党同志联系，找到了位于嘉陵江西岸、化龙桥附近的红岩村大有农场主人、当时的爱国进步人士饶国模，她欣然接纳八路军办事处入住。

董必武、秦邦宪等率领南方局和办事处大部分同志便在日寇那次轰炸后迁往大有农场，办公楼未建好前大家散住在几处茅草房里。直到1939年秋天，办公楼完工后，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才全部迁入。重庆地方当局将这里的门牌号编为红岩嘴13号。

红岩村，因其地质成分主要为侏罗纪红色页岩而得名。远看上去，这里的地质结构形态如同伸向嘉陵江边的山嘴，因此当地人又叫它“红岩嘴”。

令重庆国民党当局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小小的红岩村，竟然因为八路军办事处在此而成为革命的象征和各地各界进步人士向往的地方。

“八办”的办公楼掩映在翠绿丛中，坐落在郁郁葱葱的西北山坡上。那是一幢依山而建的三层灰色楼房，整个建筑占地约800平方米，由“八办”自己设计自己兴建。拾级而上，我看到，那块“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白底木牌子醒目地竖挂在门口。

整个建筑的底层是公开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沿着狭窄的木制楼梯上行，二楼便是南方局领导人的办公室兼卧室，周恩来的办公室是南方局负责同志开会、做出重大决策的地方。参观者可以在这里感受老一辈革命家当年工作生活的点滴，从中管窥为今人敬仰的“红岩精神”。

在我看来，让“八办”光耀中国革命史册的，不仅因其系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在国统区的指挥中心，而且是因为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重庆谈判。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国民党发动内战、争取和平，应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一再电邀，1945年8月2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不顾个人安危，从延安根据地飞抵重庆，率领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展开了长达一个多月的谈判，最终国共双方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为红岩的历史书写了最为光辉的篇章。

上二楼右转尽头左侧，便是毛泽东同志当年的办公室兼卧室。其房间很简朴，摆放着书桌、脸盆、单人床、衣帽架、风扇、收音机和两个大书架。周恩来的办公室就在他的对面。

重庆谈判的43天时间里，毛泽东同志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这里下榻，还运筹帷幄，指挥了著名的上党战役，粉碎了国民党阎锡山部队对解放区发动的进攻，为谈判进一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说起毛泽东同志的这间办公室，真有不少故事呢。在这间办公室里，毛泽东不仅同周恩来、王若飞等制定了谈判策略，还用办事处信笺重新手书了他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雪》，并把它送给了赋诗称赞他有“弥天大勇”的著名民主进步人士柳亚子先生。更有意思的是，1945年9月16日，毛泽东还在“八办”接待了美国驻华第14航空总队三个慕名到红岩村来访的年轻士兵，并与他们一起合影，共进晚餐。

就是在这个“八办”，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同志或以中共代表、或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高举抗日统一战线大旗，努力维系来之不易的国共合作，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白区”重庆开展各种活动，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5月1日，以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大楼为主体，包括曾家岩50号周公馆、双十协定签订地“桂园”等在内的红岩革命纪念馆建立并对外开放，由董必武同志题写馆名，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今天，在大名鼎鼎的“八办”旧址，通过各种实物和图片，人们既可以重温那段峥嵘岁月，也能更好地体会中国共产党人为全国人民谋幸福而进行艰苦卓绝奋斗的“初心与使命”！

（本报记者 任维东 撰文/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