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振海《光明日报》（ 2019年08月14日 14版）

清代文学家孔尚任的名作《桃花扇》，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作家白木的长篇历史小说《传国玉玺》（作家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则是借传国玉玺之器，写朝代兴替之实。《桃花扇》有一句名言“桃花扇里送春秋”，我套用一下，传国玉玺送春秋。白木的这部小说，通过传国玉玺在南北朝时期曲折离奇的迁徙故事，把这个时期纷纭复杂的历史烟云，巧妙收拢了进来，是一部填补空白的优秀作品。

应该说，作者选取中国历史上这一段最为复杂却十分重要的时期来写，既是挑战极限，也独具慧眼。许久以来，人们对六朝有些低估，因为朝代更迭频繁，历史事件庞杂，所以研究得不透，文学表现更是少之又少。但当时南北有很多的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民族融合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带来了文化的多样化，交流、碰撞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大文化，那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众多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多元中的统一，使得中华民族在浩荡的历史进程中异彩纷呈，蓬勃壮丽，在多样性中保持强劲的凝聚力。文学的自觉就是从南朝开始的。过去文史哲是不分的，《诗经》里好多作品不是文学，真正的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审美的东西，就始于南北朝的《昭明文选》。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三大文学批评巨著，都出现在那个时期。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郦道元的《水经注》更是集大成之作。

从某种意义上讲，南北朝百余年的迁徙、杂居甚至混战，是在为一个崭新的隋唐王朝做准备。那个时期即便是痛苦，也是为未来辉煌淬炼。我们在国外时，常常看到唐人街。唐人是什么？唐人就是民族融合后的中国人。

民族融合一方面让中华文化更加苍劲、丰腴，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认同、文化的凝聚。文化认同是一种肯定的文化价值判断，是文化成员承认新文化或异文化因素的价值效用符合传统文化价值标准的认可态度与方式。人民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既是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精神力量，又使这个民族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以传国玉玺在那个时代的流离转徙作为故事线，串起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五十年，这是个非常聪明的方式。传国玉玺是一个象征。它既是权力的象征，更是文化的象征。李斯刻在那上面的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一代一代传了下来。中国境内的任何一个民族再强盛，再落后，再凶悍，他们的首领同样认为没有这个东西就是白板天子，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事不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文化的认同。它发源于汉文化，散发至整个中华大地。

文化自信，首先应该是文化的认同。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五千年屹立不倒，就是因为文化的认同。这一点通过传国玉玺的传承就可以看出来。传国玉玺在南北朝时期见证的历史风云，更是一部文化史诗。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品的意义非常重要。据我所知，现在还没有这方面的鸿篇巨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材，而且还具有开创性、开拓性意义。

作者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也令我印象深刻。历史小说的创作，避不开史实和虚构的关系。史实是前提，虚构是文学的必要要求。无论虚实，最重要的，我认为，首先得尊重历史、敬畏历史。作者是在正史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作者读了大量的资料，还多次到北魏的发祥之地内蒙古，实地考察历史遗迹。这种严谨的态度值得肯定。在写作手法上，作者以别开生面的纪实推理形式，层层递进地讲述历史，这对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有着探索意义，它拓宽了历史小说创作的写作思路。

近年来，以架空为由头的所谓历史小说、历史剧，泛滥网络和荧屏，虚无和妄诞打破了历史的镜面，也践踏了文学的边际，给青少年带来极大的负面误导。如何能够在正史中寻找文学的逻辑，如何能够让文学呈现正史的魅力，让民族融合形成的大中华文化，绽放更加灿烂的霞光，《传国玉玺》做了很好的示范。

（作者：丁振海，系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