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湛 刘志洪 曹延莉 《光明日报》（ 2019年07月29日 15版）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却顾所来径，苍茫横翠微。”总结和思考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已走过的70年历程，是为了探明前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持续阔步前行。这种总结和思考既要面对现实，又应朝向自身，汲取思想和勇气，发现通达未来的道路，从而睿智并坚毅地前行。

1.主要进展与成功经验

7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引人瞩目的进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建构和应用的过程。对此，可以大体概括为思想、学术和现实三个方面。

基础理论建构和新理论领域开拓。首先是形成了中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系统理解，建构了中国的“教科书理解模式”。尽管借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中国的这种理解模式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中国实践与思想资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的系统总结与概括，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中国化和大众化。改革开放后，学界除继续改进“教科书理解模式”外，又相继提出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资本逻辑批判、政治哲学等诸多理解范式与理论成果。所有这些进展拓展了思想视域，丰富了理论宝库，革新了思维方式，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从深层次上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在反思基本原理和基础理论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的领域哲学或部门哲学研究蓬勃开展、方兴未艾。在传统的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四大块”之外，实践观、价值论、文化哲学、生存哲学、社会哲学、人的哲学、管理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发展哲学、交往哲学以及科学方法论等，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当然，这些研究往往也具有基础理论反思的旨趣与功能。致力于从传统的抽象理论进一步推进至当代的具体理论，孕育继而孵化了大量富有活力的生长点与创新点。这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进展。

历史整体梳理和文本深度解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梳理，是7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点之一。这既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整体历程与阶段脉络的宏观清理，更表现为对重要流派与关键人物的细致考察。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代表性人物哲学思想的阐释，对苏东马克思主义重要人物思想的研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的引介，都取得显著进展和丰富成果。另外，还触及了不在以往视野之内的非主流却有价值的人物与思想。这些研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提供了丰厚资源与有益启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系统梳理，内在要求对经典文献深入研读。精研文本的必要性和意义日益凸显。许多学者开展扎实的文献学和文本学研究，进行深度耕犁。先是对代表性哲学文本展开精细解读与阐释，进而从哲学视角与层面深入解读各类马克思主义文献，将历史唯物主义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这是“返本开新”的基础性工作，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持续发展的深厚根基和强劲动力。思想理论的创造需要以对文本的精研为前提。

对现实的科学反思与有效引领。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直面现实，从理论思维层面求解中国和世界的迫切问题，积极对现实加以反思和引领，提出并论证一系列富有价值的理念，推动中国社会乃至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反思和引领在改革开放后表现得尤为突出和富有成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藩篱，促进了思想解放，拉开了改革开放伟大觉醒的序幕。对于异化、人道主义和主体性等问题的反思，推动了人的自省与独立，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对现代化的哲学探讨，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宏观理论支撑。“以人为本”的理念构筑了科学发展观的灵魂。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都面向中国现实问题作出有益回答，提出众多思想理念。对现实睿智的反思与引领，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有价值的作为与贡献。

相对而言，在思想性、学术性和现实性三者中，学术性的发展最为显著。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中国学者日益深切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以厚重的学术性作为基础，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实现了大幅度以至决定性的提升，既体现为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全部哲学的历史和成就的深度梳理，也表征为学术规范程度日渐提高。这或许可以视为7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主要的进步。当然，目前仍存有若干明显不足。比如，不少研究没有真正把握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学术规范体例尚未达到应有的统一。

在70年艰辛探索历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若干值得珍视、汲取进而发扬光大的经验。正是得益于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的哲学取得了上述可观的进展。

同实践良性互动、砥砺前行。这是7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重要的经验。“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是对这一经验的恰当概括。它包括三个向度：其一，相互生成。时代是思想之源，实践为理论之根。实践精神的升华形成哲学，哲学是面向实践的反思。反过来说，哲学也生成为实践，通过实践现实化。哲学“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其二，相互批判。哲学批判实践，实践也批判哲学，二者相互矫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要求破除“文革”时期流行的哲学模式，而思想解放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对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偏差进行矫正。其三，相互引领。一方面，哲学引领实践。实践迫切需要包括哲学在内的思想理论指导。在实践基础上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理论思维高度引导中国实践凯歌行进。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自觉的理论指引和顶层设计，彰显了哲学思维方式的实践功能；另一方面，实践推动哲学发展。中国的建设和改革总是内在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与创新。改革开放实践要求从具体经验上升至系统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

兼容并包，百家争鸣。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经验。思想之花绽放在阳光雨露的呵护之中。唯有思想包容、百家争鸣，才有希望出现思想繁荣、百花齐放的盛景。这是人类思想发展的规律。哲学尤为需要自由宽容、兼收并蓄的良好环境。70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在开放革新、健康批评、鼓励创新的时期，我们的哲学总是能取得快速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日益发展壮大。

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这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可贵品格。哲学是自我批判和超越的智慧。7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所取得的成果，正是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过程与结果。一方面，从“教科书理解模式”的建构，到多种总体性理解范式的提出，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理解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发展。另一方面，思想理论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体现为从基本原理到具体理论、从宏观整体到生活世界等多个向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不再停留于抽象现实高度，而是深入具体现实层面，进至更为具体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切实把握人与人的现实问题。更关键之处还在于，对自我批判和超越所作的自我批判和超越。任何现实具体的批判都具有历史的局限性。自我批判亦如此，一劳永逸是不可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秉持科学的自我批判精神，总是将在一定阶段实现发展的自己再次作为批判的对象加以审视，从而在自我超越道路上不断前行、行稳致远。

不忘初心，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以人民为中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秉守崇高、追求卓越，胸怀理想、脚踏实地；心系天下，守护人类共同价值和文明成果，积极拓展理论视野与现实视野，始终具有方法论自觉等，是7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发展成就的宝贵经验和财富。

2.当前研究局限及其超越

真正的哲学总是真切而深刻地批判和超越自己。梳理已有进展和经验固然有益，但对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更具有关键意义的是揭示当下研究局限，进而探索自我超越之道。通过揭示若干整体性不足，引发学界对这些困境更为充分的重视和破解，会有利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与繁荣。

一是思辨压倒实证。思辨性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全部哲学的基本性质，也是哲学的优长所在。但哲学研究如果缺乏实证性基础，就会成为玄思建构的空中楼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注重实证向度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他们的理论是实证科学，并且是“真正的实证科学”。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实证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显而易见。从目前情况看，同其他哲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证性并没有达到应有程度，仍须继续提升。思辨有余、实证不足的情况并未明显改观。研究者们更注重或更有能力、更为习惯运用思辨方法，有限的实证方法往往囿于个人的观察、了解。不仅实证方法运用不够，而且对实证科学成果的吸收和利用也不足。

正确处理思辨性与实证性的关系，总的方向是把二者统一起来。目前的重点应是，有意识地借鉴和运用一些适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证方法。有研究者提出，哲学上的实验方法，如保留思辨性质的思想实验、引入计算技术的仿真试验、采用测量仪器的真实实验等，很可能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在需要以实证结果作为坚实基础才能取得真正成效的研究中，应当自觉利用实证科学的研究成果，以其为基石展开哲学反思与建构。当然，实证研究方法与结果必须批判性地考察和对待，并同思辨研究方法与结果相结合。

二是反思强于引领。反思和引领是哲学的两种基本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黄昏起飞的密纳发猫头鹰和黎明报晓的高卢雄鸡之双重形象。反思是哲学“生命活动”的基本方式，但引领对于哲学具有同等重要性。思想引领时代，行动构筑未来。以思想引领时代，这是哲学应有的担当，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品质。真正的哲学不会只是跟在时代后面反思，更不会落后于自己的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承担起在反思中引领时代前进的使命。

在洞悉时代本性与逻辑的前提下，哲学有能力引领社会历史发展，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中华民族宏大的历史创造，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需要哲学这种理论思维的引领。对现实的思想引领，不仅有助于主体自觉推动历史进步，而且有益于哲学自身发展。因此，在深厚的反思性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其引领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当务之急。关键在于，自觉在反思中拨开各种迷雾或荆棘，敞开前进的正确方向与道路，并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注意矫正和调适。这是哲学思想引领的主要方式。当然也不能忘记，正是深刻的反思为理性的引领提供了条件。

三是批判盖过建设。反思有余，引领不足，从另一角度看即批判有余，建设不足。引领是总体的思想引导，建设性的内涵更为丰富和具体。人类进步离不开健全的批判机制，哲学及其批判力不可或缺。不过，仅有批判也无法解决现实问题。没有立新的破旧，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发展。批判本身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建设。批判只是“上篇”，建设构成“下篇”。不仅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更要进而创造和建设新世界。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明显存在建设性不足的问题。我们激烈批判资本逻辑，但对如何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始终欠缺内容充实并具说服力的理论分析。优点和缺点时常相互转换。批判性过度强化，同时就意味着建设性相对弱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应有强烈的反思性与批判性，而且必须展现强劲的建设性与创造性。马克思强调在批判中建设：“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在批判错误理论过程中，不断制定和完善自己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一贯的创作方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而且思索了理想社会的基本规定和实现路径。我们的哲学既是“批判的武器”，更是“行动的指南”。建设和创造是21世纪中国的主旋律，也是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为此，应当积极针对现实及其变化，提出富含智慧与力量的规范性理念和建设性方案。这种建设性不仅体现在现实中，而且彰显于理论上，需要在新的思想理论创造中实现出来。

四是阐释多于创造。在哲学研究中，学术性与思想性的地位时常“轮转”。总体而言，21世纪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更热衷“论”，较欠缺“史”。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哲学创造还是相当丰富的。不过，由于学术支撑不够充分和坚实，这种创造的水准在总体上没有达到很高的程度。有鉴于此，学界开始着力提升研究的学术性，这是很有必要的。然而，学术性的强化又在一定程度上“矫枉过正”。进入21世纪，人们变得过多重视“史”，而较为忽视“论”。学界当前最为注重的是对他人思想的阐释，研究往往围绕古代、西方和当代思想家的热点思想展开。人们通常不是尝试从现实与历史、理论与学术、哲学与科学的角度多路径地充分证成自己的观点，而是首先并主要考察和征引以往学者的论说。学术阐释成为当前研究的主导方式。“重阐释，轻创造”的格局十分清晰地显露出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以注经释义为最高旨趣，而应以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参与改变世界的实际活动，并从中提炼新的思想理论。诚然，在哲学发展史上，学术阐释往往构成主流和常态。但在深刻变革、加速发展的新时代，新的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层出不穷，更需要能够回答新问题的原创性哲学出场。当代中国发展迫切需要以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方式分析和解决不断生发与凸显的现实课题，基于变动的现实与长远的愿景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论，进而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

五是观念重于现实。与其他哲学不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现实性是最具本质性与标志性的向度。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现实必须既作为出发点又作为落脚点，既作为目标与前提又构成过程与结果。现实性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性质，而且是优越于其他哲学的关键点。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提出哲学现实化命题，期冀哲学成为现实。后来，他还严厉批判“意识形态家”们“习惯于用‘历史’和‘历史的’这些字眼随心所欲地想象，但就是不涉及现实”。正是由于从真正的、根本的现实——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矛盾运动出发，马克思主义才决定性地超越了全部非现实的观念论哲学。然而近年来，即使在这种高度注重现实、以改变现实为己任的哲学中，也相当程度地存在观念有余、现实不足甚至以观念代替现实的倾向。许多研究似乎不仅没有赶上现实，而且愈发远离现实、陷于观念。现实和现实史常常被或主动或被动地置换为观念和观念史。甚至在一些人心目中，只有观念及其历史才有资格成为哲学的对象，对现实及其发展的解剖并非真正的哲学，至少不是哲学的高级形态。当然，有些研究者也希望切中进而变革现实，但碍于诸多主客观条件限制，难以真正深入和改变现实。

许多学者希望通过转向学术性研究来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尊严与独立。但是，维护学术的尊严和独立，并不意味着应该退回书斋。恰恰相反，它要求学者们以独立自主的批判精神面对整个生活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当然，学术阐释也蕴含现实关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观照现实。一些进行学术阐释的学者也试图以学术方式切中现实，这种努力值得钦佩。然而学术阐释毕竟不等于现实研究，它距离现实更远。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怀有比其他哲学更为强烈的现实意识和现实感。对于我们的哲学而言，“朝向事情本身”，就是朝向现实特别是根本现实本身。以思想理论的方式切中和引领现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照现实的主要方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即便是对思想的学术阐释，也应有必要的现实感，注意把握其现实基础。

六是分化胜于整合。分化和整合均为科学研究的经常性现象。不过，在特定阶段，二者皆容易被过度突出。在现代学科中，分化过度而整合不足的倾向较为明显，甚至现代学科制度本身就带有浓厚的过度分化色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这种分化有余、整合不足的情况也日益蔓延开来。研究者们各有较为独立的问题域与方法论。经典形态研究和再生形态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文本阐释、思想建构和现实解剖，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和文化哲学等，“群雄并起”，派别林立。这本可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繁荣的契机。问题在于，不同领域、路向和范式的研究者对话交流很少，并且往往认为自己的领域、路向和范式是最为优越和重要的。

“学科争论和地盘之争是没有意义的”，“经济学并不应该试图与其他社会科学割裂开来，只有与它们结合起来才能获得进步”。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的说法不仅适用于经济学，也适用于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全部哲学。我们应自觉把握分化和整合的尺度与分寸，使之在更大程度上有益于整个研究的格局与进展。哲学当然可以有强烈的“学科意识”，但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了从特定视角具体回应人类发展需要哲学做什么和怎么做。当前，迫切需要在分化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整合力度，强化综合研究、协同“攻关”。既要持存学科、领域、路径和范式意识，也要保有跨（超）学科、领域、路径和范式意识。开放发展中的“求同存异”原则，同样适用于哲学界。心平气和的沟通交流与抱诚守真的互学互鉴，会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我们应围绕当代中国和世界重要问题，整合各方面学术和思想资源，形成研究共同体，强化研究的公共性，协同创新发展。即使是思想阐释，也不能局限于对某个人物或思想的研究，而应同时兼顾整个流派或特定问题的思想史。

3.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持续阔步前行应处理好的关键问题

纵观走过的70年不平凡道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面对若干关乎前途乃至命运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得好，就能顺利向前；处理得不好，就会遭遇困境。前述的当下研究局限之所以出现，同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密切相关。其中，有的是一直在处理而没有处理好，有的是有时处理得不错有时又处理得不好，还有的是日渐凸显，迫切需要予以重视。唯有深刻澄明进而正确处理这些总体性、根本性和前提性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持续阔步前行。

首先是学术性、思想性和现实性的关系。在新时代，必须更加合理地解决这个一直没有处理妥当的问题。总的立场当然是实现三者内在融通、有机统一，因为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规定性，并且相互制约、相辅相成。在总体意义上，这种关系可以标示为：现实性——学术性——思想性——现实性。从现实尤其是现实问题出发，发掘和运用已有学术资源，生成有助于破解难题的思想与方法，最终落脚于对问题的合理解答和对实践的科学引领。如此环环相扣、层层递进，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当前，迫切需要在继续强化已经逐步得到发展的学术性基础上，再度加强和突出现实性和思想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贡献给人类的最宝贵财富，是面向现实、建基学术的创新性思想理论。

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价值取向。研究者是仅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职业，还是应视为事业乃至志业？马克思之所以成为大众心中千年最伟大思想家，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激荡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心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所秉持的立场与情怀。马克思不是职业哲学家，却是志业哲学家，他把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与自由作为毕生事业，矢志不渝、热烈追求。遗憾的是，现在一些从业者把这种“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哲学当作职业，而非事业，更非志业。在一些从业者那里，我们的哲学不再是理想和担当，而是越来越被变成谋生乃至谋利的手段。当然，研究者也是“现实的人”，也必须“生存”。在合理范围内，功利性目的也同理想性目的一样，可以被正当地追求，但必须摒弃那种将我们的哲学变成纯粹功利手段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的是将其作为事业以至志业的心诚志坚的马克思主义者。

最后但却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目标。在新时代，我们应向怎样的目标迈进？这事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指针与准绳。在特定意义上，目标就是方向、道路和前景。应确立并一经确立“就用以指导整个研究工作”的目标是：在理论上，系统性地建构和完善具有时代水准与民族特质，进而能够引领人类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在实践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奉献智慧与力量。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全力追求和完成的目标或任务。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研究就是富有成效的。一旦发生偏离，就必须及时调整或矫正，以确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正确道路上前行。以上所说涉及的只是在理论上反思的结果。这个果实亦即种子要在现实中生根发芽，进而成长为参天大树，唯有实际地自觉贯注于我们的行动之中才是可能的。相对于理论自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自觉更需要强化。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中国思想的壮丽重生。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表征复兴中的中国思想的高度与深度，构成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人类精神的精华与灵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的当代发展，需要高度自觉反思、超越自身和批判、引领现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充分运用成功经验、奋力克服研究局限、合理解决关键问题的过程中，在面向现实、立足学术的思想创造与实践开拓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将实现更加辉煌的理论进展和现实成就，更为有力地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

（作者：郭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志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曹延莉，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哲学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