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四川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发展60周年。回顾新方志的第一个“甲子”，在四川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有力领导下，在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积极配合、热情参与下，四川地方志工作切实转变“闭门修志”观念，破除“一本书主义”，主动融入改革发展大潮，与时代同频共振，在服务中心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上展现了方志担当，实现了方志作为，以转型发展谱写了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篇。

一、坚强领导，方志发展保障有力

1960年6月，四川省地方志编辑委员会成立，正式拉开四川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工作序幕。1972年，四川省地方志编辑委员会被撤并入四川省社科院。1981年，中共四川省委决定恢复成立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这一年是四川新方志发展的转折之年，自此起，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均由常务副省长担任，为新方志编修提供了组织保障。2003年7月，全国首部地方志工作法规《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经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2007年11月，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218号发布《<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实施办法》；2013年11月，《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经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修订通过；2018年省级机构改革中，四川省委编委将“史志编纂”职能列入涉改部门“三定”规定，依法治志格局逐步形成。这期间，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分别于2001年、2015年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地方志工作的意见》，领导层面和制度顶层设计的支持，为新方志事业规划蓝图变为发展现实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众手成志，方志事业硕果累累

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部门组织实施，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众手成志编纂模式，地方志事业成果丰硕。

2000年左右，四川完成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全省编纂出版志书10280部10348册（包含部门志、乡镇志、厂矿志、山水志等），其中，《四川省志》1种63卷79册，市（州）志9种77册，县（市、区）志168种。第一轮《四川省志》编纂出版，结束了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刊刻印行以来184年四川无完整编纂出版《四川省志》的历史。

2020年，是四川省第二轮三级志书编纂工作收官之年，截至2020年6月30日，《四川省志（1986—2005）》已出版66部，市（州）志出版16部，县（市、区）志出版174部；年鉴编纂方面，1部省级综合年鉴、21部市州综合年鉴、182部县级综合年鉴实现一年一鉴、公开出版。理论研究和制度规范上，不断总结第一、第二轮三级志书编纂实践经验，先后制定《四川省第二轮市县级志书编纂规范》《四川省第二轮市县级志书审查验收办法》《〈四川省志〉各分卷审查验收办法》《四川省地方综合年鉴工作管理办法》《关于实施地方志工作质量提升行动的意见》等，四川方志理论研究和制度建立，从摸索前行到逐步规范。

三、深化服务，创新拓展成效显著

方志流传绵延千载，贵在史识，重在致用。切实破除传统地方志工作重“存史”，轻“为用”的观念，着力实现“存史、育人、资政”三大功能。

一是方志成果趋于多样性。在三级志书编修主业基础上，新增行业志、专业志、乡镇村志、山水名胜古迹志等编修；年鉴方面，新增行业年鉴、部门年鉴、专业年鉴，更为系统、全面记录各地各部门各项事业发展历程。

二是方志工作体现服务性。创办《资政参阅》，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创办《四川要闻》，及时记录四川每周发生的大事要事、取得的发展成就；结合时政热点、舆论焦点、群众关注点，整合优势资源，编纂出版特色志书，组织撰写文章；建立方志文化宣传基地，打造方志文化服务中心，以系列举措更好服务中心、服务大局。

三是方志传播凸显大众性。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借助现代传媒手段，将方志文化用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整理开发。扩大传播途径和方式，加强与权威媒体的联合协作，壮大方志四川“两微五号一网一台一刊”新媒体宣传矩阵，形成“报纸上有稿、电视上有影、电台里有声、新媒体上有互动”的立体传播格局，方志文化走出深闺，走近社会，走入百姓。

回顾60年发展历程，四川地方志在探索中前行，在创新中发展，在推动事业转型升级上步履坚定，为保存四川历史记忆、传承弘扬巴蜀文明、助力文化强省建设、服务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作出了积极贡献。

新时代需要新作为、新使命呼唤新担当。面对新形势下地方志工作实际，四川地方志工作将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增强“一方之全史”的责任感、使命感，深入践行“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历史使命，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以提升“三个服务”水平为抓手，不断推进地方志事业转型发展，竭力为服务省委“一干多支”战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实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