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儛，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

——战国·佚名《山海经》

《汉书·艺文志》将它列入形法家之首，《隋书·经籍二》则将它归入地理书，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称其为“小说之最古者尔”，它，是《山海经》，虽广为人知但仍神秘莫测，《山海经》究竟是谁写的？又描述的是哪里发生的故事？

《山海经》原来是蜀人所作？

历代以来，人们对《山海经》究竟由何人所作一直争议不断。有人认为作者是大禹、伯益（《上山海经表》），有人认为作者来自印度（《山海经的研究》），还有人推论出作者应当是古巴比伦人（《屈原与九歌》）。近代以来，随着考古发现与学术研究的推进，“山海经由蜀人所作”的观点也逐渐登上学术舞台。

《山海经奇》截图 （图片来源：央视纪录片）

较早提出“山海经由蜀人所作”这一观点的是蒙文通。他在《略论〈山海经〉》的写作年代及其产生地域中提出，“《中山经》把古巴、蜀、荆楚之地都作为天下之中心来看待”，并认为《海内经》四篇所称“天下之中”指的也是四川西部地区，《大荒经》以“都广之野”为天下之中，而“都广之野”则在成都平原。他的《再论昆仑为天下之中》则认为，《山海经》所记都广之野的情况“适为成都平原景象，故愚谓《山海经》为蜀人之书”。但蒙文通的观点并未立即为史学界所认可。

幸运的是，1986年三星堆出土了两株青铜神树。这两株青铜神树是《山海经》中“建木”与“若木”的象征，建木生长之处，正是“都广之野”。就这样，《山海经》以三星堆为链接，与成都平原走到了一起。

商青铜神树 (图片来源：三星堆博物馆)

成都平原是“天下之中”？

按照《山海经》的记录，都广之野（成都平原）是“天下之中”。不过，《山海经》所说的“天下”可能是指巴蜀荆楚甚至仅指巴蜀地区，与中原文化体系的“中”并不一致，更不是现代地理学意义上的世界中心。

蒙文通先生指出：“中国农业在古代是从三个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一个是关中，一个是黄河下游，在长江流域则是从蜀开始的。农业使人们定居下来，‘以我为中心’的思想也就逐渐产生，三个独立发展的农业区，产生了三个‘天下之中’。《山海经·大荒经》以都广为天下之中......”

天府之国农耕文明始源宝墩遗址 （图片来源：新津区地志办）

古蜀时期，人们对大地的认识颇为有限。蜀人将自己已知的范围视作“天下”无可厚非。《山海经》创作于古蜀国晚期，也正是古蜀国的鼎盛时期。

生活在古蜀国腹心地带的蜀人，自视为“中心”，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自豪感，这是社会与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合理现象，也从侧面印证了成都平原当时的富庶。

古蜀时期农业有多发达？《山海经》里有答案

这种富庶表现在《山海经》中，则是“爱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爱处”。这样的描述并非臆造，而是古蜀时农业发达的记录。

考古学研究表明，早期农业工具颇为简陋，均为打制石器。随着农业的发展，打制石器逐步淘汰，磨制石器成为主流；农具的种类也迅速增多，出现了石斧、石锄等更高级的石器。

在成都平原古蜀文化的各个遗址中，普遍出土有各种用于农耕的石斧、石刀、石锄、石凿、石矛、石杵等生产工具（《成都市蜀文化遗址的发现及意义》）。

大邑县高山古城遗址出土的古蜀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 （图片来源：封面新闻）

古蜀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呈现出专门化、成套化的特点，从侧面说明了古蜀国的农作物种类繁多，与《山海经》中“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互相印证。

“膏”可指粮食细腻、滑润，如膏般绵密。可见古蜀农业不仅品种丰富，而且质量极佳。而“冬夏播琴”则说明古蜀人已经掌握了双季栽培的农业模式，粮食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考古学上的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十二桥遗址、新繁水观音遗址、成都方池街遗址、抚琴小区遗址第四层、岷山饭店遗址第六层、指挥街遗址第六层的商代文化因素等，无一不为这一时期古蜀农业经济成片分布的情景提供了有力证据。

无论是文字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确凿地表明：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古蜀的农业已经获得了初步发展，有了相对高级的形态。正是有了发达的农业技术与农业精神，蜀人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用来支持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天府农业博览园 （图片来源：新津文旅）

自此之后，成都有了“覆衣天下”的桑蚕丝织，有了品质卓越的造纸业，有了才华横溢的文人，有了“铁山鼓铸”的手工业......农业，这门古蜀国的“支柱产业”，正是此后数千年繁华成都的完美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