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广受好评的《典籍里的中国》官宣第三季书目！我们注意到，《典籍里的中国》第三季中有两部跟成都有关系的书。一部是《华阳国志》，另一部则是《杜工部集》。

今天，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被誉为“中国方志之王”的《华阳国志》为何这么牛？凭什么能上《典籍里的中国》。

《华阳国志》

在《华阳国志》问世之前，中原正史对于巴蜀地区的记录一直相对较少。尤其是有着“二十四史之首”之称的《史记》中，对于巴蜀的记载可谓是寥寥无几，在之后的史书里，对于巴蜀历史文化的记载，也颇有混乱和缺失之处。

信史的缺位，使得巴蜀长期以来被中原地区视作蛮荒之地，为了扭转世人对巴蜀的偏见与误解，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自刘氏柞替而金德当阳，天下文明不及囊世，逮以多故……然逮在李氏，未相条贯，又其始末，或有不详。第璩往在蜀栉沐艰难，备谙诸事，更叙次，显挺年号，上以彰明德，下以志违乱，庶几万分有益国史之广识焉。”

从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常璩写《华阳国志》的目的就是：补正史之阙。

《华阳国志》全书共十二卷，其中前四卷《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分别记述了巴、汉中、蜀和南中各州郡的建置沿革、地域范围、风俗、山川、道路、物产、歌谣、当地大姓等内容。第五卷至第九卷，主要内容为叙述东汉初年至东晋初年，先后在蜀地建立的各个政权的历史，分别是公孙述及刘焉刘璋父子割据政权（《公孙述刘二牧志》）、蜀汉政权（《刘先主志》《刘后主志》）、西晋政权（《大同志》）、成汉政权（《李雄特寿势志》）。最后三卷内容均以叙述人物为主。其中第十卷《先贤士女总赞》是《华阳国志》中唯一没有以“志”定名的一卷，该卷采用了先赞后注的体例，是一种有注有赞的文体。《华阳国志》第十一卷《后贤志》是常璩为当代人所写的传记，写法一如总赞，总二十人，皆为益、梁两州的名贤。第十二卷是《序志》，主要表达常璩自己的思想及撰书的目的。

在《华阳国志》中，常璩着力记录下了巴蜀之地的人杰地灵。比如常璩通过研究，考证出黄帝的正妃西陵氏之女嫘祖来自蜀地，蜀地的彭祖还是殷商太史，这份考据，对西汉大儒扬雄提出的“（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说法进行了质疑。

常璩的质疑在后世也得到了考古验证，随着三星堆和金沙等考古遗址的发现，大量具有极高冶炼技术、艺术造诣和精神诉求的青铜器、金器、石磐、玉璋等乐器礼器的出土，证明古蜀之地的确曾创造过灿烂的文明。

此外，依然流传至今的“文翁石室（成都四中）”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教育史上都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这段往事在班固的《汉书》中被评论为“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令人遗憾的是，与文翁几乎同时代的司马迁竟然在《史记》中对其置若罔闻，未置一墨。对此，常璩在《华阳国志》中作了详细记载，最终让文翁化蜀的事迹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世界最早使用天然气煮盐的“邛崃盐井”，也是四川在人类科技发展上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常璩对此也多有记载，这些记载和存世的汉代制盐画像砖一起，擦去了四川科技发展的历史尘埃。在《华阳国志》中，常璩对巴地总结为“其民质直好义，士风敦厚，有先民之流”；对蜀地则评价为“蜀多文士、好文雅”，最后总结为“巴有将，蜀有相”。

这份精准的评价，时至今日依然形象且适用，也正是因为《华阳国志》的客观、准确、完善、广泛，使得其成为研究远古到晋代西南历史文化的必备之书。之后无论是范晔著《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郦道元注《水经》，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只要涉及西南史地，都不免会参考《华阳国志》的内容。

正是因为《华阳国志》，常璩被称为千百年来中国地方志鼻祖，他在巴蜀文化传承中，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