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究竟有没有文字，各地不断出土的巴蜀印章如同一句句解开古蜀谜团的暗语，似乎正在尝试给出答案。

很长一段时间里，考古界曾一度认为古蜀文明没有文字。扬雄在《蜀王本纪》中似乎提供了佐证记载：“是时人萌（民）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漫长的古蜀，有着无数神秘的故事。出现过三星堆、金沙这样璀璨文明的地方，一个经济、社会如此繁荣的文明怎么会没有文字？常璩在《华阳国志》中也持反对意见，他举证大名鼎鼎的彭祖还曾担任过殷代太史，太史总不会不识字吧？但这样的争论并没有结果，直到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四川地区陆续出土的青铜器上，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神秘的图案。这种神秘符号其实在过往一些旧印谱中有过零星的记录，如《十钟山房印举》《宾虹藏印》《瞻麓斋古印徴》等。由于其过于艰深，无法理解。

天回出土铜制巴蜀印章（战国）

关于这些古老的图语，历史必须铭记考古学家卫聚贤。抗战期间，成都西北桥白马寺坛君庙修建砖瓦厂，出土了一批铜兵器和鼎、壶等，这些器物相继落入古董商之手。卫聚贤在成都地摊上发现这些造型奇特的东西，他敏锐地发觉这些文物很可能来自古籍中记载的那个湮没已久的王朝。

1941年，卫聚贤在他主办的《说文月刊》上，分两期发表了题为《巴蜀文化》一文，用大量照片、拓片勾画了一个璀璨的巴蜀文化，这是历史上“巴蜀文化”概念的第一次提出，也是“巴蜀图语”实物第一次发表。“巴蜀图语”一词横空出世。卫聚贤认为，春秋之前，蜀人即有自己的“图饰”，春秋战国时期，蜀人开始仿写中原文字。尽管他未确定这就是古蜀国的“文字”，但此说一出即引起轰动，于右任先生便是坚定的支持者。

1954年，四川省博物馆（今四川博物院）在四川巴县（今重庆市九龙坡区）冬笋坝、昭化县宝轮院相继发现一批船棺葬墓，墓中就出土了这类印章，古印谱之上的神秘图案，终于有了类似的实物印证。

此后，四川各地发现这类印章的数量逐渐增多。1958年在芦山清仁乡出土4枚；1977年10月在犍为五联公社出土5枚；1978年9月在绵竹清道公社出土1枚；1979年3月在越西华阳村出土1枚；1985年在荥经同心村共计出土42枚……

进入21世纪后，这种文物出土的数量依旧没有减少，宣汉县的罗家坝、成都的蒲江县、宜宾的沙坝和成都商业街相继出土许多枚。

宣汉县罗家坝遗址出土的符号（上排）与印章（下排）（蓬州闲士/摄，图片来源：四川方志图库）

大量的巴蜀印章出土，其上的图案却又无法可解。学者们推测这应该就是古蜀人的文字。这些图案、铭文、印章被统称为“巴蜀图语”。它们蕴藏着丰富的形制、玄妙纹饰的图语，成为窥视古蜀文明的窗口。但这些神秘的符号到底代表着什么，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1983年，成都北郊天回山下的土门大队砖厂在取土时发现了一枚巴蜀印章。这枚古蜀铜质印章直径外3.3厘米、内2.6厘米、厚0.6厘米、重40克。印章为圆形，背面为桥形钮，钮正中有一小孔。正面纹饰上为四指形，左右各有一竖，中部为一横，下部中间似山字形，左下侧有一小点。倒过来看，又好似下面是四条河流，上部是一座山或是一个“王”字，个中寓意耐人寻味。这枚印章图案规整，以今人眼光看来也颇具艺术感。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战国墓里出土的巴蜀印章中，除了巴蜀图语，还有汉字。这似乎表明在战国时代，蜀地在使用自己的文字的同时，也在混合使用中原文字。比如在一枚内容为“二王”并立的巴蜀印章里，“王”字就非常明显，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望帝丛帝二王并立的标志。如果说天回是杜宇的降生地，那这枚天回印章上隐约的“王”字，会是望帝王族的标志吗？不管怎样，古蜀人在天回山一带聚居与活动的久远历史，可由此得到证明。

巴蜀印章在四川盆地周边不断被发现，至今大约有200枚。所用材质，以青铜为主，极少数为石质、骨质和琉璃质。青铜巴蜀印章可能是青铜器中最小的器物了，大似铜钱，小如纽扣，重也不过数十克。巴蜀印章的出土，有特点也有规律。其一，多为土坑船棺墓，墓主具有较高身份。其二，印章多携带在主人脖颈和腰上，为主人所钟爱重视。其三，出土所在大多是巴蜀重镇。

这些印章制作年代为春秋至西汉早期，后突然消失，再不见踪影。巴蜀印章器形精巧，有圆形、方形、矩形、半圆形、山月形等，形态不一。印纽也非同一般，有鼻纽、鋬纽、觹（鹰嘴）纽、鸟首纽等，趣味生动。印台多扁薄圆形，还有覆斗方形、亭台形、圆柱形等，少数高等级墓葬出土铜印带印套。巴蜀印章的作用至今未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印章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于巴蜀符号印章的研究开始变得活跃起来。随着研究的深入，现在普遍认为，巴蜀图语流行于古蜀开明王朝，包括印章和文字两个体系，但也可能更早。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认为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图像性的符号，有手掌、花蒂、水波、房屋、人兽等；另一种是文字性的符号，少数与中原文字一样，多数还未能解读。巴蜀文字是在巴蜀符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有考古学家认为，巴蜀文字发源于蜀，后来传播到川东地区，成为巴蜀地区通用的文字，这些古文字九成以上是刻在铜兵器上。这种猜想在近年来蜀地出土的众多虎纹青铜戈上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可。什邡、新都、郫县（今郫都区）、峨眉等地都出土过带有这种笔法、构造非常接近的图案的铜戈，这些图案方块造型，直排，非常接近象形文字。考古专家孙华认为，巴蜀符号在众多兵器上出现，绝非偶然。巴蜀符号是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吉祥符号，而不是文字。将吉祥符号铸于兵器之上，其用意大概是佑护使用者，使其免于伤害，并赋予力量和勇气，激励他们奋勇向前。

还有研究认为，战国时期，古巴蜀地区可能存在数种文字或图语混用的情况，即巴蜀图语、巴蜀文字、中原甲骨文和金文。从古蜀与中原王朝悠久的交往历史可以想见，若说中原文字完全没有影响蜀地是不可能的。开明王朝在政治方面仿中原礼制，立宗庙，重礼乐，商业、手工业有极大的发展，这一切没有成文的典章制度也是不可持续推行的。巴蜀在接受中原文化的同时，又对自己的文化有所坚持，处处体现出独特的地域性。秦灭蜀之后，巴蜀文字仍然继续流传，直至汉初，巴蜀文字仍屡屡可见，直到汉朝才逐渐归于寂灭。

宣汉县罗家坝遗址出土的动物、符号、印章与文字（蓬州闲士/摄，图片来源：四川方志图库）

不管巴蜀图语是不是文字，可以肯定的是，它是古蜀人重要的交流使用工具。巴蜀图语印章在湖南常德、桃源、长沙及陕西紫阳等地也有发现。这表明，它们曾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使用。只是目前对于印章上的图语还无法诠释，古蜀国神秘的历史也只能从文献和传说里略微窥视。

考古学常常会带给人们惊喜，也许在某个时刻，古蜀人沉睡千年的秘密终将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