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6日至3月19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秦其明、方志出版社社长李富强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年鉴处处长王熹一行3人，应台湾省中兴大学历史系主任宋德喜教授和王明荪教授的邀请，前往中兴大学、中正大学、“国史馆台湾文献馆”、“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台湾大学、台北市文献委员会、“国家图书馆”、台北市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等文献收藏整理机构，考察中国地方志的收藏利用情况，并与台湾省的修志专业人员和学者，就海峡两岸编修地方志的许多学术问题做了较深入的切磋交流。现将此次考察交流情况报告如下：

一 文献机构与大学图书馆收藏地方志与地方文献情况

在台湾省考察期间，我们重点考察了上述文献收藏整理机构和大学图书馆。在中兴大学和中正大学，秦其明作了题为《大陆新编地方志情况简介》的演讲；在中兴大学，李富强作了题为《地方志之出版——大陆地方志出版情况介绍》的演讲，王熹作了题为《地方志与历史研究》的演讲；同时与这些机构和大学图书馆长期从事文献整理和地方志开发利用的专业人员进行了座谈交流，现将这些机构和大学图书馆的基本情况择要予以介绍。

（一）中兴大学图书馆

中兴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是台湾省编修地方志的中心之一，该系的王明荪教授、黄秀政教授、宋德喜教授、王良行教授、孙若怡教授、林时民教授、孟祥瀚博士、蔡琼慧博士、廖启照博士候选人等都主持并参与完成了多部市志和镇志的编纂，并培养了一批修志的专门人才。中兴大学图书馆位于台中市南区国光路250号，是1961年本校改制大学时，由前台湾省立农学院图书馆改组而成，原坐落于校园椰林大道运动场右侧，为二层楼建筑，总面积875平方米，设有阅览座位320席。1979年改建为一栋四层楼圆型阅览室与五层楼之长方型书库连接而成，总面积11844平方米，设有阅览座位1100席，1980年正式启用。现在的图书馆是1999年912地震后重建的，为一栋地下一层、地上七层的建筑物，总楼地板面积34492平方米，设有阅览座位约2000席。图书馆的管理部门由馆长室、采编组、参考组、办证服务台、借还书柜台、参考咨询台、馆合服务／影印服务、期刊组、期刊服务台、资讯组、多媒体中心、典藏组、自习室组成。

中兴大学图书馆给人的突出印象是设计理念人性化、布局合理、技术先进、设施齐全、藏书丰富、环境优雅，服务周全。图书馆的格局是地下一层为自习室、停车场，一楼为参考资料区、参考咨询台、办证服务台、借还书柜台、影印室、置物室、馆长室、采编组、参考组、第一简报室，二楼为西文期刊、长青阅览区、音乐频道欣赏室、读者讨论室、研究小间、影印室、期刊组、密集书库，三楼为中文期刊、阅报区、多媒体中心、音乐频道欣赏区、读者讨论室、影印室、资讯组，四楼为中文图书区（300－500类）、新书展示、音乐频道欣赏区、读者讨论室、研究小间、影印室、资讯推广教室、第二简报室、典藏组，五楼为中文图书区（000－200类、600－900类）、特藏室、音乐频道欣赏区、读者讨论室、影印室、图书资讯教学实验室，六楼为西文图书区、音乐频道欣赏区、影印室、图书馆会议厅、第二会议室、第三会议室，七楼为艺术中心、国际会议厅、第一会议室。

中兴大学图书馆的各项设施不仅是一流水平的，而且在提供服务、方便读者方面，更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例如在阅览服务方面，凡是本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于开放时间，可凭服务证或学生证在馆内阅览，并利用各种资料。18岁以上校外人士，可凭身份证明文件，换证入馆参阅及复印各项报刊资源。在借换书服务方面，每日以E-mail寄发预约书到馆通知、借书到期及逾期通知。在多媒体服务方面，多媒体中心提供DVD、VCD、CD、录影带等多媒体资料供读者观赏，2－6楼并设音乐频道欣赏席位，3楼中厅设有100寸大荧幕不定时播放影音节目。在参考服务方面，图书馆维护发展纸本与电子参考资源，以现场、电话、传真、信函、电子邮件、网页等方式，协助、答询使用者利用图书馆各项实体与电子图书资讯资源，并提供个人化讯息通知、教授指定用书、专题选粹等服务。在馆际服务方面，以校内外多元管道提供本校教学研究所需的各项资源：一是电子资源联盟的信息，可以使用Wiley电子期刊联盟（CONWIS）、TEBNET电子书联盟、学术电子资讯资源共享联盟（CONCERT）、Digital  Disseration Consortium数位化论文典藏联盟的资源。二是借助文献传递服务系统，凡是本校未典藏的书刊资料，可通过本馆服务上网连接“文献传递服务系统NDDS”向海内外图书馆申请借阅和复印。三是通过图书互借服务系统，实现本校系（所）际图书借阅，与台湾大学、中研院史语所、中部大学图书馆联盟等建立图书互借服务。在推广服务方面，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开展指导教育、资料库检索讲习、研讨会等活动。在书刊资料荐购服务方面，欢迎各方面人士推荐图书、期刊及视听资料。如为专门学科之图书资料，可径向相关系所、单位图书室推荐。中兴大学图书馆是一座综合图书馆，中国旧方志（包括清代编纂的有关台湾省的地方志）、有关大陆方面的地情书和新编地方志及台湾省编修的新地方志等均有收藏，主要提供历史教学、研究与文史爱好者借阅使用。

（二）台湾大学图书馆

台湾大学图书馆位于台北市罗斯福路4段1号，其前身为“台北帝国大学附属图书馆”，创办于1928年3月，至今已有76年历史。由于校区分散及历史渊源，目前除总图书馆外，还有法律暨社会科学院及医学院2个学院图书分馆，以及数学、物理、化学、大气、海洋、生化与图书资讯等7个系所图书室。总馆提供各项读者服务，并集中处理各馆藏单位的书刊采访、编目及行政支援事宜。此外还设有图书委员会，由各学院推派教授组成，以协助图书馆业务的推动和发展。

台湾大学图书馆有严密的组织管理机构，负责日常事务和图书馆的运行。各机构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效率很高。图书馆的最高领导是馆长，下设图书委员会、馆长室（办理公文、档案、人事及馆务幕僚等业务）、行政组（办理预算编列、财产管理、馆舍安全清洁、公文收发等业务）、采访组（办理图书资料的采访、征集、交换、赠送、财产管理，及购书经费的执行与控制等业务）、期刊组（办理期刊报纸的采访、装订等业务）、编目组（办理图书资料的分类、编目、加工及书目资料库维护等业务）、阅览组（办理典藏、阅览、读者服务、学科服务等业务）、特藏组（办理中外文善本资料、线装书、地区研究资料、校史、专藏文库等之搜集、典藏、编订及阅览事宜）、视听服务组（办理视听资料的征集、视听器材的管理、多媒体服务中心读者服务等业务）、推广服务组（办理读者利用教育、参考服务、馆际合作、安排参观访问导览等业务）、系统资讯组（办理自动化系统与网络设备的管理维护工作）。该图书馆是一座日式风格的楼房，一楼为流通柜台、现期期刊区、当月报纸区、一般及人文社会参考区、线上资料库检索室、阅报区。二楼为人文社会图书区、艺术资料区、密集书库。三楼为装订期刊区、校史室。四楼为科技图书、科技参考书及装订期刊、舆图区、多媒体服务中心。五楼为地区资料、线装书、各种文库及善本书。最高一层为本校博硕士论文、出版品暨教师指定参考书专室、24小时自习室及国际会议厅。此外，全馆设有70间研究小间及2间讨论室，各楼层均备置检索电脑及影印室。

台湾大学是一所综合院校，其馆藏书刊资料，以配合校内师生教学研究的需要为中心，举凡文、理、社会、医、工、农、生物资源、管理、公卫、电资、法律和生命科学等各领域的图书、期刊、视听资料等均予收藏。全校庋藏现已逾300万册／件（含图书、期刊、报纸合订本与视听资料）、期刊27000余种、电子资源12000余种、报纸近100种，是台湾收藏资料量最多的大学图书馆。在文史方面，台湾大学以研究台湾省地方史著称，从创校开始，就建立极具地域特色的讲座与研究所，从事华南、台湾省及南洋地区有关的历史、自然、产业、资源等各方面的调查和研究。

在地方文献和方志收藏方面有四大亮点：一是收藏有中外文古籍善本资料20余万件，在各大院校中堪称佼佼者，如淡新档案、明版线装书、琉球历代宝案、西洋摇篮期刊本等为罕见的珍贵的资料。二是有关台湾省地方史的资料旧籍数量庞大，可与“国家图书馆”分馆和“国史馆台湾文献馆”鼎足而立，是台湾省地方历史资料重要的收藏机构。三是法律暨社会科学院图书分馆的馆藏特色为日据旧藏、官书资料、各级法院裁判书汇集。这些资料不仅数量可观，而且价值为其他史料所不可替代。据统计，该分馆承继日据时期法政与经济方面的相关书刊资料约80000册，其中有关台湾省地方历史研究的资料2000余册，包括官厅、统计、一般文献、法政经济文献、产业经济报告、物价与贸易、地理风物、社会、经济史，以及法规等，内容丰富，是研究日据殖民地时期台湾省法政经济的重要参考资料。四是注重地方志的收藏。在图书馆五楼的方志收藏室，既有许多善本方志，又可以看到不同时期、不同出版社如台湾省华文书局印行的《中国省志汇编》，台湾省学生书局印行的《新修方志丛刊》、《明代方志选》，台湾省中文出版社印行的《永乐大典本地方志汇刊》，台湾省成文出版社影印的《中国方志丛书》等；大陆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书目文献出版社、中国书店等众多影印出版的各种版本的地方志书均有收藏，数量可观，为一般大学所不及。除了台湾省新编修的地方志外，对大陆新编的地方志，如省志、市志、县志、乡镇志及部门志、专门志的收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有专人做这方面的工作。据接待我们的图书馆采访组的组长梁君卿女士告知，在搜集大陆新编地方志方面，图书馆最高决策者的指导理念是利用有限的经费，尽最大的努力收藏所有能够搜集到的新编地方志书，以为将来积累和保存系统丰富的地方史研究文献。

（三）“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国史馆台湾文献馆”位于南投市中兴新村光明一路252号，所属园区三栋大楼于1990年规划兴建，1992年1月起陆续完工启用，占地约2.8公顷，分为文物大楼、文献大楼、史迹大楼，各大楼建筑风格迥然不同。该馆于2002年系由“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改隶、改制而来，隶属“国史馆”，为“总统府”所属惟一的三级机关。设馆长、副馆长、主任秘书；并置采集组、整理组、编辑组、秘书室、人事室、会计室、政风室等单位。是台湾省整理文献史料的专责机构。其中采集、整理与编辑三组为业务单位，余下的为行政后勤部门。在开展业务方面，分工明确，各有侧重，采集组的主要工作为古文书采集整理、摹制碑碣拓本、各机关拟毁档案征集、地名调查、史料文献、图书、民俗文物之搜集、访查、典藏、推广、展示等事项及文物大楼运营；整理组的主要工作为文献史料之管理、安全维护、扫描储存，推动庋藏档案数字化、资讯化，档案史料翻译、展示、推广、研究与出版，文献史料阅览、咨询与导览服务等及文献大楼的运营；编辑组的主要工作为台湾全志、台湾原住民史、台湾重要家族史及人物传、台湾客家族群史等纂修、早期史料编译、台湾文献季刊及别册编撰、办理奖励出版文献书刊、奖励推广台湾文献研究活动、台湾史研习营、图书期刊阅览服务等及史迹大楼的运营。

在地方文献的收藏方面，台湾文献馆文献大楼珍藏的日治时期的档案史料和战后省级机关（构）档案史料最具特色，价值弥足珍贵。日本统治台湾时期的档案，包括“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公文类纂”、“台湾拓殖株式会社文书”等为本馆的镇馆三宝。其中，“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计有13000余卷，从该档案可了解日本治台殖民统治的措施，以及当时的台湾社会状况；“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公文类纂”约12000余卷，是日治时期台湾经营专卖事业的纪录文书，为研究日治时期鸦片、樟脑、酒类、烟草、食盐等各项转卖品的第一手史料；“台湾拓殖株式会社文书”约有2800余卷，是日本统治台湾晚期在台湾推行的经济政策，与日本对华南、东南亚地区推行经济侵略的原始史料。战后省级机关（构）档案史料可分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时期档案”、“逾时三十年以上永久保存档案”及“经检选之逾保存期限拟毁档案”等三种，累计达数十万卷。

 （四）“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位于台北市中山南路20号，是台湾省的一家综合图书馆。该馆所搜藏的各种地方文献，如地方志、乡土文献及地方政府出版品（包括公报、统计、小册子、宣传品等），以及各文化局图书馆、文献会、特色馆及文史工作室所收藏的各种地方文献，都是研究地方之人、事、时、地、物的重要参考资料。该馆下设汉学研究中心，出版《汉学研究通讯》总计97期，举办过若干次汉学以及地方志与地方文献的学术研讨会，极力推进这方面的研究，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在“国家图书馆”考察地方文献时，该馆的顾问刘显叔、资料组组长卢锦堂、特藏组主任彭慰、出版品国际交换处主任苏桂枝和廖秀满博士接待我们，详细介绍馆藏以及各种文献的数字化情况，并带我们参观了特藏组善本书室的古籍文献与数字化的演示。给我们留下很深印象的一是该馆典藏的古籍相当丰富，在善本方面，收藏约有12300余部，近126000册。二是馆藏的6000余种地方志全部进行了数据化处理，还连带建立了地名、人物、事件、作品、插图、目次与景观等附带的资料库。使用者可检索题名、作者、年代等书目资料，再下载全文影像阅读。三是汉学研究中心自1981年成立以来，致力于充实汉学资源与改善研究环境，掌握汉学情报与研究动态，加强各项服务与合作，旨在发展成为国际汉学研究的重镇。所以从成立之初，该中心即着手海外佚籍的调查与搜罗，以求古籍文献的完备，扩充汉学研究的环境。举凡中国失传或残存不全的版本，或中国罕见的善本，皆在搜罗之列，由于散佚海外古籍极为庞杂，他们目前主要以日本为主，兼及英、美等国，将近千种的散佚古籍，以景照（书影或微卷）方式购进，经整理编目，于1990年3月，由汉学研究中心资料组编辑出版了《汉学研究中心景照海外佚存古籍书目初编》一书。该书依据传统四部分类，整理查校与编目，其中史部地理类收录总志3种、河北省方志16种、山西省方志4种、江苏省方志54种、浙江省方志58种、安徽省方志18种、福建省方志25种、江西省方志22种、山东省方志12种、河南省方志21种、湖北省方志14种、湖南省方志11种、广东省方志19种、广西方志6种、四川省方志6种、贵州省方志3种、云南省方志3种、陕西省方志3种、甘肃省方志2种、宁夏方志2种。此外还有边防专志2种。

（五）台北市文献委员会

台北市文献委员会成立于1952年6月，隶属台北市政府。1973年7月改隶台北市民政局。1999年7月改隶台北市文化局至今。主要工作是征集整理有关台北市的史料、台北市志书的编纂、《台北文物》和《台北文献》等期刊与专书的发行、馆藏文献、文物的维护、搜集以及文化资产的推广等。

1．台北市历史文物的发掘、采集与调查。对台北市的历史文物进行调查与搜集工作是文献委员会成立以来的重要工作项目之一。重点有两项：一是文物资料的调查与搜集，二是口述历史资料的搜集。前者主要参与圆山遗址与芝山岩遗址的挖掘，以及调查台北市古迹，并为已消失的古迹作说明，提供民众与研究者以为参考。后者以举办座谈会的方式进行，如大龙峒耆宿座谈会、城内及附郊耆宿座谈会、北部新文学、新剧运动座谈会、美术运动座谈会、音乐舞蹈运动座谈会、台北市诗社座谈会等，同时其体材遍及各地区与各行业，呈现多样化，可分为经济活动、文物收藏、教育、文化、政治、族群、重大历史事件、区域等多方面，开展这些活动都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史料。

2．台北市志书的编纂。编纂台北市志书是文献委员会的重要业务工作之一。台北市志先后编修过三次，分别是《台北市志稿》、《台北市志》与《增修台北市志》以及改制后修纂的（直辖）《台北市志》。《台北市志稿》的编修工作开始于1953年春季，当时拟定了凡例和纲目，其中凡例有12条，纲目定为10志。凡例第一条阐述编修该志稿的宗旨是“晚近方志的纂修倾向，已超越旧志观念，博采科学方法，纵横兼顾，不仅成其地域之方志，抑亦成其地域之历史”。纲目包括沿革、自然、政制、居民、财政、经济、教育、文化、杂录和大事年表。该凡例与纲目核定后，文献委员会随即聘请著名专家纂修工作。该《志稿》从1957年开始出版，到1970年完成出版，因为没有送“内政部”审核，所以称为《台北市志稿》。在编纂及出版《台北市志稿》的过程中，台北市文献委员会就着手进行《台北市志》纲目的设计和内容的编纂，共10卷，43篇，168目，至1973年，卷1至卷10大致编印完毕。从1976年起开始续修，称为《增修台北市志》，该志除卷2《自然志》（共3篇）未出版外，到1984年，其余各卷均出版问世。1984年8月，台北市文献委员会决议全面纂修台北市志，预计5年内完成。至1986年，台北市政府同意文献委员会进行纂修市志，其名称为（直辖）《台北市志》，其宗旨与目的是“在以台北市空间为范围……成为一宝典，即供……施政根据，复作文章、艺术、科学资源，教学材料，以及观光指导。昔者藏诸名山，以待其人，今当置诸案头，用供参阅。是地方史乘，兼具百科全书实效。”在时间断线，上起原始，下至1981年底，编纂时间由5年缩短为3年完成，在内容上，该志的纂修将《台北市志稿》与《台北市志》涵括在内，并延伸两者的内容。同时成立指导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来完成此项任务，其中前者的职责是监修，后者的职责是制定志书的凡例、纲目，文稿的撰写、整理及初审，撰稿人员之间的联系和出版工作等。此外还由台北市政府聘请总纂一人，协纂一人，负责凡例（总体例）、纲目（篇章）的拟定、志稿的订正润色、补正及有关志书编审事宜。该志以志、篇为分门类，为志凡10，并卷首、卷尾，共12卷。卷首上含序、凡例、纲目，下为大事记。从1988年开始编纂，到1992年完成了市志各篇的编纂，最后审定出版的市志共计9卷46篇。此后，台北市文献委员会还制定了续修《台北市志》的工作计划，各项工作正在筹备当中。

3．期刊与专书的发行。台北市文献委员会从成立开始，就重视有关台北市历史的专题研究和各种新旧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并定期出版会刊《台北文物》、《台北文献》与《台北文献》（直字），同时出版种类繁多的专书，以反映台北地区发展的历史面貌。在会刊出版发行方面，《台北文物》从1952年12月发行出版第1期开始，到1961年9月，共发行32期；《台北文献》从1962年6月发行第1期起，每年刊行4期，到1966年12月，中间因有两次合刊，实际发行了11期；《台北文献》（直字）从1968年7月开始发行直字第1期，每年4期，但因合刊较多，到1973年6月才出版14期，从该年下半年开始维持每一季度出版1期，保持五年半时间没有出现合刊，后来又有合刊，迄今该刊已出版了144期。据詹德隆与杨护源编的索引统计，上述三种会刊上发表的各类文章共计1713篇，按类可分为总类（发刊辞、序文）、大事记（年表、大事记）、沿革（史前文化、封域、城市）、自然（地理、博物、气候）、政制（行政、选举、户政、役政、地政、公共建设、卫生、司法、警政等）、社会（社会组织、社会福利、氏族、语言、宗教、人口、原住民）、财政（市政会计、税捐、市有财产、金融）、经济（商业、物价、合作事业、公用事业、交通、邮电、工业、农林渔矿）、教育（教育行政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体育、学校）、文化（文化事业、文学、艺术、文献、胜迹）、人物（人物、职官表）、其他（史事探考、随笔、介绍、论述、采风、访查、记事、记闻及文献工作）等；从发表文章数量来看，最多的是人物类，有206篇，占文章总数的12％；其次是文学，有129篇；其他篇数超过100篇的有风俗类是114篇，史事探考123篇；还有采风、访查、记事、记闻以及文献工作等类的文章，各有104篇。会刊的特色还体现在各种专号特辑的出版方面，其中《台北文物》出过9个专辑，有“北部新文学新剧运动”、“美术运动”、“城内及附郊”、“大龙峒”等专号特辑；《台北文献》（直字）出版各类座谈会专号共57辑，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有“中山区耆老座谈会”、“民俗文物收藏家座谈会”、“台北市糕饼业座谈会”、“台北传统教育座谈会”、“台北医护座谈会”、“台北客家座谈会”、“八二三战役台北地区座谈会”、“台北体育文献座谈会”、“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台湾座谈会”、“刘铭传与台湾现代化座谈会”等专辑。

台北市文献委员会从创会以来，致力于各种专题书籍的编写和发行，这些专书或由会内自行编纂，或与学术界、民间人士合作，内容包括都市发展、地图、社会研究、文化、古迹、口述历史、政治发展、考古遗址、古碑、工具书、人物、族群、翻译等种类，其中反映都市发展的研究专书有《台北市要览》、《台北市史画集》、《台北市路街史》、《台北古今图说集（彩色）》、《台北建城百年史（彩色）》、《追寻都市史之足迹——台北“近代都市”之构成》和《台北市地名与路街沿革史（彩色）》，地图集有《北台古舆图集》，社会研究著述有《台北市社会变迁因素之研究》，文化研究著述有《台北市岁时记》、《中原文化与台湾》、《文献工作研讨会特刊》、《台湾姓氏堂号考》、《台北市岁时节庆篇》、《台北市生命礼俗篇》等，古迹研究著述有《台北市古迹概览》、《台北古城门（彩色）》、《台北近代建筑》、《台北市史迹巡礼》、《台北市民宅（传统民居）之调查》，口述历史著述有《台北市第一届耆老会谈研讨专题》、《台北市耆老会谈专辑》等，研究政治发展的著述有《台湾抗日史》、《日据前期台湾北部施政纪实》等，考古遗址著述有《台北芝山岩遗址发掘报告》、《台北市史前文化遗址》，古碑著述有《台湾北部碑文集成》、《台北市古碑》，工具书有《台湾研究文献资料目录》、《台北研究期刊论文分类索引》，人物研究有《台北市文化人物略传》，族群研究有《大台北都会圈客家史（彩色）》、《大台北都会区原住民历史专辑（彩色）》、《台北市十四、十五号公园口述历史专辑（彩色）》，翻译的著述有《台北市史——昭和六年》，古文书研究有《大台北古契字集》等。这些成果，展示了台北市的深厚文化底蕴，积累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也反映了台北市历史研究的阶段性进展。

4．文献文物的搜集典藏与分类整理。台北市文献委员会收藏的文献有自己的特色，族谱、古文书和地图是亮点，其中与台北市相关文献资料约18000余册左右；族谱有148姓、662种，数量有1185册；古文书有153幅；珍贵地图有242幅，范围不仅限于台北市，也有数幅后山、板桥、宜兰、桃源、台中、阿缑，甚至南洋、中南半岛及亚洲等地地图。在文物典藏方面，收藏的老照片约有1100余张，在时间上横跨清末、日治与光复后，在收藏区域上，涵盖了台北市各行政区，在收藏题材上丰富且多样，内容有各类建筑物（官厅、学校、宗教建筑、经济建设等）外观、台北市各地胜迹、街道景观（日治时期、光复以后的台北街景）、本市各地风景、各类产业活动（如茶、糖、樟脑与米的生产与再制活动）、民俗活动（各类宗教活动、婚丧喜庆等）、族群、人物等；剪报资料有名人、寺庙、桥、学校风貌、祠、纪念碑、石坊、古墓、台湾建筑和古迹维护、历史性建筑、音乐与乐器、古迹与古迹遗址、文物拾遗、教堂、台湾传统地名、传统史料、书院、宝岛采风录、人口与社会变迁、文化建设、民俗与信仰、古老行业、社会变迁、乡土乡情、传奇故事等专卷；收藏的字画数量很多，并由专门的人员进行过鉴定和评估，分为一般动产和珍贵动产两级，列为珍贵动产的字画有338件，一般动产的61件。这些文献与文物，有一部分是由台北市社教馆移交的，有一部分来自政府机关和个人的捐赠，还有一部分是通过资料交换和购买得到的。

（六）傅斯年图书馆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有丰富的历史文献收藏，种类较为齐全、数量较为繁多，内容较为广泛，以典藏历史、考古、美术、宗教、社会、族谱、方志等文献而著称，历史文献有汉文、日文、英文、法文、韩文等多语种，有关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各种文献和著述均在收藏之列，历代方志的收藏是该馆的特色之一，凡影印出版的历代方志都有收藏，但新编地方志和年鉴的收藏不多，有内部网络目录，没有出版的纸质资料可供查阅。台北故宫博物院是收藏中国历史文物和文献的重要机构之一，历代字画、瓷器、明清档案等典藏更是世界著名，同时也收藏有许多珍贵的中国历代旧方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抗日战争时期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的原北平图书馆的100箱善本古籍2870种，后来就移交给该院收藏。据该院编印的《善本旧籍总目》凡例规定：“本院所藏方志之书甚夥，若依著者时代编次，则寻检维艰，因按民国三十六年内政部所颁之行政区域，分省府县排列。”为反映当时各地旧志的分布状况，在统计该院收藏的善本方志时，没有按照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进行合并，而是依据《总目》的分类原则。在这些善本方志中，有总志36种、江苏省方志109种、浙江省方志175种、安徽省方志30种、江西省方志50种、湖北省方志126种、湖南省方志47种、四川省方志92种、西康方志7种、河北省方志191种、山东省方志179种、山西省方志107种、河南省方志132种、陕西省方志144种、甘肃省方志45种、青海省方志1种、福建省方志42种、台湾省方志1种、广东省方志73种、广西方志26种、云南省方志50种、贵州省方志13种、辽宁省方志14种、安东省方志2种、辽北省方志3种、吉林省方志1种、合江省方志1种、黑龙江省方志2种、热河省方志4种、察哈尔省方志19种、宁夏方志4种、新疆方志7种、内蒙古方志2种、西藏方志1种、海南方志7种；在专志中，有宫殿志14种、园亭志9种、寺观志11种、祠墓志3种、山水合志2种、山岳总志3种、山岳志25种、河渠总志16种、黄河及运河志16种、长江志2种、河渠志15种、边防志18种、游记类专志68种、边疆及海外纪总志24种、海外纪43种；在杂纪类志书中，有北平杂记7种、上海杂记1种、河北杂记3种、山西杂记2种、热察绥杂记3种、东北杂记4种、黑龙江杂记1种、陕西杂记16种、新疆杂记5种、山东杂记7种、江苏杂记22种、浙江杂记36种、福建杂记3种、台湾杂记2种、河南杂记8种、湖北杂记12种、湖南杂记12种、江西杂记9种、广东杂记23种、广西杂记15种、四川杂记17种、贵州杂记2种、云南杂记8种、其他杂记10种；在官制类志书中，有通制类32种、专志40种、杂志7种。这些方志，种类多、版本好，珍贵罕见，极具文物和文献参考价值。

二、方志编修与方志文献资源应用情况

台湾省继承了我国编修地方志的优良文化传统，重视地方志的编修，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从事此项工作，省志、市志和县志的编修，有规划和要求，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做法。在方志与地方文献资源共享方面，既注重方志及地方文献的整理保护和丰富收藏，又重视方志和地方文献的开发应用工作，采取多种形式，为社会提供服务，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和做法。

（一）方志编修情况

台湾省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祖国神圣版图的不可分割部分，海峡两岸修志界同仁经常地进行方志学术交流，相互切磋，沟通信息，促进方志事业在各自地域内发展。台湾省与祖国大陆同文同宗，文化教育方式与体系也多为一样，地方志编修在不少方面均有相似之处。比如：两岸都分别制定了有关修志工作的法规和办法，大陆为《地方志工作条例》，台湾省为《地方志书纂修办法》；编修志书的周期两岸都有具体的规定，大陆省级、市级、县级地方志书的编修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台湾省确定各级志书也是20年编修一次；两岸都重视志书编修的资料，除了充分运用图书、档案资料外，还注重调查研究，获得口碑资料；两岸对方志编修的体例和内容，都注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等等。

两岸的修志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地方志是按行政区域的范围来编修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全国范围内设立人民政府的各级行政区划依次为：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县、市、区、自治县；乡、民族乡、镇。而台湾省的行政区划则与大陆有一定差异。台北、高雄为直辖市。台湾省辖县、市；县辖市、乡、镇；县级市辖区、镇、乡，市的概念较为复杂。有直辖市，如台北市；省辖市，如台南市；县辖市，如台北县新店市，台中县大里市等。

由于两岸行政区划的不同，以及其他因素带来的影响，修志的组织机构，体例要求也多有所不同。一是机构、职责：大陆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是国家地方志工作机构，对全国地方志工作实行统筹规划，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地方志工作，履行组织、指导、督促和检查地方志工作，拟定地方志工作规划和编纂方案，组织编纂、审定验收志书等职责；台湾省的修志活动由“台湾省文献委员会”负责，推动各县、市志的编修，各级各类地方志由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终审批准后方可出版。二是编修力量：大陆修志采取领导、专业人员和专家学者“三结合”的原则；台湾省修志则以学者为主体力量。三是志书分级：大陆的地方志，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编修的地方志、设区的市（自治州）编修的地方志，县（市、区、自治县）编修的地方志，即通称的省级地方志，设区的市级地方志、县级地方志三个层级，而其他如乡志、镇志、村志，专业志，部门志等，则不在规划编修志书的范围之内；台湾省除了规定的省（市）、县（市）志的编修外，还大力推动县属乡镇市志的编修，由于各乡镇市长的重视和乡镇市民代表会对经费的支持，加之台湾省民众乡土热情的高涨，使得乡镇市的编修80年代以来不断迈上新台阶。四是志书篇幅：大陆编修出版的县志，总篇幅大体在100万字左右；台湾省编修成的乡镇志，有的出版总字数竟达到二百余万字。以上种种不同，不仅没有影响到两岸方志的交流，而且从中获得不少有益的启示。

台湾省自1950年省文献委员会发出全面修志的倡议后，1951年1月台湾省“内政部”发函，嘱台湾省政府转饬各县市，应积极设立文献委员会，以编修地方志书。到1953年，台湾省的台北、高雄、基隆、台中、台南5个省辖市和台北、宜兰、桃源、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台东、澎湖16个县相继成立了文献委员会。截至2002年，台湾省共编修成通志、市志、县志、乡镇志等共1206册。

（二）方志资源应用情况

台湾收藏方志的机构和大学图书馆，在方志资源的应用方面，都有自己较为成熟的做法，形式多样，不拘一格，除了特藏的善本方志借阅使用有一些专门的要求和规定以外，其他方志的借阅和复制等，办理相关的手续后，都能提供使用。归纳起来，他们在方志资源和文献应用与服务方面的主要做法，一是对收藏的方志整理编目，或编制方志研究著述索引，为研究者和使用者提供检索和查阅方便。过去只有卡片和纸质目录，现在各图书馆都有电子目录，而且许多图书馆实行馆际合作、加入信息资源共享联盟后，使用者不用到图书馆就能在网络上查阅到自己需要的有关资料信息。二是方志的收藏有专门的库房，采购和管理有专人负责，借阅及提供服务也有专门的平台和空间。三是在整理和保护方志的同时，影印出版具有较高版本、文物和研究价值的方志，给使用者提供方便，以扩大其影响。台湾省整理影印出版历代方志有地方政府机构、民间书局和各地旅台同乡会与个人重印邑志三种形式。台湾省“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开重印历代方志风气之先，于1956年编辑《中华丛书》（后改为《中华丛书•四明方志丛刊》）影印《金门志》、《宁波府志》、《奉化县志》和《广东通志》等；“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7年发行的《台湾文献丛刊》中，收有《台湾方志汇刊》若干种；1968年，由台湾“国防研究院”与“中华学术院台湾研究所”、“地方自治研究所”合作编印的《台湾丛书》中含有《台湾方志汇编》，其第一辑以清代为限，包括通志、府志、厅志、县志及采访册，共计26种；台湾省“中国地方志研究会”编印的《宋元地方志丛书》，包括元刊本至正《金陵新志》等37种，所收皆海内外善本、孤本及手抄本，价值弥足珍贵。

民间书局重印历代方志始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1965年以后，国际上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而导致重视地方志史料的风气甚浓，台湾省民间书局重印历代方志的风气从此盛行起来。1965年台湾省文海出版社选编影印宋代地理书4种，后又翻印《中国边疆丛书》2辑，收有《钦定盛京通志》、《吉林通志》、《钦定新疆识略》、《卫藏通志》等30种；该社还影印有《中国水利要籍丛编》及《中国名山胜迹志丛编》等。1968年至1969年，台北市华文书局印行《中国省志汇编》共两期，收录《湖北通志》等37种。1968年，台湾省学生书局印行《新修方志丛刊》，分河北方志、四川方志、山西方志、西北方志、广东方志、边疆方志等共228种。此外，还编有《四川方志丛刊》3辑，收录四川省最后出版的县志共60种；《明代方志选》5种，均系府志且至清代无重修者。台湾省中文出版社印行《永乐大典本地方志汇刊》18种，订成4册。在台湾省重印历代方志规模最大、种类册数最多的，当首推台湾成文出版社。该社《中国方志丛书》，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分期分批出版，第一期723种、第二期639种、第三期台湾方志102种，共1678种，4150册。

台湾省各地旅台同乡会及个人重印邑志者很多，这里仅略举若干例以说明问题，1954年江苏涟水旅台人士重印光绪元年《安东县志》；1963年台北市绩溪同乡会重印《绩溪县志》；1968年台北市无锡同乡会印行《无锡金匮县志》，由钱穆勘正；1979年浙江省东阳同乡会影印清道光12年重修本《东阳县志》，底本系由日本东洋文库复印；1987年台北开封同乡会编辑出版《河南开封志》；由旅台同乡会重印的历代方志还有《靖江县志》、《随县方志》、《惠安县志》、《翁源县志》、《松阳县志》、《永绥县志》、《通山县志》、《南安县志》、《繁昌县志》、《乐会县志》、《永新县志》、《宜兴县志》等。需要指出的是，同乡会除了散印历代梓里志书外，也有取本地各代方志汇为一编者，如台北随县同乡会于1970年辑明清3种《随州志》合成《随县方志》出版；《江阴县志五编》，系辑清代所修《江阴县志》及民国修《江阴县志续志》等5种合刊印行。这种合刊历代方志的形式，确实是保存文献的一种好办法，为整理方志文献者认同和采纳。四是校点整理历代方志与类编资料丛书。一些机构和关心方志的学者，在历代方志的校点整理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台湾大学教授方豪曾校印郁永河《稗海纪游》、高拱乾《台湾府志》、沈有容《闽海赠言》等，并新发现了《恒春县志》、《苗栗县志》，后经专家校订于1951年刊行。经整理出版的资料类编有胡传著《台湾纪录两种》、连横著《台湾诗乘》、清蒋师辙等合修的《乙未台湾通志稿》、黄叔璥撰《番俗六考》等。与此同时，还对外国作者所著的有关台湾方志的著作进行翻译或编译，作为方志和地方历史研究的参考资料，如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于1956年12月编译出版了日本人编纂的《台湾番政志》，该志据清朝时日本人伊龙嘉矩早年的《台湾番政志》与晚年的《台湾文化志》，并参考清代多家的记载编纂而成。对日本占领台湾时期的内容则取材于日本人井出季和太的《台湾治绩志》、台湾总督府的《理藩志稿》、藤崎济之助的《台湾番族》和铃木柳太郎的《台湾番族研究》等书加以编译而成，对研究台湾的方志史和方志本身的价值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从一个时期以来，台湾省的有关机构，在方志资源的开发应

用和共享方面，顺应国际上电子数据网络化发展的潮流，一方面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设施，加快方志资源的数据化、网络化进程，加强与世界各国在方志资源开发与共享方面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打“国际”牌，通过承办和召开国际性的方志学术会议等形式，极力向世人展示自己所拥有的方志资源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塑造“国际形象”。从我们考察的若干机构和大学图书馆看，都很重视方志资源的数据化和网络化建设，如“国家图书馆”正在进行“台湾地区地方文献影像资料库”的数字化工程，该工程的计划目标是在5年时间内完成“国家图书馆馆藏之台湾地区地方志、地方政府出版品”等地方文献史料的数字化工作。该工作从2002年开始，到2005年，已经完成150余万页影幅的扫描任务，2006年预定完成30万页的全文影像扫描任务，现正在进行中。其目的是“藉由网际网路，传播及介绍地方历史与特色，有效保存地方相关资料，建立有价值的资料库”，其重要价值在于“提供乡土教材及凝聚地方意识”。在宣传方志资料重要性方面，台湾省以举办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来增强台湾省在国际方志界的影响。如早在1985年4月，在台湾省“教育部”的指导下，“国立中央图书馆”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主办了“方志学国际研讨会”，会议主题是方志理论及其利用、台湾方志及地方史料和现存方志的搜藏及编目。与会者除了台湾省的有关历史和方志研究的专家外，东京女子大学的山根幸夫教授，日本京都大学的胜村哲也教授，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研究中心的居蜜博士，Department of Histor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的艾恺副教授，Department of History,The University of  Puget Sound的白威淑珍副教授，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的吴文津馆长，英国Oriental Institute,Oxford Univesity的龙彼得教授，法国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Paris的PIERRE-ETIENNE WILL等专家和学者，以及香港大学中文系的林天蔚高级讲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郑德坤等向会议提交论文，会期4天。1985年12月，《汉学研究》第三卷第二期出版了“方志学国际研讨会论文专号”，收录论文30篇，并附录两篇：一篇是“台湾地区公藏方志的存藏流传与利用之调查”，另一篇是美国学者沙其敏著“Local Historical Sources For China at the Genealogical Society of Utah”。此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也举办过方志与地方文献的国际研讨会。

   （三）地方文献的开发应用情况

地方文献是编修地方志的基本史料，台湾省各文献和大学图书馆都非常重视地方文献的整理保护和开发应用，具体表现为有众多刊物发表研究的著述和发现的史料、以专题展览等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示地方文献的丰富内涵、编辑出版专题系列史料、举办地方文献的学术研讨会、加强地方文献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建设，开设专门的网站宣传地方文献的重要性，使其开发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果。

台湾省的各文献机构和大学图书馆都有发表地方文献的专门刊物，如“国史馆台湾文献馆”有“《国史馆馆刊》”（半年刊）、《台湾文献》（季刊），“国家图书馆”有《汉学研究》（季刊）、《汉学研究通讯》（季刊），台北市文献委员会有《台北文献》（季刊），台湾大学图书馆有“《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馆讯》”、《大学图书馆》等。以固定的展馆或场所定期举行展览，编印各种宣传品，以展示宣传地方文献的丰富内容是常见的一种形式。如“国史馆台湾文献馆”有专门展示台湾省历史文化发展脉络的史迹大楼和文物大楼，其中文物大楼有6个展示室和一个特展室，第一展示室以台湾省历史与文化导论为主题，简要介绍台湾省的历史文化；第二展示室以台湾省的民俗源流为主题，呈现汉民族农村特色及原住民刀耕火种景象；第三展示室以日常生活起居为主题，藉由住居文物，呈现传统生活方式，并介绍台湾省二三十年代建筑、聚落、风水、厌胜等观念；第四展示室以台湾省民间工艺文化为主题，介绍生活、社会、宗教、民间工艺等器物；第五展示室以民间信仰、祭仪、艺能、戏曲为主题，展示手法融合情境、模型、庙会、阵头、信仰、祭器及各戏曲音乐；第六展示室以生命的过程及民俗的过去、现在、未来为展示主题，介绍出生、成长、结婚、医疗、岁时、节庆、丧葬、慎终追远、祖德流芳等各种生命礼俗，使参观者对台湾省的民俗文物有更深刻的认识；特展室以邀请展、策划展方式，推出与台湾省民俗文物相关的各种展览，增添认识台湾省民俗文物的深度与广度，以弥补常设展示的不足。台北市文献委员会特别重视地方历史文物与文献的推广和宣传工作，设有专门的展室，定期展览有关的内容，从1985年4月举办“台北芝山岩史前文化特展”开始，到2003年7月，先后举行过“明清台湾开发资料特展”、“中国族谱目录特展”、“台湾民俗文物特展”、“台湾史迹源流研讨会创立二十周年资料展”、“台北光复照片特展”、“台北早期教育活动影像展”等80次。台湾大学图书馆典藏有许多珍贵古籍和文献文物资料，为推广这些珍贵的资料为校内外研究者使用，该馆已举办的展览有“伊能嘉矩与台湾研究特展”、“田中长三郎教授纪念展”、“台湾大学图书馆西班牙文古籍展”、“雾峰林家顶厝捐赠手稿文物特展”、“台湾近代名家手稿系列展”（已陆续举办王文兴、林文月、台静农、叶维廉、王祯和、杨云萍等）、“台湾大学所藏珍本东亚研究资料特展”等，同时出版“伊能嘉矩与台湾研究特展专刊”、“田中文库植物图谱”、“田中长三郎教授著作目录”、“田中文库藏书目录”和“原住民图书联合目录”等以配合展览的宣传。为增进社会各界对馆藏古籍资料的认识与了解，让读者认识古籍之美，还挑选善本古籍图案，印制特藏明信片及书签，与各界同好共享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创办专门的地方历史文化演习会，推广宣传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不定期举办跨地区的地方文献学术研讨会，吸引众多专家学者关注台湾省地方文献研究，是近年来台湾省在地方文献和历史研究推广应用方面出现的一种新趋势。台北市文献委员会从1971年开始“积极投入对于社会广大群众的历史文化推广活动”，举办了多次的“台湾史迹源流研习会（教师组）”，邀请在台湾省历史和文化研究方面颇有造诣的专家学者授课，受到了研习者的欢迎。在积累和摸索一定经验后，推而广之，他们还与台湾省、高雄市的文献委员会轮流承办“台湾史迹源流研究会会友年会”，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史迹解说员的培训工作，扩大了地方文献与历史研究在社会上的影响。在地方文献的研究和推广方面，无论是“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国家图书馆”还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等机构，都举办过这方面的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不仅包括台湾省的研究者，而且有许多海外著名的专家和学者。如1998年12月，在台中市中兴大学召开了海峡地方史志地方博物馆学术研讨会，与会者有120人，其中大陆应邀参加的专家学者31人，美国、日本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学者7人，会议发表论文24篇，内容涉及大陆新编地方志修志概况、人文价值、台湾省历代方志、新编乡镇志、台湾地方性的博物馆等各方面，会议的召开得到了台湾省文化处、台湾省文献会、台湾省立博物馆的补助和协办，会议的论文集是由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拨款印制的。2003年10月，由台湾省“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国家图书馆”和汉学研究中心主办了“地方文献学术研讨会”，协办单位有“国立台北大学”和台湾省“教育部”，中国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善本特藏部，首都图书馆、北京社会科学院方志中心、南开大学、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东省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浙江大学、湖南省图书馆、广东省图书馆和新疆地研究地方志及地方文献的专家和学者参加会议并提交了论文，日本大阪大学的滨岛敦俊和片山刚等与会发表了论文，台湾省“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资讯研究所、成功大学、汉学研究中心等研究台湾省地方历史与文献的学者专家与会发表论文。大陆学者专家的论文，主要涉及历代方志、家谱、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图书馆学等方面，而台湾省与会者提供的论文，都是围绕台湾省地方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展开的。

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加快地方文献的数字化、网络化建设步伐，实现域内和海外网络资源共享，是近来台湾省在地方文献整理与开发应用方面所呈现的新特点。如“国史馆台湾文献馆”正在抓紧其“三大镇馆之宝”台湾总督府档案、台湾总督府专卖局档案和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档案的数字化工作，设立了“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典藏数位化资料库”，使用者可以关键字检索图表名称。“国家图书馆”正在建设和已经建成的有“台湾地区地方文献影像资料库”、“台湾地区家谱联合目录资料库”和“台湾记忆”资料库、“古籍影像检索系统”、“国家图书馆古籍文献资讯网”等。“台湾地区地方文献影像资料库”包括目前该馆所藏地方志、地方政府出版品等，并扩及各文化局图书馆、文史工作室所收藏的地方文献等。本系统具备检索功能，使用者可检索书目资料或浏览，亦可点选县市区域进行浏览。“台湾地区家谱联合目录资料库”收录台湾省公私收藏的家谱目录，其中以故宫博物院和中研院史语所提供的资料为大宗。资料笔数已超过14000余笔。“台湾记忆”资料库汇集该馆馆藏中各种与台湾省有关的资料，包括新闻影片、照片、明信片、碑碣拓片和地方志等，或连接到该馆其他的资料库。使用者可依循系统规划的导览方式进行浏览，资料库也具备详尽的检索功能，便于搜索特定的材料。“古籍影像检索系统”从该馆藏的12000余部善本书中，优先选择具有代表性与重要性者，扫描制作成可浏览的影像档。检索系统除基本栏位外，并针对古籍特性，增加各种选项，包括关键词、序跋、手书题记、牌记、收藏印记、装订、版式行款、避讳，利于使用者依不同需要进行检索。“国家图书馆古籍文献资讯网”包括古籍影像检索系统、明人文集资料库、古籍全文检索系统、中文古籍书目资料库、台湾省地区家谱联合目录五个古籍专题资料库。“国家图书馆”典藏古籍相当丰富，善本收藏约12300余部，近126000册，其中敦煌写卷155卷、宋本175部、金本6部、元本272部、明本逾6000部、抄本近3000部、稿本和批校本各500部左右，蕴藏明代文集和相当丰富的史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建设了“善本古籍检索系统”。本资料库依据该馆收购的各种善本古籍、金石拓片和俗文学等50000余笔资料而成，系统下设多项附属资料库，包括检索馆藏善本图籍的书目资料库、善本古籍的全文影像检索系统和该馆馆藏印记资料库以及人名权威检索系统等（部分资料库须取得授权方能使用）。人名权威资料库以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资料为基础，而以其他数位典藏计划的人名资料整合而成，包括该馆的善本明人文集、印记以及地方志索引人名等。台湾大学图书馆设有“台湾研究网路资源”网站，其为台湾史研究网站的指南，选录台湾史研究的相关网站，并依资料类型分门别类，供研究者连接查询。正在进行中的“台湾大学典藏数位化计划”，将该馆收藏的许多珍贵文献材料，包括清代官方的“淡新档案”、“岸里大社文书”、伊能嘉矩的手稿、古拓碑和台湾老照片以及平埔族相关器物与文书资料等进行数字化，共同构成本资料库的主要内容。目的是妥善保存这些史料，并通过网路提供大众使用，推进台湾史研究的深入。

三、收获与感受

在考察期间，我们不但向台湾省的修志同行介绍了大陆新编地方志的进展情况和方志及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情况，而且通过与台湾省专门修志机构和大学从事历史与方志编修者的交流座谈、考察他们的方志和地方文献的收藏整理和服务设施，观摩他们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方志与地方文献的数字化、网络化的演示，听取他们介绍在方志与地方文献开发应用方面的一些具体做法和取得的经验，收获不少，感受颇多。

1．向台湾省的修志同行介绍了大陆新编地方志情况，并交流了修志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在中兴大学和中正大学考察座谈期间，秦其明作了题为《大陆新编地方志情况简介》的学术演讲，从学术层面和工作层面，向台湾省的历史研究者、方志编修者和爱好者，主要讲了五个问题，一是地方志的概念、学科属性和特征，二是新编地方志与旧志的区别，三是新编地方志工作的组织实施，四是新编地方志工作的成绩，五是新编地方志工作的问题。在中兴大学，李富强作了题为《地方志之出版——大陆地方志出版情况介绍》的学术演讲，对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地方志书的出版情况、对旧方志的整理出版以及方志出版社的出版特点等做了详细介绍；王熹作了题为《地方志与历史研究》的演讲，介绍了地方志的名称与种类、地方志的起源与发展、地方志的特征、地方志和历史的区别与关系、地方志与历史研究的关系等问题，并回答了参加学术演讲和座谈人员提出的修志和工作方面的问题，受到了与会者的欢迎。

2．了解了考察机构和大学图书馆收藏历代方志和古籍文献的基本情况，掌握了台湾省编修地方志和地方文献的具体做法、进展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我们的感受是台湾省的各个收藏机构和大学图书馆，对历代方志和地方文献具有十分强烈的保护意识，其收藏、管理、整理与使用，都有严格的规定和办法，许多做法和经验是值得借鉴的。在编修地方志方面，他们省、市、县志等的编修，都有规划和具体的实施办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于2002年1月改隶为“总统府国史馆”后，级别提高了，但编修志书仍是其主要职责之一。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启动了新修《台湾全志》的工作，初拟该志的“纂修范围扩及台北市、高雄市、福建省连江县、金门县，使本志更具全面性”，而断代初步起自1981年，下限为2001年，但经过各方的研究论证后，对原来的方案和计划做了较大的调整，上限起自1945年，下限为2001年，全志分为十二志、七十八篇，包括卷首、大事、土地、住民、政治、经济、国防、外交、文教、社会、职官、人物、艺文及卷尾。除卷首、卷尾及卷一大事志外，一般以志统篇，篇下分章、节、项、目，各以类从，并附相关图表。每篇预计约20万字，该志从2002年启动，到2012年完成，有专项经费逐年划拨。目前已出版了卷首（战后台湾变迁史略）。台北市文献委员会于2001年拟定通过了《续修台北市志》的纂修办法草案，并于次年公布了“台北市志书纂修办法”，对续修台北市志作出全面布置，指出台北市志分为市志及区志两类，市志的纂修，由台北市文献委员会负责办理。该办法还对市志及区志的内容、体例篇目、纂修周期、审查程序以及出版等作了详细规定和要求。此外，台北县、桃园县、苗栗县、台中县、台中市、嘉义市、台南市、花莲县、基隆市、金门县、澎湖县等均制定了本地志书的纂修办法和工作要点。在乡镇志纂修方面，一方面聘请研究历史、经济、社会、文化、考古等方面的专家学者承担志稿的撰写，提高学术品位，另一方面，对有关参与者进行专业培训，并由纂修方志的专家和学者制定了《乡镇志撰修实务手册》，对乡镇志的纂修流程、乡镇公所实务、总撰实务、各篇撰修实务、附录以及参考书目与索引的编制等具体操作作出了明确的要求和规定，对乡镇志的编修和质量的提高产生了积极影响。

3．通过考察交流学习和亲闻亲历，我们对台湾省开发应用历代方志与地方文献的一些做法和取得的成效有了感性认识，对他们利用现代科技，加大投入力度，开展各种方志、古籍和地方文献数字化、网络化的深层原因、实现资源共享的基本思路和正在进行的情况，有了初步了解。我们的切身感受，一是台湾省同行正在进行的方志与地方文献的数字化、网络化工作，无论其思路构想还是运营模式，对我们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可以避免少走弯路，省去摸索的过程。二是台湾方志同行以举办国际和地区性的方志与地方文献学术研讨会方式，宣传和扩大其影响的思路和做法，值得我们学习。从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新编地方志工作，在继承创新、开拓发展地方志事业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迄今为止，中国地方志系统没有承办过一次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今后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力度。三是台湾省出版了许多研究方志学和地方文献研究的著述，开展经常性的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和研讨，派出专业编修人员互访，对我们的修志工作和建立方志学科建设等都有裨益，今后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是必要的。

（本报告汇总考察团成员意见后，由王熹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