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的方志实践与方志观念

王志强

提要:杨慎一生参与修纂方志近十部,为不少方志撰写序言,展现了他对方志的热忱。杨慎强调方志的实用性和垂范性,主张结合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来编纂方志,对明代的方志编纂实践有较大影响;在方志的功能方面,杨慎继承传统方志具有存史、资治、教化功能的观念,同时强调方志在增广闻见方面的博物效用,为我国方志的博物功能认知奠定了良好基础。

关键词:杨慎 方志实践 方志观念

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栏目《典籍里的中国》以杨慎的视角来解读《越绝书》,杨慎作为一个方志大家的身份开始为人所知。然目前学界在研究杨慎时,或是从《升庵诗话》《词品》等文学角度出发来探索杨慎的文学成就;或是从文献学的视野考察杨慎的生平、交友与交游;或是从文化地理的角度研究其与四川地域文化的关系;或是从语言学角度考察其古音学与修辞学成就,对杨慎在方志学上的成就和贡献关注较少,仅有杨春茂《杨升庵对云南地方志的贡献》和杨钊《杨慎〈全蜀艺文志〉对“仗节死义”之士诗文的选评》等寥寥几篇文章有所涉及。事实上,杨慎一生编有《全蜀艺文志》《云南山川志》《南中志》《大理府志》《滇载记》等多部志书,还撰有《剑州志序》《贵州通志序》《四川总志序》等多篇文章表达其对于方志的理解,考察杨慎的方志实践和方志理论,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杨慎的方志成就。

新都桂湖升庵祠内杨慎雕像(蓬州闲士 摄,图片来源:四川方志图库)

杨慎的方志编纂实践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杨慎是明代有名的才子,著述四百余种,涉及文学、历史、宗教、民俗等多个方面。《明史》载:“明世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推慎第一”;清代学者李调元更是称道:“新都杨升庵博学鸿文,为古来著书最富有第一人。”有关杨慎的生平资料,当下主要有杨慎好友简绍芳《赠光禄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杨慎年谱》,清人程封《明修撰杨升庵先生年谱》,以及今人王文才《杨慎学谱》和张德全《杨慎传》中的《杨慎年谱》。现综合以上材料和杨慎文集的记载,考察杨慎参与的方志修纂活动。

杨慎所修纂方志,主要集中于四川和云南两地。四川是杨慎的家乡,也是他与方志结缘的地方。早期杨慎一直在各地求学和中央为官,与方志少有接触,他第一次与方志结缘,就是为四川剑州撰写《剑州志序》。《剑州志》是明代剑州知州李璧所纂,该志开修于正德十四年(1519),成书于嘉靖三年(1524),是剑州历史上的第一部志书,后毁于明末战乱,现仅存杨慎所作序。这篇序是杨慎应李璧之邀而作,“白夫请予序”。杨慎在序中阐述剑州的历史文化和地理沿革,高度称赞李璧功绩,“拓城池,奠庐井,立乡社,新学宫,祀乡贤,表名宦,公馆邮置,皆鼎新之劳,以教身先,以身率始也”,以及李璧所纂《剑州志》的贡献,“斯州也,可无斯志乎”?

杨慎为四川编纂的最为重要的志书是《全蜀艺文志》。嘉靖二十年(1541)春,四川巡抚刘大谟准备纂修《四川总志》,聘请杨慎负责艺文部分。嘉靖《四川总志》共80卷,杨慎所纂《艺文志》有64卷。后该《艺文志》以《全蜀艺文志》的单行本流行于世,现有嘉靖二十一年刻本,藏于北京大学,以及万历四十七年(1619)刻本,藏于北京图书馆。据载,杨慎编纂《全蜀艺文志》总共只花了28天,“始事以八月乙卯日,竣事以九月甲申,自角匝轸,廿八日以毕”。该志以文献丰富而著称,共收有诗文1800余首,作者650余人。“杨慎凭借自己的学识和勤劳,广博搜集,精心整理,去粗取精,其征引文献之富赡,为后代学者所赞美。”《全蜀艺文志》编纂好后,通行四百余年,成为当时巴蜀文献的集大成者。《蜀志补遗》乃是补《四川总志》而作,杨慎鉴于《四川总志》除去艺文部分外,仅有16卷,过于简陋,便编纂了是书。《蜀志补遗》现已散佚,“其书已为万历以后续志所采,散入各类,渐失传本。偶存于清修通志中,又大多未注出处,以至湮没”。

此外,杨慎在四川修纂的方志还有《新都县志》。《千顷堂书目》云:“杨慎《新都县志》,嘉靖间修。”王文才《杨慎学谱》也以为杨慎曾访求乡土文献来编纂方志,然《新都县志》早已散佚,不知杨慎何时所修。杨慎还校订了《华阳国志》,他的校订不仅精湛,而且开启了明代校订《华阳国志》的风气。另传杨慎纂有《卭州志》,“乡人戚卭州来,贻《卭州新志》,云旧志乃升庵先生笔”,然王文才以为此事是以讹传讹,王氏考证详细精审,确为不刊之论,《卭州志》当不是杨慎所纂。

云南是杨慎修纂方志最多的地方,在其被贬谪云南以后,他一直都在与方志打交道。嘉靖三年,杨慎因朝廷大礼议事件惹怒嘉靖帝,被发配至云南戍边。在前往云南的路上,杨慎撰有《滇程记》《滇候记》。《滇程记》主要记录杨慎从江陵到云南永昌的所见所闻,因其内容详实,成为后世入滇的参考指南。清代徐炯出使云南时,便是根据杨慎的《滇程记》来核算行程,可见其实用价值。《滇候记》则是有关云南天象气候的书籍,现已散佚,仅存杨慎的自序一篇,收于《升庵集》中。嘉靖五年(1526)左右,杨慎撰有《滇载记》。杨慎初到云南时,对当地历史文化很感兴趣,于是翻阅旧籍,得到《白古通》(又名《白古通记》,是以白文写成的白族史书),“暇则相与稽古问俗,茫然莫溯其源。漫索之民间,得弊帙于故博士张云汉氏,曰《白古通》”。但杨慎以为《白古通》“其事怪,其词鄙”,且“不著作者姓氏,亦不审昉于何代”,于是将其转译并删正,“其书用僰文,义兼众教,稍为删正,令其可读,其可载者,盖尽此矣”。经过杨慎处理,《滇载记》成书,“芟薙芜陋,括以文章家法,以成一方之志”。虽然《滇载记》全文仅八千余字,但却“是第一部完整和系统的云南地方史(或者云南‘少数民族的历史’)”,为后世了解云南地方历史作出了较大贡献。

嘉靖十一年(1532),杨慎参与修纂《云南通志》。时云南布政使高公韶在昆明的武侯祠开设方志局,准备修纂《云南通志》,于是聘请杨慎参与其中。然修志途中因与权贵发生抵牾,杨慎被迫离开方志局,此次修志也就不了了之,《云南通志》也未曾成书。万历时期李元阳重修的《云南通志》,是在杨慎底稿上续修而成的。

嘉靖十七年(1538),杨慎修纂《雅州志》和《阿迷州志》。《雅安县志》曾云:“严道记载,相传惟明杨新都《雅州志》一书,顾名存而实佚。”《雅州志》早已散佚,间或在《续蜀艺文志》等志书中可见转引。《阿迷州志跋》云:“迷旧志创于王钝庵、杨升庵两先生,而绍庵杨公继修之。”王钝庵即王廷表,字民望,阿迷州人,是杨慎弟子,《红河历史百名人物》中的《王廷表与杨慎合纂〈阿迷州志〉》一文对王廷表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杨慎所纂的《阿迷州志》也已散佚,不知内容情况。

嘉靖二十一年(1542),杨慎参订《大理府志》,并撰有《大理府志序》。嘉靖《大理府志》乃是太守蔡绍科开馆主修,他聘请杨慎、李元阳与杨士云共同参与《大理府志》的修纂。李元阳在嘉靖四十一年的《重修大理府志序》中指出:“太守黄岩蔡君绍科召阳与给谏弘山杨君士云同修,时则成都修撰杨君慎谪居永昌,相与往来商订。”嘉靖《大理府志》是大理最早的一部地方志书,保存许多珍贵文献史料,该志已散佚,唯存杨慎以及赵汝濂的两篇序文。

嘉靖三十四年(1555),杨慎为《贵州通志》撰写《贵州通志序》。嘉靖《贵州通志》由提刑按察司副使谢东山修,宣慰司训导张道纂。该志开修于嘉靖三十二年,成书于嘉靖三十四年。嘉靖《贵州通志》共12卷,分为40类,是贵州第一部以《贵州通志》命名的省志。原刻本藏浙江宁波天一阁,民国25年(1936)有影印本。书成之后,谢东山“不远千里,伻以图来,属慎为序”。

此外,杨慎在云南还纂有《西南列国志》。陈鼎《蛇谱》云:“杨升庵先生流寓滇中数十年,通彝语,识僰文,乃译黑新逵《西南列国志》八百余卷。”《西南列国志》也已散佚,不知何时所修。相传杨慎纂有《南中志》,然此书当为伪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杨慎好撰伪书,此书当亦《汉杂事谜辛》之类也。”

事实上,杨慎与方志的结缘渊源有自,自他父亲杨廷和开始,便对志书有着浓厚的兴趣。杨廷和是《大明会典》的主纂之一,熟悉史书体例与史法,也一直有着编纂蜀地文献志的想法。杨慎曾言:“先君子在馆阁日,尝取袁说友所著《成都文类》、李光所编《固陵文类》,及成都丙丁两《记》、《舆地纪胜》一书,上下旁搜,左右采获,欲纂为蜀文献志,而未果也。”可见,修纂方志乃是杨氏父子两代人一直关注的事业和执着的追求。

杨慎的方志编纂态度和编纂体例

杨慎有较丰富的方志编纂经验,在编纂实践中他对方志编纂体例有着较深入的思考,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既往体例的综合比较和运用上面。杨慎一直坚持着严谨审慎的编纂态度,主张以文献材料和实地考察相结合,来追求方志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追求真实是杨慎编纂方志最为显著的特点。在杨慎看来,方志一定要保持真实性和可靠性,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才能够流传久远。在修纂《云南通志》时,有乡绅想要冒充傅友德的后代,以提高自己的家族声望,纵然这位乡绅是朝中权臣的亲戚,杨慎还是义正言辞地拒绝了。“乡大夫私有欲冒嗣颍乡侯傅友德后,以觊世爵者,升庵不可。时张罗峰(张璁)复相,与私故内戚也,流言欲中伤升庵,升庵遂去武侯祠归。”虽然杨慎因此遭到打击报复,但他毫无悔意,为了追求方志的真实性,他坚持严谨的史法史例。

从现存《全蜀艺文志》中,可以看出杨慎追求方志真实性、可靠性的一面。杨慎在编纂蜀地艺文时,会进行一定的说明和考证。以《汉车骑将军冯琨碑跋》为例,杨慎不但在题目下面标注碑刻的地点,如“碑在宕渠”。对于阙文杨慎也会说清楚,如在“而碑”后就标有“阙”字,并空了两格,以示阙文字数。他对相关异文也会进行考证,在“南阳太守成晋”后面,杨慎注有“晋《汉史》作缙”。杨慎的这些注释,极大增加了文献资料的可读性。在编纂时,杨慎或是引用诗文,论证相关文献材料,如《淫豫歌》“淫豫大如补,瞿塘不可触”诗句后,便引用李白《长干行》“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或是阐述诗文的创作背景,如《滟滪歌》的序言曰:“《孝子传》庾子舆扶父柩过瞿塘,六月水泛,子舆祷而遂平,既过,泛溢如故。人歌之曰。”或是标明文献的出处,如卷3的“无题(五五复五五)”,“右诗见于罗城北门坏碑上,有乾符三年高骈名衔,余字断缺,莫知其为何诗也,辞隐义,故附见民谣之末”。在杨慎的努力下,《全蜀艺文志》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获得士林高度认可。《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详略异同,彼此互见,亦颇有所辨证。”。《全蜀艺文志》甫一出现,便成为蜀地最为流行的诗文总集,朱彝尊对此说道:“自杨氏《志》行,而袁氏之《文类》束之高阁矣。”即是说《全蜀艺文志》取代当时流行的宋代袁说友的《成都文类》,成为蜀地新的通行本子。不仅如此,《全蜀艺文志》还开创了艺文志专门载录篇章的传统,“若专录篇章,则自杨慎《全蜀艺文志》始也”。

为追求方志的真实可靠性,杨慎主张将文献材料和实地考察相结合。姜龙叙说杨慎编纂《滇载记》的经过,“是编也,创于其土之人,而杨子述之,且亲涉其地,日与其贤士大夫游,其见闻当弗诞矣”。百闻不如一见,尤其是一些隐秘的材料,非亲历亲闻难以知晓其真实与否,故杨慎在修纂《滇载记》时,很多时候是根据自己的亲身游历记录而来。在称赞谢东山修纂的《贵州通志》时,杨慎亦指出其文献结合访谈的做法令方志的可靠性大大增加,“简书笔削,博引经史,旁采子集,又参访故老,咨访儒生,浃洽而罔遗,精炼而无秕”。在《大理府志·序》中,杨慎亦说纂者“多识前代之载,且谙土著之详”,实乃不可多得的良史。对于文献材料,杨慎亦是会经过反复考证,精中取精。他在《四川总志·序》中说:“慎乃检故簏,探行箧,参之近志,复采诸家,择其菁华,禠其烦重,拾其遗,翦彼稂稗,支郡列邑各以乘上。”对于既有的讹误,杨慎也是不厌其烦地进行订正,“凡宇宙名物之广,经史百家之奥,上至稗官小说之微,医卜技能、草木虫鱼之细,靡不究心多识,阐其理,博其趣,而订其讹谬焉”。可以说,追求真实性,已经成为杨慎编纂方志的一大特色。“为了求证历史的真实,他主张不仅可以‘以经证史’、‘以诗证史’,而且还可以旁求于野史、家传、墓志、小说以证史”。

在修志态度之外,杨慎对方志修纂体例的重视也值得我们关注。在杨慎看来,相较于一统志,地方志要更为详细具体才行,“然一统与其大纲,而一方一郡一邑各有志焉,亦扩其目,详其绪,使人知原本山川、极命草木、官常之守、通变之化,于是乎系焉,厥事亦重矣”。地方志是编修一统志的基础,其人物、风俗、赋税等事物的记载,要详细周到,才能发挥出存史、资治、教化的效用。对于在体例方面有所创新的方志,杨慎会不吝褒赞之语。他曾大力褒扬《大理府志·序》体例新颖:“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立创新例,大增旧文”;在《贵州通志·序》中,称赞大明一统志体例之精湛,实为万世之师表,“类例精详,去取核实,天下家传而人诵之”。这些都体现杨慎对方志体例的重视。

杨慎在方志体例上的贡献不在于开创,而在于综合既往体例,择优选择适合恰当体例,体现出强烈的务实精神。在《四川总志·序》中,杨慎阐释自己的体例安排,首先是“若蜀人作仅一篇传者,非关于蜀,亦得载焉,用程篁墩新安之文献志例也”;其次是“诸家全集如杜与苏盛行于世者,只载百一,从吕成公文鉴例也”;再次是“同时年近诸大老之作,皆不敢录,以避去取之嫌,循海虞吴敏徳文章辨体例也”。针对不同情况,杨慎采用不同的体例,所谓“新安之文献志例”,即程敏政的《新安文献志》,“是书于南北朝以后文章事迹,凡有关于新安者,悉采录之”。所谓“文鉴例”,即吕祖谦《宋文鉴》,“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所谓“文章辨体例”,即吴讷《文章辨体》,“洪武之初,作者辈出,区区孤陋,弗能博访尽载。考之《文章正宗》,凡同时及年近诸大老之作,皆不敢录,以避去取之嫌。今循其例,以俟后之君子”。可以看出,杨慎对编纂体例的选择花费了很大功夫,他综合比较历代文集的编纂方法,最后择优选择了3种体例来安排《全蜀艺文志》。

具体来说,《全蜀艺文志》的编纂,总体上是按照文类来划分艺文,在文类之中按照时间来安排材料,在时间中又将相关的艺文合并在一起,以形成一个个小单元。如在“记戊”中,该卷主要是“记”类文体,杨慎设置的第一篇文章是诸葛亮的《黄陵庙记》,而后则是历代纪念诸葛武侯的文章,他前后收录了唐代吕温《诸葛武侯庙记》、裴度《诸葛武侯祠堂记》,以及宋代张震《忠武侯祠堂记》、王十朋《移建武侯祠记》4篇文章,紧随其后的又是唐代段全纬《城隍庙记》,这种以单元为核心的安排方式,能够让读者知道更容易看懂和理解文章的内容。倘若完全按照时间来安排,就达不到这种效果了。在选择时,杨慎不仅注意材料的文学价值,还同时注意到了材料的史学价值,“在此书中选入了不少为一般诗文选家不屑于选录的似乎很‘另类’的、却又非常重要的文章”,如范成大《益州古寺名画记》是一份罗列名画的“账单”,在文学上毫无文学色彩可言,但却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份重要的资料。

杨慎的方志功能认知

杨慎之所以孜孜于修纂方志,是因为在他看来,方志具有很强的现实功能。在杨慎笔下,方志能够增广见闻,让人实现不出户而知天下的理想,同时,方志还具有保护地方文献、传承地方文化,以及教化百姓、资助政治等功能。杨慎的方志功能认知影响着他的方志编纂态度,也促使他不断进行方志编纂实践。

杨慎以为,方志具有博物功能,能够令读者增长知识,广闻博见。杨慎在《滇侯记·序》中借用《道德经》“不出户,知天下”之语,指出“天下诚难以不出户知也,非躬阅之其载籍”,以为读书人要想加深对天下的了解,惟有读书,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在杨慎眼中,方志就是记录天下之事的工具。他说:“夫《九丘》之书,志九州岛之异也,佚而不传。周处作《九州岛风土记》,宗懔作《荆楚岁时记》,至于《巴蜀异志》、《岭表异录净》,皆是物也。”志异的方志,能够很好地增广见闻,让人实现自我的突破。杨慎对于学习新知有着强烈的渴望。他在《滇载记·自跋》中说:“余婴罪投裔,求蒙段之故于图经,而不得也。”即使被贬谪到僻远的云南,杨慎依然汲汲于求索图经,以增加对云南的了解。通过阅读方志增广见闻的杨慎,亦想着通过修纂志书,让他人增长知识。他在《滇侯记·序》中说:“余流放滇越温暑毒草之地,尠过从晤言之适,幽忧而屏居,流离而阅时,感其异候有殊中土,辄籍而记之,岂欲妄意古人乎?”他撰写《滇侯记》,是因为滇地的气候与众不同,极具特色,他想记录下来,让更多人了解滇地。在看到李璧修纂的《剑州志》后,杨慎亦是以为“予耳目之有征焉”,欣慰自己可以增加对剑州的了解。

在增长异闻之外,杨慎以为保存历史也是方志的一大功能。杨慎在为方志撰写序言时有一个习惯,即介绍当地的人文历史和发展轨迹,并感慨如此璀璨的历史文化应该要有方志来记载。《滇载记》的编纂,就是因为杨慎发现云南的历史“志记荒落,史有阙文”,他深感“求蒙段之故于图经而不可得也”,于是产生编纂《滇载记》的想法。《贵州通志·序》便指出《华阳国志》记载汉代至晋代四百年间的人物,多达四百余人,不可谓不多,而三代到汉代长达三千年的历史,却没有任何记载,这不得不说是缺乏文献的缘故了。“上溯汉初至三代千余年,史所记无几人。忠魂义魂,与尘埃草葬同没于丘原,岂不重可惜哉?”方志的存在,能够将历史保存下来,让其不至于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倘若现在不加以保存,等到资料散佚,后世要再去搜集资料,便是千难万难了。在《剑州志·序》中,杨慎则叹道:“过其地者,睹其山川,若生色焉。”地方志的文献记载,能够保存历史文化,为山川景观增加厚重的人文景色,让山川增色不少。

为发挥保存历史的效用,对于各地简陋不堪的地方志,杨慎认为有重修的必要。如他在《大理府志·序》中指出,既有的大理典籍“或失之误,或失之略”。在杨慎看来,“山河若柯戒,而以一经行尽之;幅员数千里,而以二卷帙约之”,简略的典籍根本无法将多元繁复的大理历史记录下来,因此有重纂方志的必要。在《贵州通志·序》中,他再次指出,修纂《贵州通志》的缘由是“旧有方志,殊为简略”。这一点杨慎在《剑州志·序》中说得更为通透,“其土俗民风炳如也,将无望于嗣守者与?断碑残碣,遗文坠什,拾于奥突荒甃者”。保存地方历史文化,传承地方文脉,是地方守令义不容辞的责任,否则就是地方守令失职。而杨慎编纂《全蜀艺文志》,也是源自于乡土之人保存乡邦文献的意识,该书被认为对巴蜀文化的传承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全蜀艺文志》颇具特色,保留了大量编排有序的原始诗文,有助于多角度展现巴蜀文化风貌,使之成为研究巴蜀文学乃至巴蜀文化的资料宝库,这正是杨慎留给我们的巨大价值。”

在资治方面,杨慎认为方志有着不错的效果。《滇载记·自跋》指出,他记载滇地的历史,是因为滇地经常与中原发生争斗,把中原弄的疲惫不堪,为了让世人加深对滇地的认识和了解,才编纂了是书。“至与中夏交绥接刃,疲我齐民,世主甘心焉,以无用戕有用,是可嘅已,汉司马氏传西南夷,诚有意哉!”在《野史不可尽信》中,杨慎说道:“古今政治之盛衰,人物之贤否,非史不足以纪治乱、示贬,故历代皆有国史。”历史的存在,能够让后人鉴往而知来,避免犯同样的错误。方志的资治效果更为明显,它记载的山川地理,能够让地方官员知晓当地的灌溉和物产等情况;记载的赋税人口,能够让地方官员了解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记载的宦绩,能够让地方官员知道历代施政的优劣所在;记载的人物风俗,能够让地方官员知道当地的民风民俗,总而言之,通过地方志,地方官员能够快速了解地方的实际情况,帮助他们早日打开局面,制定因地适宜的施政方针。

可以说,杨慎非常注重方志的实用性和垂范作用。方志不是材料的堆积,而是要发挥出继往开来的效用。“日事于簿书、期会、钱谷、甲兵而无意于则古,昔称先生述往懿,开来哲,不几于毛锥皮相之论乎?”在杨慎看来,方志有着“继往圣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的立意,是服务于现实社会的。如果方志脱离了现实,成为空疏的文献材料,那就丧失了方志的本意。“《禹贡》山川,《职方》图志,是政之教、仕之学,官而兼师,由此其基也。”因此在编纂时,杨慎非常注意方志的教化效果。“杨慎所录风谣对蜀中人物事件的记载,不独记载历史,秉承《华阳国志》的义例,选录乡党‘主文歌咏之音’,以此宣德达教,博化笃俗,表成著败,以明惩劝。”

值得注意的是,杨慎对于方志的性质也有过一定的检讨。杨慎以为方志继承的是《禹贡》的传统,乃是地理性质的书籍,“实《禹贡》之衍义,《职方》之流别”。这一点他在《剑州志·序》中说得很详细:“志流别于史,《九丘》先于六籍,地象效于河图,虽迂怪弗稽,实志初也,至《禹贡》《职方》,则大备矣。”自《隋书·经籍志》将历代方志划分为史部地理类以来,方志为地理性质书籍的认知成为宋明时期的主流知识。杨慎以为方志不同于史籍的观点,“志流别于史”,就表达了他对于方志性质的认识。这种方志性质的认识,在清代方志是地理性质还是历史性质的大讨论到来之前,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为争论双方提供了可供依靠的材料。

结 语

总的来说,杨慎多是承接既有的方志理论,而后归纳出优秀的编纂方式,并发扬光大。因其在文坛上的重要地位,他的方志观念引起了士林重视,学者们会不自觉地采用他的编纂理念。杨慎在修志时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宁可得罪权宦,也绝不曲改历史,既是继承传统史家对“史德”的坚守,也为明代方志学者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典范。此外,他将文献材料和实地考察结合起来编纂方志的主张,以及他对于方志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的总结,对明代的方志理论有着较为积极的影响。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杨慎认为方志具有博物功能的观点,这在当时具有较强的开拓性。这不但丰富了我国的博物传统,也将方志的功能丰富扩充,影响了后世方志具有博物功能的观点。事实上,明清时期,不少方志编纂者关注了方志的博物功能,但少有人能够将此功能如杨慎般说得透彻。自孔子提出诗可以“观”的博物传统以来,我国的博物学发展迅速,明清时期的方志学者将方志和博物学联系起来,这有效增加了方志的内涵与效用,令方志更为士人阶层所重视。明代释兰岩在编纂《桃源洞天志》时,亲手绘制了七副板画,这些版画栩栩如生,“图始潼汸,讫于水溪,环洞之前后左右皆若列眉展卷”,读者阅读时能有身临其境之感,仿佛置身于桃源洞天间,这即是博物功能的具体体现。清代董天工更是直接说自己编纂乾隆《武夷山志》的一大目的就在于“搜罗载籍,增广见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金石志》的修纂中,方志学家大谈金石的博物效用,“在方志编纂者看来,金石乃是博物工具,可以提高览者的知识修养和文化素质”,《金石志》的编纂和整理,是由博物学家来进行;《金石志》的阅读和修订,也是靠博物学家来继续。可以说,在方志的博物功能认知中,杨慎有着较大的影响。即使相对于后来者的方志博物理论,杨慎的方志博物理论亦十分清晰,他以其文学大师的地位,有力地塑造了方志的博物传统。

来源: 地方志研究(原载《中国地方志》2024年第5期)

作者:王志强( 南昌师范学院江右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