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史学年代悠久，其历史文献卷帙浩繁，绵延不辍，有“左史纪言，右史纪事”之说。其实，“史”一开始并不是指哪本书，而是指人，就是那些从事历史记载的史官。《文心雕龙·史传》中就写道：“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

手执狭长竹片制成的简册，认真记录着史料，这些搞历史的都是啥官？司马迁回答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在商、周时代，观测天象、算卦之人不是坐在背街小巷摆摊的风水先生，而是非常有权威的人士，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因为国家摊上大事，帝王都要问卜，好化解吉凶祸福。可见，行封建迷信的人在那时位高权重，史官呢，地位同他们差不多，是个大官。

自古多文人而少良史，史官的文字就是历史的借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重视历史，让人们对史官非常敬畏。才、学、识，乃史官必备，“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更重要的是，当史官，就要心术正，著书要有史德，风骨可鉴。

《左传》中，提到当时晋国的重臣赵盾得知晋灵公要杀他，于是连夜逃走。赵盾的族人赵穿不满，把晋灵公杀了。之后，赵盾回来，立了晋成公。晋国的史官董狐，记录这段历史时，就写“赵盾弑其君”。赵盾分辩，灵公不是我杀的。董狐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结果仍以“赵盾弑其君”记载于史。为此孔子赞董狐是“古之良史”。无独有偶，《左传》还有一个故事，说齐国的大臣崔杼杀了国君，齐国的太史秉笔直书，写下“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把太史杀了，并一连杀了他的两个兄弟，而太史的第三个弟弟又接着写下去。崔杼没有办法，只好作罢。民族英雄文天祥也以史为镜，在《正气歌》中吟诵：“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史官，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必须公正，是什么就写什么，不能隐讳事实真相，“直笔”才能治史，这也是为官的风骨。然而，为了政治需要，为了个人利益，有些史官伪造历史，篡改历史，贻害后人。《北齐书》记载，北齐人魏收作《魏书》，凡是与魏收意见不同的人，即使好事一大堆，魏收也有意不写。谁敢在魏收面前耍态度，一支笔，贬斥一下，就要背历史的黑锅。后人将《魏书》称之为“秽史”，被历史所讥讽。

当然，古代的史官不可能脱离统治者的意志和社会局限，但如果他的人格品质高尚一点的话，其写的东西往往比较接近客观事实，给后人留下一份可以借鉴的历史。史官的笔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他们既在写历史，也在书品德，“对己清正”便可以“对史公正”。

史德，是史官的风骨。以史为鉴，以史官为鉴，可知“德若水之源，才若水之波”，不管你才有多高，官有多大，钱有多多，如果少了“德”这根骨头，你是立不稳身子的，早晚要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