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名】醇香世界（下）

【画面】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清宣统三年版），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四川人民逐条批驳四川总督赵尔丰镇压保路运动布告，《荣县志》（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5月，第331页）“1911年9月25日，在宣告荣县独立的同时，荣县革命军政府同时宣告成立。荣县革命军政府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政权，比武昌起义早半个月。成为四川东南路同志军的根据地，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特写）

武昌辛亥革命。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国民政府成立，成都春熙路刘开渠所塑孙中山铜像（掠影）

【解说】

如果说四川保路运动奠定了辛亥革命的基础，荣县革命军政府的成立打响了第一枪；那么，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则震撼了中国，为风雷激荡的中华民国建立拉开了序幕。

【画面】《孙大总统批胡汉民等请设立国史院呈》“民国问创，为神州空前之伟业。不有信史，何以焜耀宇内，昭示方来”（红线标注），《中华民国省区全志》及第五编第一卷《四川省志》等

【解说】

在民国，国史与方志并修是一大特点，而且从上至下有相当的认同高度，无论是总统孙中山还是封疆大吏。虽然时局飞速变化甚至屡屡“城头变换大王旗”和抗战等，致使编史修志推进的步履维艰，一度出现尴尬，但它依然波浪式前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以不至于我们今天对这一段历史和区域史的认识有太多的迷茫和纠结。

让我们翻开由白眉初先生著、1926年出版的《中华民国省区全志》。

这应该是民国时期较早出版的一部全志，概括性较强，影响了我们若干通志的编修。就对四川区域的介绍而言，它不仅推出了四川省物产之华表“白蜡”，而且概括了四川的四大景：“峨眉天下秀，剑阁天下雄，瞿塘天下险，离堆天下奇”。

四川物产之华表“白蜡”与“离堆天下奇”的概念也许由此而始。这对于今天我们重塑“白蜡”和都江堰“离堆”品牌不乏意义，因为它们不应该离我们渐行渐远。

【画面】国民政府内政部1929年12月颁行的《修志事例概要》、1931年3月颁行的《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大纲》、1946年10月分别颁行的《地方志书纂修办法》《各省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规程》

【解说】

《修志事例概要》，是国民政府成立17年后颁行的第一个关于修志的规定。该规定应运而生，具有时代意义，顺应了四川、江苏、安徽、河南等省编修志书的诉求，奠定了民国时期全国普遍修志的基础。

【画面】《申报》（1929）载江苏、安徽、河南、上海等地修志（报道），上海通志馆期刊

【解说】

时四川、江苏、安徽、河南、上海等省（市）成立了通志局或通志编纂委员会或通志馆，其活动内容时见诸报端。

【画面】《綦江县志》《乐至县志》（民国初年版）、《简阳县志》《资阳县志稿》（特写）

【解说】

民国时期全国修各种志共1571种，四川便达163种，占全国的十分之一，位居榜首。从民国初年出版的《綦江县志》《乐至县志》始，至1949年出版的《简阳县志》《资阳县志稿》止，四川修县志125部，几近覆盖全川，在全国遥遥领先。

【画面】19世纪20年代成都，《四川公报》（1920年5月）载四川通志局成立消息（特写）

【解说】

四川通志局作为政府专修地方志的机构，成立于1920年5月。这在全国也是走在前面的。

【画面】《县志纲要》（特写）

【解说】

1920年，四川省政府颁布了《县志纲要》。它虽然仅有11条，但对于民国时期四川所修县志却做出了具体规定。

这个纲要领先各省，甚至比国民政府1929年颁行的第一个修志规定——《修志事例概要》还要早9年。

【画面】四川通志局通函（特写）：“迳启者，窃四川重修通志，经熊督军、杨省长会商设局，于（1920年）5月13日成立。查各县修志，曾由省长迭次催修”。

【解说】

民国时期四川的普遍修志，政府主导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普遍设立通志局（馆），而且最早的可以追溯到1920年；二是政府1920年颁行《县志纲要》，这在全国也不乏代表性。

【画面】杨庶堪照片，《四川省志·人物志》杨庶堪（特写）

【解说】

呈现这种修志格局与杨庶堪有关。

1918年，孙中山委派杨庶堪出任四川省省长。他走马上任后，很快便成立了四川通志局，而且措施到位。一方面，他多次出面“催修”县志，竟让当时通志局所发函做出如此预测：“全川各县，悉当一律成功矣”；另一方面，他广收人才，礼贤下士，甚至拟邀请名笔赵熙主持编纂《四川通志》。

然而，历史却选中了宋育仁。1924年，宋育仁出任四川通志局总裁。

【画面】富顺县

（空镜），豆花、香辣酱（特写）；宋育仁传奇人生辑录，成都东山草堂，宋育仁墓碑亭，宋育仁画像

【解说】

宋育仁出生在豆花香溢的富顺。他的性格鲜明，其中的两重性颇似冰火两重天，或者说不乏其家乡“香辣酱”的特点。其香，传达了他作为文化人敬传统，仰新法的品格；其辣，传达了他作为壮士“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品格。因此，当翻开中国近现代史便不难发现，其中的一页便是大写的宋育仁的传奇人生。一方面，他算得上时代的领跑人物，儒通巴蜀；一方面，他堪称时代的“愤青”，即是清代历史上唯一策划袭击日本并付诸实施的中国人，被誉为“四川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画面】宋育仁主编《渝报》《国学月刊》，宋育仁等纂修《四川通志稿》（残稿），宋育仁撰《重修四川通志例言》《重修四川通志目录》

【解说】

宋育仁堪称巴蜀大儒，集经学家、文章家、词家、志家、编辑家等于一身。他的文化贡献不仅在于他首创四川第一张报纸《渝报》，出版《国学月刊》，领跑新文化和国学；还在于他1924年出任四川通志局总裁，担当了四川地方志文化工程的历史重任。   

在宋育仁的主持下，1926年出版了《重修四川通志例言》，1930年草成《重修四川通志》（初稿）300余册。

【画面】《四川省志·人物志》宋育仁（特写），宋育仁主修《重修四川通志稿》《富顺县志》稿本（特写），国家方志馆“方志中国展览”民国修志人物宋育仁（掠影）

【解说】

宋育仁算得上“两手抓”的高手。他不仅主持《重修四川通志》的编纂，还于1931年完成了家乡人的重托——《富顺县志》。

这部被后学誉为“宋志”的《富顺县志》，竖起了县志编修的标杆，至今还让我们津津乐道。

【画面】《四川省方志简编》关于宋育仁介绍（特写）：“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年），任重修四川通志局总裁，又主修《富顺县志》，二十年（1931年）卒。县志已成，通志未成。生平著书凡数十种，皆行世”，宋育仁著《论史学方志》

【解说】

宋育仁的名字与《重修四川通志》紧紧相连，堪称翘楚志坛的大方之家。他不仅主持纂修《重修四川通志》，而且对史志研究颇有心得，著有《论史学方志》。

【采访】伍松乔 高级编辑，巴蜀文化学者

宋育仁当然是民国时期旗帜性的志家。倘若没有他及其团队的努力，恐怕四川民国史的谜团更大。

宋育仁尽心竭力于志道，苦苦经营《重修四川通志》，留下了若干感动历史和修志人的故事。

（请其讲述宋育仁主持编《重修四川通志》的故事，包括挖掘奇才刘咸炘、拉赞助款修志、临终嘱托挚友陈钟信“为我完之”即完成未尽之修志等）

【画面】四川省图书馆（空镜），《重修四川通志》残稿（掀动），《重修四川通志外一种》及王嘉陵序言（特写）

【采访】王嘉陵

（请其讲述省图书馆藏、整理《四川通志稿》（残稿）的故事与推动《重修四川通志稿》终于走出馆阁而面世的情况）

【解说】

说到宋育仁主持的《重修四川通志稿》的归属，我们不能不说到龚煦春编辑的《四川郡县志》。该志的问世，尽管其间不乏苦涩，但对于宋育仁的在天之灵来说亦算得上一个不小的告慰。

【画面】

《四川郡县志》（成都古美堂木刻刊行，1935年版）（成都古籍书店重印，1983年版）书影及序言，龚煦春照片

【采访】马国栋

1924年，龚煦春受聘四川通志局编纂，主持地理门类。

1935年，龚煦春将《重修四川通志稿》中的四川政区沿革稿本以《四川郡县志》为书名出版，并由古美堂木刻刊行，为线装图书5册。1983年，《四川郡县志》经四川大学历史系古籍所整理，由成都古籍书店重印。由此，如果说宋育仁出山主持《重修四川通志》并完成志稿是出于使命，那么龚煦春付印的《四川郡县志》则实现了宋育仁的意愿之一，即将《重修四川通志》稿的一部分刊印问世。

（请其介绍宋育仁1924年主持《重修四川通志》与龚煦春1935年主持印刻《四川郡县志》的情况）

【画面】《中国地方志综录》，综录中的四川志书（特写）

【采访】马国栋

无独有偶，在龚煦春主持印刻《四川郡县志》的同时，朱士嘉撰写的《中国地方志综录》亦出版了。其中，不乏四川志书的介绍。

【解说】

如果喻《重修四川通志》是航母，那么一部部县志则算得上一艘艘舰艇。那些领衔的“舰艇”，驰骋志海，卷起千堆雪，给我们以更美的视点，更多的遐想。

【画面】大海，《荣县志》《华阳县志》《巴县志》《双流县志》《眉山县志》等漂浮于海浪中（掠影）

【解说】

志书的编修和审定者，往往是地方的耆儒硕学。他们，堪称志书这一艘艘领衔志海舰艇的舵手。我们如数家珍的有：赵熙纂修的《荣县志》，林思进等纂修的《华阳县志》，向楚纂修的《巴县志》，周翔就审定的《眉山县志》和监修的《彭山县志》等。

这些精品良志湛蓝志海，美丽四溅，具有“一花引来百花开”的效应，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点。

【画面】山水志、寺庙志、乡土志（叠加）

【采访】章玉钧 四川省政协原副主席，文化学者

“志书乃一方之信史”，对于资治与嘉惠学林等颇多裨益。故除政府强调修志外，坊间的修志亦跃跃欲试，一批山水志、寺庙志、乡土志纷纷问世。然而，颇为稀罕的是有一个“老外”也来凑“热闹”。

他，就是汉明灯，一位不同寻常的汉学家，一位被中国化的汉学家。

【画面】广汉三星堆，古城墙，广汉县档案馆，《广汉县志略》（抄本）,《广汉县志略》（敖天照手抄本），《历代汉州志》中辑录的《广汉县志略》，汉明灯纂修《广汉县志略》（情景再现）

【采访】敖天照 三星堆博物馆顾问，文化学者

汉明灯是英国传教士Hamilton，Rev.E.A.andwife的中文名字。

1916年，汉明灯来到四川广汉传教。受中国方志文化的影响，当然也是为了更好地传教，这位传教士竟不知不觉痴迷上地方志，而且身体力行纂修《广汉县志略》。

【采访】章玉钧

中国人修志不算新鲜，也不足为奇。但是，外国人修中国县志却算得上一件罕之又罕的事了，不仅在四川属于首例，而且在全国亦是唯一。

【采访】敖天照

我知道汉明灯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时，我在县地方志办公室修志。为新编《广汉县志》，我专程去四川省图书馆抄录此志，并收录于后来即1988年出版的《历代汉州志》。可以说，《广汉县志略》丰富了《历代汉州志》，使之得以完整。

（请其讲述为新编《广汉县志》在四川省图书馆抄录《广汉县志略》的情况和故事）

【画面】四川省图书馆（空镜），《广汉县志略》翻阅把玩

【采访】王嘉陵

《广汉县志略》为汉明灯1921年纂修，包括沿革、疆域、城池、乡村、山脉、河流、古景、古迹、战史、儒林、户口、仓储、漕运、学校、宗教等16部分。在《山脉》一篇中，他对“三星伴月堆”（后闻名于世的三星堆）作了表述：“在治西十五里，地形若三星与月相伴”。由于是志略，全志记述言简意赅，既引录了前志，又有对前志的考证；暨记述了考察的鲜活史事，又有篇下序（尽管未列篇），如《古景》：“自古有志之士游辙所至，遇景流连或发思古之幽情，或留一时之佳话。广汉志载八景，亦有足观，列举如左。”

《广汉县志略》以抄本形式存在，不仅具有文献价值，而且具有版本欣赏价值。抄本书法颇见功力，虽不知道是出自汉明灯之手还是他人誊抄之手，但其书卷之气却贯于全书之中，让人赏心悦目。该抄本系孤本，现藏于四川省图书馆。

（请其讲述收藏和保管《广汉县志略》的故事）

【画面】汉明灯《广汉县志略》自序（特写）,汉明灯与“学士、搢绅多与余交酒阑茶，罢辄举山脉河流，为余津津道之”（情景再现），汉明灯与“诸教徒寻古迹，读残碑，披舆图，谈往事”（情景再现）

【采访】敖天照

汉明灯，这位英国传教士算得上一位修志问道者，甚至是中国方志文化的粉丝和痴情者。他擅长修志之道，既注重广采博集，又注意交谊学士乡贤和官绅。为研究地情，他亲力亲为——“寻古迹，读残碑，披舆图，谈往事”，体现了对这方土地和人文的融合。更有甚者，他还以严谨的治学态度通过实地测量纠正了前志对广汉区域面积的错误记载。

【画面】汉明灯手抄《广汉县志略》（情景再现），其自序“自古学者游辙所经必有纪述，非独流连风景也”“岁月如流，今五年矣。救世救人宏愿未酬，窃思以六年中目睹耳闻之事实传播宗邦，俾政治、实业、教育、教诸家各就注视之点以作考证之资”（特写）

【采访】章玉钧

汉明灯寄情地理，萦怀文献，游辙有述，算得上马可·波罗式的传奇人物。他讲“学者游辙所经必有纪述，非独流连风景”，这与马可·波罗的主张非常具有趋同性。作为传教士，汉明灯还有一片“救世救人”的情怀。他以志传播宗邦，一是供诸家考证，二是使读者“不必至其地亦知其情形”，这不乏白求恩精神即国际主义精神。

【画面】《马可·波罗游记》《广汉县志略》

【解说】

如果说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著名旅行家和商人马可·波罗所写的《马可·波罗游记》是欧洲人撰写的第一部描写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游记，那么可以说20世纪初叶来自英国的传教士、汉学者汉明灯所编纂的《广汉县志略》是欧洲人撰写的第一部记录中国地方（广汉）的百科全书。他们一个写游记，一个纂修志书；他们一个感性抒情，一个理性记录，均是典型的汉学著述。其文献价值、文化意义相提并论，值得格外关注。

【画面】《四川历代旧志提要》“此为四川六百余种地方志中唯一的一种外国人编纂志书。今仅存一册民国十年（1921）抄本藏于四川省图书馆”（特写），《广汉县志·人物》关于汉明灯修《广汉县志略》记载（特写）

【采访】对四川地方文化有研究的英国学者学者

（请其从学者角度谈汉明灯的《广汉县志略》的价值）

【采访】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

（请其从中英文化交流特别是于四川的交流谈《广汉县志略》的意义）      

【解说】

异邦抄本，百年志香。历时5年即1921年，汉明灯捧出了不同于一般传教士的汉学著述——《广汉县志略》。

这一部特殊的著述，弥补了广汉县自清同治八年（1869）以后的50多年未修县志的空白。这一部著述虽然算不上洋洋大观，但却开了外国人修志书的先河，凸显了一个外籍人士崇尚中国方志文化魅力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弥显珍贵。

今天，虽然我们无法知道他从中国回英国复命的情况，包括他是否将《广汉县志略》底稿带回英国的情况，但是他的名字却留在了中国方志史上，见证了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与交流，让我们常怀一种温暖的记忆。

【画面】广汉档案馆（空镜），三星堆，梁思成所拍摄龙居寺、龙兴寺、南华宫等建筑照片

【解说】

故事发生地依然在古城、古国、古遗址的广汉。也许是这“三古”，使古雒城关于修志的故事叠起。

继汉明灯修成《广汉县志略》之后的10余年，广汉一跃而成四川省的模范县。广汉籍名人戴季陶，这位国民政府的要员颇有创意和能耐，为重修《广汉县志》他竟邀请时在宜宾李庄的建筑学家梁思成率人来广汉拍照，以助修志。

【画面】戴季陶、梁思成照片（特写）,《广汉县志》

【采访】敖天照

（请其讲述梁思成镜头下的雒城记忆和梁思成为《广汉县志》的编修提供照片的故事）

【解说】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虽然时值抗战期间，但四川修志依然，而且几乎所出版的志书都有对于出川抗战将士的记载，因为他们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时代英烈。由此，构成四川民国时期志书记载内容的一大特点。

【画面】卢沟桥，抗战烽火，人民公园川军抗战塑像，建川博物馆·中流砥柱馆、川军抗战馆、中国老兵手印广场，《四川方志简编》《四川省志·人物志》中关于刘湘、李家钰、饶国华、王铭章、许国璋（特写），《资阳县志》饶国华墓志铭中关于抗战人生记录（《资阳县志》，1949年版）

【采访】樊建川 建川博物馆馆长，历史文化学者

人们常说“无川不成军”。的确如此。川军是中华抗战重要的军源，达340万，占全国兵源的五分之一，也就是说在全国抗日战场上，每5个军人中平均就有一个是川军。至于捐躯的将士，达数十万之众。这在中华抗战史上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数字，也是川军为中华抗战所作贡献的一个了不起的数字，难怪日本投降后，《新华日报》发表有《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新民报》刊发有《莫忘四川》的社论。

【画面】《抗战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3卷）》，四川支援抗战镜头（剪辑），《安岳县志·人物篇》《犍为县志·人物篇》等县志中抗日阵亡将士英名录（叠加）

【解说】

正是因为四川是中国抗战的输血管，是民族复兴的根据地，故四川的县志的内容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几乎所有的志书均设有“英名录”，以记载抗战阵亡的将士。仅《安岳县志·英名录》，记载的抗战阵亡烈士便达1300多人。那一长串的名单，筑起了中华民族新的长城；那一长串的名单，挺拔了中华民族抗击不畏强暴的脊梁！

【画面】辑电视剧《壮士出川》相关镜头和剧照（川军将士出征抗日大会）

【采访】樊建川

川军出川抗日的场景震撼历史。电视剧《壮士出川》有一个让人挥之不去的镜头，就是硕大白布的显著位置上写的“死”字。这是川军战士王建堂出川抗战前，其父赠他的一面旗帜。这件原物为建川博物馆收藏，中华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复制展出。其实，哪有老牛不舐犊，哪有老父不疼儿。然而，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父亲为儿子的壮行却是一个“死”字。这个赠字，千古不见，实在是太有冲击力了。其上款“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与其说是一个老父亲的襟怀和境界，不如说是我们川人的襟怀和境界！

【画面】川军出川，建川博物馆饶国华将军雕塑（特写），饶国华讣告书（特写）

【采访】流沙河 诗人，文化学者

川军出川异常艰苦。他们一袭布军衣、一双草鞋、一支步枪出川，抱着“宁为民族战死鬼，不做阶下亡国奴”决心，为中华抗战史书写了辉煌一章，为民族解放写下了一个又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饶国华将军临终遗言“一定要血战到底，收复失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做到胜则生，败则死”便是川军誓死抗战的写照。

（请讲孩提时记忆，以故事开头）

【画面】《毛泽东选集》中载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暨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从郝梦麟、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典范”（特写），2014年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作出的关于将9月3日设立为中国人民抗日纪念日的决定，习近平等中常委2014年9月3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与首都各界代表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特写），习近平在纪念抗战胜利69年发表重要讲话（特写），民政部公布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饶国华（特写），《四川方志简编》《资阳县志》《四川省志·人物志》饶国华（特写）

【采访】樊建川

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一个庄严的决定，即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纪念日。其意义在于，以立法形式确定了这个纪念日，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将中华民族的抗战记忆上升为国家记忆，告慰我们的英烈。

今天，饶国华将军离开我们67年了。但他“与城为殉”的故事依然历历在目，让人欷歔不已，的确堪称“崇高伟大的典范”。

（请其讲述《资阳县志》《四川省志·人物志》记载饶国华率川军出川“与城为殉”的故事和川军的抗战故事）

【画面】《内江市志·传记》张善子（特写），张善子《怒吼吧，中国》《中国怒吼了》，张善子在美国为抗战募捐，国民政府公报·令渝字第306号（特写），于右任书法挽联张善子“名垂宇宙生无忝，气壮山河笔有神”（情景再现）

【解说】

志书中有若干抗战的记忆。它的存史价值，决定了这些记忆的永恒；它的资政价值，决定了这些记忆的国家意志；它的教育价值，决定了这些记忆的复活。

如果说志书中记载的川军出川是中华抗战的军事行为，那么志书中记载的张善子的出川乃至赴欧美巡展和募捐的活动却是中华抗战的文化行为。枪杆子和笔杆子殊途同归，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捍卫主权、保卫钓鱼岛具有同样的意义。

【画面】建川博物馆·飞虎奇兵馆，张善子赠陈纳德将军《飞虎图》（特写），张善子在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讲话，张善子画作《中国：怒吼了》《怒吼吧，中国》等（掠影），国民政府褒扬张善子令（掠影）

【采访】樊建川

张善子以画虎闻名于世，有“虎痴”“虎魂”之誉。

1938年6月，张善子出任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主席。同年底，他携“张善子、张大千画展”赴欧美巡展，从事国民外交活动，宣传中华抗战，募捐点滴归公。

张善子以“画笔为枪作战神”的故事数不胜数，令人荡气回肠。其中，最让人不能忘却的是他赠陈纳德将军的《飞虎图》。

（请其介绍张善子赠陈纳德《飞虎图》及收藏此画的故事）

【画面】成都忠烈祠，青白江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崇宁县（郫县）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威远县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等（叠加）中推出宜宾李庄（空镜）、《李庄镇志》（方志出版社，2006年5月）关于“李庄镇抗战将士阵亡纪念碑”（特写），中国李庄抗战文化陈列馆及其门联“中国文化的折射点，民族精神的涵养地”（特写）

【解说】

八年抗战，其实是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

抗战之壮怀激烈可谓空前，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为纪念抗战将士，昭然其精魂，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9年、1940年分别颁令各县设立忠烈祠和公布《抗敌殉难忠烈官民祠祀纪念坊碑办法大纲》。在志书中，对于抗战的记载俯首可读，就连镇志中亦有记录。在《李庄镇志》中，我们便可以读到关于“李庄镇抗战将士阵亡纪念碑”的记录。

然而，《李庄镇志》还给我们传递了关于当时大后方文化抗战的大量信息，即同济大学、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人类体质学研究所等7个由昆明迁来此地，梁思成、林徽因、李济、傅斯年、童第周等一批文化名人在此为人们耳熟能详，使李庄有了一张赫赫有名的名片：中国李庄。

【画面】陈代俊翻阅《发现李庄》及傅斯年、李济等信札

【采访】陈代俊 《四川政协报》原副主编，历史文化学者

（请其讲述梁思成、傅斯年、李济在李庄的故事和创作《发现李庄》的情况）

【画面】南溪县地方志办公室（空镜），《六同别录（上中下册）》，美籍华人费慰梅所著《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关于纸张描述（特写）“李庄来信所反映的比它字面上所讲述的多得多。大大小小和形形色色的信纸，多半是薄薄的，发黄发脆的，可能是从街上带回来的包过肉或菜的。有时候也有朋友给的宝贵的蓝色信纸。但共同的是每一小块空间都使用了。天头地角和分段都不留空，而最后一面常常只有半页或三分之一页，其余的裁下来做别的用了。”（载《李庄镇志》284-285页）（特写）

【采访】李华蓉 宜宾市翠屏区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李庄镇志》特邀总纂

在李庄，文化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异常艰苦。且不说一般的文化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梁思成也拮据不堪，从他写信所用纸张便看可见一斑。但是，他们却为民族抗战而努力奉献着智慧，所出版的《六同别录》便是佐证。

所谓的《六同别录》，就是中央研究院三个所在李庄期间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论文的汇集，并取李庄在历史上作过六同郡治所冠名书首。

【画面】抗战烽火，《申报》（1938年4月23日）载《鄂省通令通志、县志禁运国外》：“鄂省府以值此抗战期间，凡有关山川形胜等通志、县志、刊物，禁运国外。昨特通令所属机关，严切注意”（特写）

【解说】

志书记录内容具有广博性和地理方面的特殊性，如矿产资源、山川形制等，故抗战时期，政府不仅通令志书禁运国外，而且登报告示。可见志书关乎一方安危，具有特殊的价值。

【画面】《支那省别全志》《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掠影），其中的《四川省志》（特写）

【解说】

这里，不得不说到《支那省别全志》和《新修支那省别全志》。它不仅涉及到四川方志，更涉及到中国方志，是民国时期地方志乃至中国方志史不可以绕过去的一道“坎”。

【采访】流沙河

这是两部唯一由外国人即日本人编修的中国省志，均为日文版。其中，《支那省别全志》编纂始于1917年，1920年由日本东亚同文会出版社出版，全套18卷(册)， 分别为广东省 (附香港、澳门) 、广西、云南省 (附海防)、山东省、四川省、甘肃省 (附新疆)、陕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浙江省、福建省、江苏省、贵州省、山西省、直隷省各一卷。各卷章节大同小异，内容有：总论（沿革、面积、人口、气候、民俗、军事概况、对外关系等）、都市（通商口岸、主要城市及各县城）、贸易 、交通（铁公路、船运、邮政、电信）、农林渔牧、工矿、商业与金融、度量衡、历史名胜等，每卷约1000页，图、表、文并用，并附有地图。《新修支那省别全志》编纂于1941年，至1946年共出版9卷，包括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陕西省、甘肃省、宁夏、新疆、青海省、西康省。这一先一后的两部“支那省别全志”几乎涉猎了整个中国。

【采访】马国栋

就学术立场而言，这两部省别全志堪称中国各省区全面性调查报告，资料丰富，无论是对于全国性的综合研究或是对各区域的分别研究，均是重要参考文献。但是，从时代背景看，其编修出版的目的却主要是从当时对东亚特别是觊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需要考虑的。

【画面】甲午海战，坐在紫禁城皇帝宝座上的美国侵略军

【采访】流沙河

这个时代背景，我们可以上溯23年去考察，那就是1894年。这一年，甲午中日战争开战。其结果，唱的却是一首甲午悲歌。不仅中国的威海被日军血洗、中国旅顺的百姓被日军屠杀，而且中国的历史因《马关条约》而被彻底扭曲，即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被鲸吞，中国的主权被肢解，中国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一扇被渗透、被扩张、被掠夺的大门就这样被打开！

更有甚者，从1894年的旅顺大屠杀，到1931年的“九一八”，再到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仅仅只有43年。可见，日本编修出版《支那别省全志》是从其全面扩张和侵略中国的目的出发的。

【画面】福泽谕吉《脱亚论》及关于“支那”是“东方的恶友”等（特写）

【解说】

无论是《支那别省全志》，还是《新修支那别省全志》，其志名前均冠以“支那”。“支那”一词的“污名化”，始于日本明治维新时代。1885年，被奉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其发表的《脱亚论》文中称“支那”是“东方的恶友”，甚至极端主张凡是“有支那色彩的东西都应该摒弃”。甲午海战中国败北，“支那”一词“在日本更是成为藐视中国的一个蔑称。如此，日本编修的这两部“别省全志”的目的之出发点便不言而喻了。

【采访】马国栋

志书是中国的国粹。作为研究，它具有世界性。但是，纵观历史，没有一个国家为中国修志。而日本这个所谓的友邦，一出手修志便将中国各省“一网打尽”。这是一个需要巨额投入的工程，这是一个需要精心策划的工程。其侵略我中华的目的显而易见。【画面】《山东派遣军记念写真帖》（掠影）及内页“最近支那的中心人物”和版权页支那青岛市场一路十六号中“支那”（特写）

【采访】流沙河

让我们把时间定格在《支那省别全志》出版的那一刻，即1917年。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之际（1914—1918年），日本跻身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入侵山东，并对青岛作长达8年的殖民统治。志书名中的“支那”，乃至入侵山东所出版的《山东派遣军记念写真帖》等读物中的“支那”，均充满对中国的侮辱和敌视。志书编修在表现上，目的性明确，一是尽量简化志书结构，以最少的篇幅和文字提供最多的信息及有价值的数据便于为战争服务，而并非我们“全景式”的修志意义；二是志书用日文出版，即直接为日本人所用。特别是1941年出版的《新修支那省别全志》，时值中日战争中期，其为战争服务的目的性更是昭然若揭。

【画面】《中国地方志目录》（1942年铅印本）

【解说】

随着时间推移，即在着手编纂《新修支那省别全志》的第二年，也就是1942年，日本人迫不及待地编辑了《中国地方志目录》。

这是一本特殊的地方志目录，由上海日本大使馆特别调查班编，铅印本。

【采访】流沙河

1942年，正是中日战争出于“拉锯”时期。上海日本大使馆之所以成立这个特别调查班，染指志书的编目，其目的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这个目的就是搜集情报，为扩大侵华战争服务。由此可见，志书具有的特殊价值，尤其是在抗战时期。

【画面】《四川省通志馆组织规程修正案》（四川省政府第608次会议记录）、《四川省通志馆采访计划书决议案》（第639次会议）、《四川省文献整理委员会组织规程决议案》（第657次会议）（掠影），《汶川县志》（民国32年版）及张群《续修汶川县志序》（特写）

【解说】

值得一说的是民国时期的一位封疆大吏。他，就是张群，系成都华阳县即今锦江区人。

1930年，张群出任上海市长时便建上海通志馆，延揽人才，甄访故实，编修《上海通志》。

1940年，张群主政乡邦，出任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1942年，他不仅设四川省通志馆，列举例目，广事采访，而且饬令各县修志，甚至为1944年出版的《续修汶川县志》撰写序言。他在序言的开篇写道：“方志之辑，所以察疆理建制之宜，省世会通变之迹。凡夫山川舆域，物产贡赋，民俗土风，糜不总括区列，著已往之成规，而未来之施政敷教，率于是取资焉。”

【画面】《四川方志简编》（中华书局出版，2008年7月）及序言

【解说】

《四川方志简编》为四川通志馆编纂，脱稿于1944年，系民国时期唯一编纂定稿的四川省志，30余万字,可谓“一字之推敲，一语之斟酌，实未敢掉以轻心”。

《四川省志简编》内容分《总论》与《分论》两部分。《总论》综述全省概况，侧重研究，设沿革、疆域、人物等13个类目；《分论》则以“县各为章，以志各县特有事物，侧重叙录”。遗憾，因经费原因未刊印而作为稿（孤）本存世。

【画面】四川省图书馆（空镜），《四川方志简编》稿存放（掠影），《四川方志简编》2012年印刷板

【采访】王嘉陵

（请其讲述保存这批重要文献的故事及整理、印刷情况）

【画面】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种四川旧志（纷呈叠加）

【采访】吉正芬 西南民族大学教师

民国时期，四川的修志局虽然几经沧桑，但四川通志馆自1942年9月成立，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通志馆的格局依然强调政府修志行为，甚至由省政府秘书长兼任馆长。

由于政府的主导和大量学者的加盟，民国时期四川编纂、出版的志书领跑全国。其体例、体裁、结构方面，较之明清时代更有特点。

（请其作民国时期志书与明清志书的特点比较）

【解说】

民国时期，虽然离乱频频，但四川却相对稳定，甚至一度成为战时的大后方。特别是包括甘孜州等民族地区的通志局（馆）和修志局机构的纷纷设立，体现了政府“资政、辅治”的需求和修志人的诉求以及社会的普遍需要。

【画面】四川省档案馆（空镜），《西康游屐》（张大千画册），《西康建省记》《西康综览》《川康边政资料辑要》《西康图经》等（叠加），《西康通志》（刘开晴初稿，民国34年抄写本）、《西康通志》撰修纲要和目录、《西康通志·宗教卷》（手写藏文本）（掠影）

【采访】任新建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

《西康通志》撰修于20世纪40年代，包括交通、物产、会议、选举、职官、武卫、司法、财赋、水利、工商、教育、医方、宗教（上下）等分志。其撰修纲要、目录于1940年排印。

（请其介绍《西康通志》《西康通志·宗教志》手写藏文本情况，讲述相关故事）

【画面】甘孜州风貌，刘赞廷像，《刘赞廷藏稿》（重庆图书馆、四川省民委、北京民族文化宫藏本），刘赞廷所编22部县志（北京民族文化宫印本，1960年）

【采访】秦和平 四川民族大学教授

说到四川藏区县志的编修，不能不说到刘赞廷。他不仅是康藏地区通，而且在编纂志书的数量上堪称中国的“修志王”了。

民国初年，刘赞廷出任川边军分统。他是地道的军人，又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了不起的修志人，享有“康藏一支笔”之盛誉。

当走进甘孜藏族自治州修志的历史，我们可以如数家珍般地道出刘赞廷所编志书。他的民族虽系汉族，但屐痕却几乎遍及甘孜州各县。在“历边十四年”里，他所编纂的康藏地区县志近达40部。其高产不得不让人感慨其智慧，感佩其精神。这些志书有一个显著特点，几乎均为图志。无疑，这与他作为军人因战事所需有关。

（请其介绍刘赞廷编志情况，讲述关于四川藏族地区志的故事）

【采访】赵心愚 西南民族大学原校长，教授

（请其介绍刘赞廷编修的四川藏族地区志书的特色，讲述相关的故事）

【解说】

重视民族地区的修志是四川修志的特色之一。当时的西康，包括今天的雅安、甘孜、凉山及西藏昌都的一些地方。《西康通志》是民国时期民族地区所修的一部通志，达21卷，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曹雪芹曾感慨写《红楼梦》：“十年辛苦不寻常，读来字字都是血”。其实，展阅堆积如山的《西康通志》抄本，我们亦不乏曹雪芹的那一番感慨。这些抄本，让我们领略到西康的山川、民俗、交通、政体等。该志书的编纂，有益于今天我们推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画面】旧志各种版本，《四川旧志目录提要》

【采访】王嘉陵

（请其重点介绍旧志版本的情况）

【解说】

在现存典籍中，旧志不乏版本学及其意义。一是版本跨度时间长；二是品类多，有统称的志，有冠以地域的（眉州）属志、（续眉州）志略、（纂集仁寿）全志等；三是版本种类多，有刻本、排印本、清抄本、传抄本、石印本等，有的抄本为当时所抄，有的却是后世所抄。

【画面】《四川省志》（明正德版本）余中英抄本，余中英“抄本”(情景再现)

【采访】王嘉陵

余中英是著名书法家、曾任成都市市长。他抄写志书，发思古之幽情，其实是对历史和记载地方文献志书的敬重。他为我们留下了明代正德版《四川省志》抄本。这个版本和抄本，一古一今，珠联璧合，使志书抄本多元化，丰富了志书的研究。同时，为古籍善本复制重印提供了选择的空间。

（请其介绍余中英抄本的情况）

【画面】“十二五”国家古籍管理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著名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及所出版稀见方志（叠加），《重修四川通志稿（60册）》《四川历代方志集成》《四川方志简编》《四川全图》（清乾隆版本）、《刘赞廷所编纂康藏地区县志》掠影，《四川历代旧志提要》及四川地方志系统影印或点校旧志《西康通志稿》（民国版本）、《四川通志》（清嘉庆版本）、《顺庆府志》（清康熙版本）、《直隶绵州志》（清同治版本）、《新都县志》（清嘉庆版本）、《犍为县志》（清嘉庆版本）、《富顺县志》（清乾隆版本）、《邻水县志》（清道光版本）、《大竹县志》（清道光版本）、《华阳国志》（明清诸版本）、《金堂县乡土志》（清光绪版本）等（叠加）

【采访】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领导

中华再造古籍善本工程的启动，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布施行，四川的旧志整理迎来了一个明媚的春天。

我们不仅编辑《四川历代旧志提要》这类指导性的工具书，而且影印或点校了一批稀见旧志，特别是《西康通志稿》这样的抄本。我们还注意选择不同时代的版本如《华阳国志》以及濒临绝迹的乡土志如《金堂县乡土志》（清光绪版本）等版本的影印，使瑰宝再现，让文明重光。

（请其介绍四川旧志整理的情况，讲述相关的故事）

【解说】

旧志是中华文明之树盛开的一朵奇葩。对其的整理，价值多元，其中之一便是编纂方法的讨论。

在我国古来一切的典籍中，志书编纂方法的科学性显而易见。其分列门类具有

系统，合于科学方法。志书到清代而被学者研究，几成为一门志书学。这一方面因为志书的流行，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归因于志书编纂的比较合于科学方法。对此，常璩在《华阳国志·后贤志》开篇便说“善志者，述而不作；序事者，实而不华”。

【画面】国务院、四川省人大常委会（空镜），《地方志工作条例》《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有关旧志整理条款（特写），《四川省历代方志集成》《成都历代旧志书目一览》（西汉至民国185种旧志目录）（特写），《成都旧志（16册）》《成都旧志序跋集》及成都市所辖县（区）出版的旧志整理成果（叠加），数字化整理旧志场景

【采访】高志刚 成都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四川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

成都是志书之源，志书蔚为大观，移步胜景。《成都旧志（16册）》《成都旧志序跋集》的整理出版，是成都地方志文献整理标志性的成果。我们在与四川大学的合作中，不乏经验。

（请其介绍旧志的整理，特别是旧志的数据化建设。讲述整理出版中的故事）。

【画面】全国地方志系统旧方志整理开发利用会（场景）、省、市（州）、县（区、市）整理旧志（情景再现）与出版成果（叠加）

【解说】

畅游在这片人文荟萃的志海里，徜徉在这片文明浓缩的书林中，舌尖上的书香让我们感受到不可言喻的美妙，因为字里行间跳跃着家国情怀的永恒记忆。

我们整理四川旧志的目的，在于保留四川历史的记忆，回望千年与历史对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以之鉴今而知得失，为四川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其他形式不可替代的服务。

在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四川省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春风的吹拂下，四川普遍开展了旧志普查、整理、出版这一项功在当代、惠及千秋的工作，以点校、注释、影印、原版复制等方式，整理出版了一批旧志。其阶段性的成果群证明：四川，不愧为诞生方志大家的地方；四川，不愧为中国的方志之乡！

【画面】《华阳国志·后贤志》开篇（特写），《四川历代旧志目录》（特写），《地方志工作条例》“组织整理旧志”（特写）在醇香四溢的四川名酒汇流中（定格）

【本集完……隐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