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四川省政府曾两度设立省志编修机构，均因时局纷乱而未能竣事。其中，以1942年创立的四川省通志馆，其组织机构最为健全、人员配备最为齐整、修志经费最为充足。在长达七年的修志时间里，李肇甫和陈延杰先后担任四川省通志馆馆长。期间，虽然因战乱和政局更迭的影响，通志馆未能实现最初编修计划，但在调查采访、蒐集资料、聘请硕学等方面作了大量努力和实践，并且于两年时间完成《四川方志简编》一书，可谓于乱世中取得修志成果，实属可贵。

当前关于四川省通志馆的专题研究尚付阙如，散见于《四川省志》或通史类论著的记载，往往存在舛误或相互歧出之处。考其原因，不外乎史料的分散与缺失，尤其是档案文献，利用十分不便。加之通志馆涉及人物众多，范围囊括政界、军界、学界和新闻界，人物的纷繁复杂以及相关资料的分散，造成查找与利用的极为不便。本文则依据四川省通志馆档案，对比、刊正报刊、日记、文集、方志等，拟对民国四川省通志馆的筹备与成立时间、馆长李肇甫的留学问题、总编纂聘请风波、《四川方志简编》编纂及成书问题、旧档的发现与整理情况等史事作一番考证。

其一、通志馆筹备时间。关于通志馆的筹备时间，现有记载有1949年夏开始筹备说。据曾在通志馆任职的陶元甘回忆称：“1942年夏初，张澜和李璜向川省主席张群提议设立机构，续修省志。张群答应了，即于是年夏开始筹备，九月初正式成立四川省通志馆。”［1］《四川地方志纂修源流述略》也沿袭这一说法，认为：“民国第二次议编修四川省志始于1942年，是年夏初，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和李璜向四川省主席张群提议设立机构，续修省志。”［2］上述关于通志馆筹备时间始于1942年夏初之说值得商榷。事实上，通志馆筹备一事开始较早，在1942年3月17日的四川省政府委员会上，即正式讨论并确定了通志馆的馆长人选问题。当天，考虑到通志馆“筹备整理事宜未便久延”，在省政府主席张群的倡议下，会议表决通过“聘本府委员李肇甫暂行兼任馆长”的决定。［3］

二、通志馆成立日期。有关四川省通志馆的成立时间，现有资料记载大多有误。《四川省志》在叙述民国时期《四川通志》编修情况时，称：“1942年9月，四川省主席张群接受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和国民政府参政员李璜的续修省志建议，成立‘四川省通志馆’委派省政府秘书长李肇甫兼任馆长。”［4］《四川通史》亦称：“1942年9月，张群应张澜、李璜等人所请，批准成立‘四川通志馆’”。［5］事实上，自1942年3月17日四川省政府委员会第555次会议确定馆长人选后，通志馆的正式筹备工作即紧锣密鼓地展开。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所有公函、文件、印章等制定妥当，1942年5月1日通志馆正式成立，不久馆长李肇甫将通志馆筹办情况报送国民政府内政部备案。［6］

三、馆长李肇甫留学情况。馆长李肇甫于清末东渡日本留学，应是不争的事实，但其就读学校及毕业情况，仍有待考之处。据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通志馆馆长及总编纂略历》，馆长李肇甫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其完成学业状况为“毕业”。然而，《巴县历史人物》［7］和《九龙文史》［8］均认为李肇甫“入明治大学学习法律。”《中国近现代名人图鉴》进一步提出，李氏“清末以官费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法科毕业”。［9］《临时政府职官传略》［10］与《现代中国政界要人传略大全》［11］则指出，李肇甫于明治大学法科“肄业”，而非“毕业”。

需要说明的是，“肄业”是指在校学习尚未毕业而因故不能继续学业，故其与“毕业”之完成学业（通过审核或考试后取得毕业文凭）有着本质区别。1905年李肇甫东渡日本，正值清末新政方兴未艾之际。其时，清政府为仿效日本明治维新鼓励留学，日本政府也积极吸引中国留学生，大批中国学生赴日求学，仅1905年留日学生达8000余名，形成一股罕见的盛极一时的留日热潮。［12］在留日学生中，有自费、公费和官费之分，而留日速成教育则最为盛行。速成教育是日本教育界专为中国留日学生设置的一种教育形式，目的在于以相对短暂时间，向学生专门讲授实用知识和技能，使学生快速掌握、学以致用。李肇甫负笈东渡，或是走官费速成之路。然而，他所就读的学校究竟是早稻田大学，抑或是明治大学呢？

对此，笔者查阅“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纂的《革命人物志》，内称：李氏于“民国纪元前七年东渡日本，入明治大学法科肄业。”［13］需要强调的是，该书“将历年搜集之革命先烈先进资料，编为《革命人物志》，分集出版”，其目的是：“一则将已有之资料，提供考订；而主要在籍以引发海内外史家学者之注意，共同致力于广度与深入之搜求，翔实考订，俾臻至善”，为此“《人物志》所据之资料，均采用已成之传记、行状、行述、墓碑、或墓表等”，资料的丰富程度保证了所载史实的可信度，同时此说也与前述文献记载相符。［14］据此可以判断，李肇甫于1905年就读于日本明治大学，其完成学业状况为“肄业”。

四、总编纂人选风波。查国民政府内政部函电档案，庞俊（字石帚）之名列于四川省通志馆总编纂名单之上。然而，据曾在馆任职的陶元甘称，通志馆“长期未设编纂部”，“庞石帚收到聘书之后，始终不肯就职。”［15］那么，通志馆总编纂究竟何人？庞俊是否就任？总编纂人选风波背后又隐藏着一段怎样的史事呢？

事实上，通志馆总编纂人选问题一波三折，而内部人事问题纷繁复杂是其原因之一。1943年1月19日，四川省通志馆收到国民政府内政部的来函，以修志关乎“省市制度之因革，地方文物之兴替，以及其他各项有关重要文献”为由，要求四川省通志馆务必将通志馆成立时间、经费、馆长和总编纂简历等报内政部备查，由此促成了通志馆总编纂人选的确定。［16］关于总编纂人选，馆长李肇甫原拟聘请四川大学教授李培甫出任此职，然而“李辞谢，推荐庞石帚”，即曾为川大教授的庞俊。［17］尽管庞俊因故不肯就职，但通志馆仍以“总编纂”名义 ，将其名单及略历等函电至国民政府内政部备案。在颁发聘请函的同时，李氏还于1943年8月9日通志馆向省财政厅发函，以“总编纂庞石帚先生已于七月一日到职”为由，请财政厅加拨“生活补助费二百元，特别办公费三百元”。［18］加拨经费的要求很快获批，并且从1943年7月1日起，省财政厅逐月为庞俊拨付生活补助费和食米。但“庞石帚收到聘书之后，始终不肯就职”，在此情况下，通志馆只好为庞氏代领生活补助费和食米。［19］截至1944年5月，通志馆代领的生活补助费17700元、食米11石。然而在此期间，庞氏始终没有到职。对于生活补助费和食米，庞氏则“以编纂工作未经开始谦不收受”。需要说明的是，这笔生活补助费虽然暂留馆内，但食米因“馆内并无仓厫设备，无法保存”，“只得随月变价”，对外出售，共得价款25081元。1945年6月28日，在庞氏始终不肯赴任且不收受款项的情况下，通志馆只好将上述款项缴还省财政厅。总编纂聘请一事遂无果而终。［20］

应当指出的是，庞氏不肯赴任总编纂事宜，对通志馆造成严重影响。风波过后，编纂部门筹建未果，省志编纂工作自然无法开展。而导致这一恶果的根本原因，据陶元甘称，“是由于人事上的问题未能调和”。［21］从现有档案文献来看，通志馆聘请总编纂一事，迟至1949年才告完成。李肇甫离职后，新任通志馆馆长陈延杰于1949年4月1日到职。陈氏以编修通志“事关文献”为职守，在通志馆的运作方面可谓尽心尽力，到职伊始即着手组织人员，准备开展省志编纂工作。他不但积极筹设编纂部，而且向省政府申请，修改《四川省通志馆组织规程》，正式设置“总编纂一人，副总编纂二人，编纂七人”，明确编纂部编制人员。［22］由此，总、副编纂以及编纂人员的聘请事宜，成为工作的重心之一。值得一提的是，陈氏在聘请修志人员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为此他不仅亲自出面聘请林思进为总编纂，向楚、路金坡二人为副总编纂，还召开编纂工作会议，广泛征求意见，接受众人“公推久任川大、华大教授之彭云生、庞石帚两先生为编纂”的决定。同时，还将蒙文通、罗也昭、张怡孙、邓少琴等“学具专门”的学者“聘为志馆编纂”，使通志馆的编纂部力量得到了充实。［23］

五、《四川方志简编》编纂及成书问题。现有文献关于四川省通志馆编纂《四川方志简编》的记载不一，包括成书过程、志书内容和字数、保存情况等，有待进一步考证。

《四川方志简编》的编纂肇始于主任秘书舒君实，当时他阅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江苏六十一县志》有所启发，便建议仿照该书编纂一部小型省志。此议得到全馆上下的一致同意，尤其是馆长李肇甫，立即安排人员着手编修。通志馆采访组全体及总务组个别人员参与到该书的编纂工作。按照此书的架构设计，在具体分工上，《总论》部分由采访组长负责编写，即概述四川全省情况；《分论》则以每县列一专节的形式，分别交给其余人员分任。1944年全书编纂完成，共9册，60多万字。 志书完稿后，由主任秘书舒君实润饰文字，采访组长陶元甘校阅全稿。

就该书的内容而言，陶元甘等人在编纂时，曾向四川大学借阅了几十部各县《乡土志》稿本，同时还以通志馆所征集的志书和资料为参考，加上该书《总论》部分侧重于研究，如“曾将四川历代人口及正史中有传的川人作出统计”，所载内容全面、可信，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值得一提的是，在编纂《四川通志简编》时，通志馆应国民政府设立《党务》的相关要求，在《总论》中增加《党务》一节，简述国民常在川成立党部的经过。解放后，陶元甘等人担心“《党务》一节可能要出问题”，建议将其删除。事实上，在此之前馆员何域藩出于同样的考虑，“叫人将这一节抽掉了”。［24］2014年5月，笔者应国家图书馆之邀，参与《四川通志简编》的整理出版工作，仔细校对该书文稿时发现，果然不见《党务》的内容。

关于该书的保存情况。《四川方志简编》编纂完成后并未印行，通志馆“限于经费，无款雇人缮写”，出于保存文献的考虑，只好由交由馆内职员抄写。由于通志馆决定“以抄写之多寡为成绩之殿最，酌予奖叙”，故馆员们抄写颇为勤奋，至1944年8月，全志抄写完毕。按照奖励办法，馆长李肇甫于是月11日，呈请省政府人事室，对相关抄写人员予以奖励，其中办事员冯藻光还因“抄录方志简编成绩甚著”擢升为三级组员。［25］解放后，《四川方志简编》全部书稿移交四川省图书馆保存，据陶元甘说，他“到省图书馆查阅方志时，还特意借来看了一下。看见志稿中只掉了一张记载历代人口的附表，其余完好无缺”。［26］需要强调的是，2014年国家图书馆与四川省图书馆合作，拟将志稿公开印行。因此可以说，志稿之所以能保存至今，与四川通志馆的此次缮写不无关联。

六、旧档的发现与整理情况。四川省通志馆以“保存文献”为宗旨，在发掘、整理与保存史料方面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其中旧档整理当是一项重要成绩。［27］然而，学界关于旧档的发现时间、具体内容、整理过程等研究尚付阙如，一些回忆文章也因时代久远表述模糊，为此笔者在比刊各方档案文献后，对相关史事加以考证：

通志馆成立后不久，采访组组长陶元甘在成都督院街省府空房内，见一位叫降绍荣的工人点火吸烟的纸捻上有印泥痕，展开后发现盖有大汉四川军政府的印章。 经指引，他在附近一间空房内找到了摆满了大汉四川军政府卷宗的档案架。陶氏将情况向馆长李肇甫汇报，并且建议由通志馆接收整理这批档案。此议很快得到李的赞同，立即组织通志馆人员整理。

关于这批旧档的发现时间，陶元甘在《记四川通志局及四川省通志馆》一文中回忆中说，发现这批旧档的时间为“1944年或1945年秋”。［28］而据四川省通志馆档案显示，旧档的整理工作包括整编和抄缮两个方面。由于这批摆满整个“厅房”的档案数量巨大，虽然“各组员、办事员咸能勤奋从事”，但全部工作（包括编写了一本档案目录册）迟至1945年10月才告结束。［29］据此推断，这批旧档的发现时间应当是1944年。

至于旧档的具体内容，经通志馆人员逐件整理发现，主要包括大汉四川军政府档卷、四川巡按使公署档卷、省长公署及督军公署档卷以及刘文辉任省主席时的部分档卷。其中大汉四川军政府档卷“多是民、刑诉讼案件”的文卷；四川巡按使公署档卷则是四川巡按使陈廷杰时代的档案，内有“袁世凯迫害和杀害国民党人的卷宗”；省长公署及督军公署档卷为刘存厚任四川巡抚时，“压迫国民党人的材料”，同时“有少量熊克武时期的督军公署档卷”；至于刘文辉任省主席时的档卷，则有少量呈文。［30］

通过对民国四川省通志馆史事的考证，笔者希借此抛砖引玉，推动学界对民国修志的研究，为这一时期的史实重建起到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15］［17］［19］［21］［24］［26］［28］［30］陶元甘：《记四川通志局及四川省通志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7、168、168、168、168、170-171、171、171、171-173页。

［2］吉正芬：《四川地方志纂修源流述略》，《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10期。

［3］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政府委员会第555次会议决议案》，档案号：资14(12)，顺序号279。

［4］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附录》，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428页。

［5］贾大泉、陈世松主编：《四川通史》卷7（民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61页。

［6］［16］［25］［29］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通志馆公函》，档案号：民042-02-2781。

［7］巴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巴县历史人物》，巴县县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版，第133页。

［8］重庆市九龙坡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九龙文史》第11辑，重庆市九龙坡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2003年版，第202页。

［9］熊治祁主编：《中国近现代名人图鉴》，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10］刘刚、焦洁编著：《临时政府职官传略》，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11］廖盖隆等主编：《现代中国政界要人传略大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12］尚小明著：《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13］［14］杜元载主编：《革命人物志》第10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第148页，第1页。

［18］［20］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通志馆致省财政厅的公函》，档案号：民59-2152。

［22］四川省档案馆藏：《修正<四川省通志馆组织规程>第七条条文》，档案号：民59-2153。

［23］四川省档案馆藏：《馆长陈廷杰致省府主席王陵基的呈》，档案号：民59-2153。

［27］《四川省通志馆组织规则》（1943年1月18），《四川省政府公报》1943年，第151期。

（作者曾荣，历史学博士，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方志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