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两志”编纂的节点和难点

刘德元

按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实施中国扶贫志编纂工程和中国全面小康志编纂工程的若干意见》要求,2023年3月11日,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以川志发〔2023〕5号文件印发《四川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编纂方案》。该《方案》包括编纂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编纂任务和完成时间、组织领导和经费保障、工作步骤等内容。

为全面完成扶贫志、小康志(简称“两志”)编纂任务,本文试从3个方面试论编纂“两志”的节点和难点,是否正确,就教方家。

一、扶贫志的时间节点

编纂扶贫志与编纂综合性志书一样,应有较为合理的断限要求。《四川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编纂方案》对扶贫志编纂断限的表述是:扶贫志上限一般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下限为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告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从时间节点看,全省编纂三级扶贫志,应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写起。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根本目标,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使3亿多无地农民获得土地,消除“无地”这一造成发展中国家农民贫困的最主要制度因素。

20世纪50年代,我国采取的扶贫方式主要是救济式扶贫,救济式扶贫被形象地描述为输血式扶贫,是以政府为主体,以国家财政为支撑,以财政补贴、实物救济为主要手段的政策体系。其中,赈济灾荒是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福利思想的一种延续。1950年至1955年,经过大规模扶贫运动的开展,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9.8%。1958年至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发生了较为严重的贫困,据统计,受灾农民从各级政府获得的救济经费将近10亿元。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以无偿发放或低息、无息贷款的形式向农村贫困户发放大量生产和生活资料。1963年至1970年,中国农业银行每年向生活、生产困难的贫下中农户发放专项贷款5000万元。以内陆三线地区而言,工业方面得益于“三线建设”的开展,我们逐步构筑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加快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农业方面,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为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奠定了制度基础;我们初步建立了农村社会保障和教育、卫生体系,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但也不容讳言,由于人民公社时期存在的“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的弊端,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直到1978年,全国仍有2.5亿农村人口处于未得温饱的贫困状态。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适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全国各地各级人民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扶持贫困户从发展生产和商品经济入手,依靠国家、集体力量和群众互助,采取干部分工负责、富裕户扶助贫困户、逐户落实等办法,帮助贫困户发挥自身潜能,达到摆脱贫困的目的。从资金投入看,1978年,全国救济农村贫困户的拨款高达22亿元。至此,我国扶贫工作不仅表现在贫困人口减少和贫困地区加快发展上,更重要的是成功地探索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扶贫开发道路,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为扶贫志编纂沉淀大量的历史资料。

二、小康志的时间节点

按《四川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编纂方案》,四川省编纂小康志上限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下限为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宣告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小康社会”被作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任务逐步提出并不断丰富完善,历经小康之家、总体小康、全面小康等递进式目标提出和践行过程,最终成为我们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阶段性政治纲领和宏伟目标。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我国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村贫困问题得以缓解。到198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2.6倍,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25亿。1986年后,针对相当数量贫困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基本国情,我国成立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开始实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

1994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明确提出用7年左右时间基本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国家扶贫开发投入大幅度增加,明确了资金、任务、权利、责任“四个到省”的扶贫工作责任制,建立了东部发达地区支持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扶贫协作机制,并规范了机关定点扶贫制度。经过不懈努力,到2000年底,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到3209万,扶贫攻坚目标基本实现。

200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明确提出了低收入标准。我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发生了转移,把整村推进、劳动力转移培训和产业化扶贫作为工作重点。此后,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方针,逐步形成了集行业、区域和社会政策于一体的大扶贫格局。

2007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一政策实际上是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进行了兜底性制度安排。

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新的扶贫标准,对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

2009年,我国开始实施人均1196元的扶贫新标准,按新标准测算的扶贫对象达4007万人。这标志着我国扶贫开发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脱贫攻坚,我国实现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惠及人口最多的减贫进程,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里以四川省2012年到2020年的几组数据为例,数据最能体现变化:

1.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43.5%提高到2020年的55%。

2.全省现行标准下625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1501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3.全省森林覆盖率从2012年的35.3%提高到2020年的40%。

4.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从2012年的48.9%提高到2020年的60%。

5.三次产业结构由2012年的13.8∶52.8∶33.4调整到2020年的11.4∶36.2∶52.4。

6.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2.39万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4.86万亿元。

7.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增长8.9%、10.4%。

由此可见,上述数据中所蕴含的变化情况,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反映在小康志中,洋洋洒洒,资料详实,应有尽有。

三、编纂“两志”的难点和处理方法

编纂扶贫志,按《四川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编纂方案》断限要求,扶贫志上限一般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下限为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告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小康志上限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下限为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宣告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这里,笔者认为编纂的难点是,扶贫志上限起于1949年10月,下限断在2021年2月,而小康志上限从1978年写起,下限于2021年7月止笔。这就明显存在扶贫志与小康志交叉重复42年。笔者认为,作为这样一部历史跨度长、涉及面极广且交叉重复42年的专题性志书,这就给编纂扶贫志和小康志带来一定难度。因此,编写扶贫志和小康志,就得把握好二者之间既互动又游离的关系。其中,扶贫志关键是要抓住“扶贫”这个关键词作文章,而不仅仅是从“摆脱贫困”或“救灾减贫”这种“民政”意义上去考虑志书的上限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组织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为摆脱贫困、改善人民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实施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着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这些成就既是这一战略目标取得彻底胜利的标志,也是这一事业从扶贫、脱贫阶段开始迈向乡村全面振兴目标的重要标志。因此,要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出扶贫事业和脱贫攻坚伟业,就要把扶贫事业放在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2021年2月这一历史阶段中去反映。

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这一阶段受综合国力的影响和制约,扶贫工作主要是由党和政府对农村贫困群体、边远落后地区群体、因灾致贫群体、战争伤残群体实施救济式扶贫。其主体资料的来源,从宏观上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刊于1986年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有所涉及;从地方志书看,第一轮三级志书和第二轮三级志书中的民政工作和农业篇多有记述。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期的扶贫政策、扶贫办法,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扶贫工作、扶贫机制,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可以略写,重点是在1983年起,国家在继续扶持贫困户发展生产的同时,投入更大力量对贫困地区实行经济开发,因此说,1983年是开发式扶贫的起点。

1986年,我国开始第一次大规模对扶贫开发政策的调整,成立了专门扶贫机构,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确定了划分贫困县的标准,200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出台,将国家级贫困县改为扶贫开发重点县。以此为标志,我国扶贫开发工作进入下一阶段。扶贫扶智、对口援助、土地流转和外出务工,成为此一时期扶贫的主要形式。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强调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航拍湖南湘西十八洞村(图片来源:新华网)

2013年至2020年,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脱贫”目标的关键。此一时期,无论是扶贫志还是小康志,都是记述重点。按篇目设计,笔者认为,扶贫志应考虑这样几方面内容:

1.扶贫工作对象及扶贫重点县(区)、乡镇、村。

2.扶贫战略与规划。

3.扶贫工作机制体制、政策支持。

4.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及农村水、电、路、通讯等方面的变化和发展。

5.生态扶贫、易地搬迁、农村安居工程及农村人居环境的变化和发展。

6.产业扶贫及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调整和变化。

7.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行业扶贫及农村社会事业进步。

8.社会帮扶。

9.对口协作、对口支援。

10.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包括党政机关定点帮扶、第一书记制度的建立、抓党建促脱贫、村级干部人才培养等)。

11.监督检查与考核验收。

12.表彰奖励与扶贫先进典型。

13.机构、队伍建设。

14. 人物。

特别是人物,要运用好地方志书“以事系人”的方法,把先进人物的活动及贡献以“故事”的方式记入志书。

至于小康志的编纂,按篇、章、节、目四级结构,除图照、概述、大事记、附录外,应从1978年开始到2021年7月,包括小康社会的提出、机构设置、精准扶贫、脱贫攻坚、脱贫普查、居民收入、居民消费、小康人口、小康家庭、总体小康、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等发展历程立题立意,重点在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对全面小康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如驻村第一书记、下派干部、援助干部、企业家等,可放在人物传、人物简介入志。

“两志”记述应严格按横排纵述要求,做到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不缺主要事物和事物的主要方面,对涉及多个行业、部门齐抓共管的事类,一是资料共收,二是集中记述,既不要以偏概全,也不要笼统综合,应力求点、线、面脉络清晰,见事见人。对二轮志书记有扶贫内容但记述不全面的,“两志”应展开记述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二轮志书漏记扶贫内容的,应从扶贫、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到全面小康全面记述。

记述要寓观点于记述之中,要特别注意用好数据资料,既不能记流水账,也不能罗列扶贫项目数据,以数代文,以表代文,力求记述内容综合性、著述性。节、目记述内容应从事物发端写起,尤其是脱贫攻坚成果、小康社会的建成,要计划单列,或章或节,领属得当,标题简明准确,记述到位。对于跨行业、跨部门的相关工作和“齐抓共管”的工作,要注意记述反映面上的情况。例如,各部门或干部包村脱贫攻坚,不仅要有面上情况,还应记述典型代表、典型项目、典型人物,立体反映脱贫攻坚绩效、成果,包括重大扶贫项目评价验收情况,全面小康情况。同时,注重脱贫攻坚事业中具有代表性和重大意义事件的记述,做到突出重点、章明因果、彰显特色。否则,就会陷入“部门志”“单位志”的误区。

此外,还要客观合理处理好扶贫志与小康志的交叉重复问题,客观分析“两志”所记述的事物主体,即我国扶贫工作和小康建设工作,其二者本质上相互交叉又各有不同。扶贫工作起步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早于小康建设,大概分为制度扶贫阶段(1949—1978)、体制改革扶贫和开发扶贫阶段(1979—2012)、精准扶贫阶段(2013—2020)等。小康社会建设从1978年开始到2021年7月完成,先后经历提出小康、解决温饱、总体小康、全面建设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等发展历程。也就是说,扶贫工作前后历时71年,建设小康社会42年,扶贫工作跨度大于小康社会建设。其中,从1979年开始提出至2021年7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整个小康社会建设42年期间,扶贫工作与小康建设同频共振,同步进行。特别是在一些相对落后、欠发达地区,扶贫工作至关重要,没有扶贫工作就无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注意到这两点,就不难处理扶贫志与小康志之间的交叉关系,进而确保“两志”全面反应从脱贫攻坚到全面小康的成果,保证志书质量。

结 语

由于历史和自然原因,全省各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特别是贫困地区的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故而政府采取扶贫的政策和手段也不尽一致,有先有后,有轻有重,扶贫、脱贫的程度、全面小康社会建成的水平和时间也有所不同。为此,“两志”务必处理好交叉重复,全面、真实、客观记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扶贫、脱贫攻坚的政策、态度、力度以及取得的成果,全面反映小康社会。对此,各级地方史志机构应予高度重视,严把政治关、资料关、体例关、史实关、保密关、审核关,为民族复兴书写“信史”,为脱贫攻坚修志立传,为新时代中国留下“小康印记”。

参考资料:

1.彭清华,《坚定践行新发展理念 奋力绘就新时代治蜀兴川新画卷》,《四川日报》2021 年5月31日第1 版。

2.中国扶贫在线。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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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刘德元(中共内江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

配图:方志四川